供给制见证西宁艰难岁月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工资，只是以实物兑现，食粮、菜金、煤炭、细粮补贴、鞋、袜、棉被补贴、过节费、轻病号补助、伙夫费及普通津贴等项，一律折成米数包干供给。年轻的读者不了解那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本期《青海视野》带您了解那特殊时光。
供给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由于工作关系，记者和西宁市政协文史办主任王廷育聊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供给制，他无意之中道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头戴八角帽，身穿列宁装；青稞窝头当干粮，再加一碗老菜汤。”说起供给制，五十年代来青海的老同志就会想起这句当年很流行的话。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建国初期青海省机关政府工作人员衣着、饮食和零用钱方面“捉襟见肘”的艰难情况。
王主任说，五十年代的供给制，其实就是按大致相同的标准直接供给生活资料的一种分配制度。自建国至1952年初，由于财政困难，在国家机关、学校、党派、人民团体中，大部分工作人员仍维持着供给制(或包干制)待遇。供给范围一般包括个人的衣、食(分大、中、小灶)、住、行、学习等必需用品和一些零用津贴，还包括子女的生活费、保育费等。它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形式，带有战时共产主义分配制度的性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950～1954年，约有10%的职工(主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
1954年改成供给标准稍高的包干制，即由国家发给一定数量的实物和货币，由领取者自由支配使用。1955年，取消供给制和包干制，全部实行工资制度。
省委书记的月津贴是10元
据王主任掌握的资料显示，1949年9月5日原西宁市副市长高仲远先生随解放军一军来到西宁，五十年代初期曾先后任三个区的区长、西宁市副市长、常委兼统战部部长，他最有资格见证那时解放初期的情况。“时间大约是1952年8月，那时土改工作已搞完，又经过三反五反运动，新来的市委书记张效良的津贴是5元，省上厅级干部是8元，省委书记张仲良在一次大会上说：‘艰苦朴素是我们的传家宝。要说待遇，我这个省委书记津贴才拿10块钱，但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原来省领导津贴是10元。”高仲远先生说，那时他是区委书记兼区长，每月津贴三元，比一般干部只多一块钱，他爱人在团委工作津贴只有两元钱。休息时看到街上有卖酿皮的，没有吃过很想尝尝，但是真拿不出来钱，牙膏、牙刷、毛巾、肥皂都要靠这几个钱呢。借钱也没地方去借，大家都是一样的。当时吃大灶，主食白面少，青稞面多。因那时主要还是水磨面，白面因秋天水泡过的多，所以磨出的面很牙碜，副食菜就是大头菜，连个萝卜都没有，经过冰冻又化开的大头菜非常难吃，菜里油水也少得可怜。
据高老回忆，有一年过春节，区里的一位民主人士，请他和另外一位副区长到家里吃饭，他们想买包点心、饼干带上，可是囊中羞涩，实在拿不出钱来，但又盛情难却，只好硬着头皮到了人家。不过在这位同事家，平生第一次吃到了鱼，很难忘。那时两个冬天发一套棉衣，单衣是一年发一套，两年发一套衬衣，鞋是不定期发。后来实行工资分，把发的衣物、伙食、津贴三项又都折算成了工资分，他当时是一百多分，合下来每月有一百零几块钱。不长时间又开始拿级别工资了，成为一名十七级干部。当时大家工作只讲奉献，少有人讲享受，大都胸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三张票证印证历史
王主任的手头收藏有三张票证，可以印证当时西宁供给制的情况。一张为“干部保健证”，粗纸油印，上面标有：1951年至1952年青海省委组织部制，有字第号，保健等级，姓名等字。内容一侧为具体人物登记表，另一侧为两年内每月肉斤数及折价。证的背面写有几点说明。
还有一张是1951年西宁市委行政科制的津贴发放表，应该是供给制变通为“包干制”过程中，人们领取津贴的登记表。上面人员密密麻麻，按职务罗列，区级干部是大灶、县级是中灶(当时市委书记段文义、副书记郭凤鸣也是中灶)，小灶没有登(一军政治部副主任张国声等吃的是小灶)。应当发的津贴费、保健费和保姆费等，并有当事人的签名盖章等。
另外还有几枚“西北票”，上面标注有“西北军区后勤财务部饭票，一九五一年一月印发，陕甘宁青新”，票面分为三色，左面是西北军区后勤财务部篆书红印，右面标有红色十四两、蓝色二十六两和咖啡色二十八两三种。
这些珍贵的供给制票证，直观、真实、亲切地告诉了我们事业初创时期的不易，革命精神之珍贵。
解放区都有自己的流通币
王主任又提到一位朋友，西宁市委原党史研究室主任陈庆春。提起那段岁月，陈庆春说刚解放参加工作时，实行的都是供给制。最早在西北局工作时吃饭就分大灶、中灶、小灶，小灶是高级干部用的，中灶是处级干部用的，一般干部都是吃的大灶，做什么吃什么。供给制发的零花钱叫津贴，主要就是买个肥皂、牙刷之类的小东西，刷牙缸也是公家发的。
陈老1950年刚来青海时各地币制尚未统一，供给制发的有限津贴，是西北局制的“西北农民银行”票子，大家都称为“西北票”，是当时西北地区通用的“人民币”。
老同志们记得，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流通币，如华中银行币、中州农民银行币、东北银行币、西北农民银行币和陕甘宁边区商业流通券等。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后，原来流通在各解放区的地方币陆续停止发行，并按规定比价收回。人民币对东北银行币、长城银行币比价为1：1000；人民币对西北农民银行币和陕甘宁边区商业流通券比价为1：2000。在全部收回前，各解放区自己的流通币按一定比价照常流通，大概一直到1952年底才停止使用。
供给制人员大多是单身汉，还有旧政府留用人员，拖家带口的，他们实行的是薪金制。当时青海发的津贴是以小米折算的多少分，处级发200斤小米、一般干部发100斤小米，是按照小米当时的市场价折算以后发的钱，供给制只能养活自己，没有钱下饭馆，老家要是有事，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有特殊事情只好给组织写申请补助，请求救济。机要干部比一般干部津贴多一些，每月多三斤肉，折算成钱发给本人。
陈老解放初刚到西北局工作时，就是供给制，吃大灶有时有白面，一个星期还有肉。一年后调青海，部队驻地就在马步芳公馆里，第一顿饭就是青稞面窝窝头、大头菜(甘蓝)。白面一直也没有，成年累月吃黑黑的青稞面窝头，用搪瓷碗打菜，菜是大头菜、萝卜，一吃就是一冬天，连白菜都没有。
工矿老书记吃不起大饼油条
询问了身边的几位老同志，他们简单地回顾了供给制的过程。1950年7月中央财政部规定《中央级直属各机关1950年度暂行供给标准》，其中个人生活部分的生活费，包括：食粮、菜金、煤炭、细粮补贴、鞋、袜、棉被补贴、过节费、轻病号补助、伙夫费及普通津贴等项，一律折成米数包干供给。供给标准为：大灶每人每月折米130斤、中灶每人每月折米165斤、小灶每人每月折米225斤。
陈老清楚地记得，生活费中包括食粮、菜金、燃料、鞋袜及被子等在内，每人每月大灶60分、中灶85分、小灶110分。津贴费中普通津贴：区长级以下干部12分，县长级干部18分，专员级以上干部25分。特别津贴：正省级及相当级别以上人员，每人每月100至250分；保健费中甲等每人每月17分，乙等每人每月14分、丙等每人每月11分、丁等每人每月8分。
实行供给制时没工资，没有钱有时候也会遇到无奈的事。原南川东路电动工具厂老书记李广仁说，记得刚从山东来到西宁时因水土不服生了场病，生病期间很想吃大饼油条。那时候，一个大饼和一根油条仅要两三分钱，但就是这点钱，也拿不出。因工作需要，他一直想买一块手表，这个愿望直到1955年取消供给制实行薪金制后，省吃俭用，花了两三个月的积蓄才得以实现。
用实物计算职工薪资
说到供给制，几位老同志按捺不住激动，陆续翻开了几份手头上的文献资料，并讲述了那段历史背景：供给制有一个创建、发展、完善的过程。它是在战争条件下形成的。正因为打仗决定一切，因此，供给制的最初建立，首先就是以保证部队的战斗力为首要目的，后方党政干部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生活需要都在其次。
陈老说，他当年到职时，正是换装季节，从总务股领了一套中号的灰蓝色吊兜服，一顶单帽，一套白布衬衣，一床黄面棉被、褥子和一个枕套，一双布鞋和袜子，洗面盆、毛巾、肥皂、牙刷、牙粉等都按数配齐。供给制的服装：单衣两年三套，棉衣三年两套，棉大衣、棉帽子、棉大头鞋各一件。供给物品按年按月发给。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这么多新东西，兴奋极了。
那时，国家为了保证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尽量少受物价上涨的影响，决定进一步采用实物计算职工薪资的办法。
国家干部的工资分由伙食分、服装分、津贴分(也就是基本生活必需的衣、食、用)三部分合成。每月“伙食分”有三等，高层干部“小灶”为102.5分，中层干部“中灶”为77.5分，基层干部“大灶”为52.5分。各级干部的服装分都是每月17.5分，统一发放干部服。至于津贴分，则按照级别而有差异：最低15分，最高1586分。
公务员工资制度的演变
1952年7月1日，政务院发出《关于颁发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人员津贴标准及工资制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通知》，走出工资改革的第一步。它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自上而下分为29级，工资随级别而定，不以当时尚不稳定的货币为结算单位，而以实物为基础进行折算，又称“工资分”，也即老干部们常说的“工分”。
1955年7月之前，全国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除了沿用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之外，普遍实行的是工资分制度。这一年，我国开始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别从1级到24级，月工资从590元到45元不等，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历时30余年。
公务员工资制度的演变从建国初期到现在共经历了1956年、1985年、1993年、2006年四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基本建立了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
供给制向薪金制分配制度的变革，是党由幼稚走向成熟，不断与时俱进精神、科学发展的一个实践过程。从另一个侧面，也让人们看到，在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党员领导干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廉洁自律的高贵品格。王主任手头珍藏的这几张青海供给制票证，让人们记住了一段历史、一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