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监狱实验被它的同名新电影批评(图)

15.08.2015  03:18

实验开始了

1971年8月14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汤米·怀特洛被一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惊醒。睡眼惺忪的他被破门而入的警察从床上拖了起来,被搜身、扣上手铐、押上警车;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衣服被剥光、浑身上下被喷上消毒剂、被套上一件印有身份号码——第647号——的囚服,然后被押进监狱。和他一样从大学生变成阶下囚的,还有其他8个年轻人。

犯人”被蒙上眼带进警察局

当然,这只是一场实验;事实上,它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的心理学实验之一——斯坦福监狱实验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缩写SPE)。

这一切是心理学家菲利普 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一手策划并导演的。为了一项关于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津巴多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是每天15美元,期限为两周。”一共有70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9名犯人,9名看守,6名候补。

津巴多发布的广告

此后发生的便是那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年轻的志愿者很快进入了自己被指定扮演的角色,“看守”逐渐表现出虐待狂病态人格,而“囚犯”显示出极端的被动和沮丧。实验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囚犯”在“看守”手下忍受着惨无人道的虐待,他们遭到嘲笑、一丝不挂、不能睡觉、被迫在塑料桶内排便。当实验进行到第6天,“看守”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时,站在监控屏幕前的津巴多终于忍无可忍,提前叫停了这场实验。

“这项囚禁体验,让人将一生所学——尽管短暂——但确实弃之如敝屐;人性价值被摒弃,自我认知受到挑战,人性中最丑陋、最底层、最病态的一面浮出水面。”——这是津巴多对这场实验的结论。他将这种人性的变化称为“路西法效应”;路西法曾经是上帝最为宠爱的天使,后来堕落成了恶魔撒旦。

看守”要求“犯人”们面对墙站立

囚犯”戴上的脚镣

看守”出发“镇压”叛乱

看守”们闯进每一个狱室把“犯人”衣服脱光,把床挪走,并将叛乱的领头者单独关押。

犯人”们被迫进行洗马桶、俯卧撑等无意义或屈辱性的活动。

津巴多将实验的录像带交给了NBC电视台,后者于1971年11月26日做了一个专题节目;1973年,《时代》杂志又对该实验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相关媒体报道反复重申津巴多的观点:只要环境稍作改变,最出类拔萃、最光彩照人的人也会变成残暴的野兽(有权力)或丧失自我的奴隶(无权力)。

此后,斯坦福监狱实验成为不计其数的书籍和记录片的主题,多部电影基于它改编,至少有一支朋克乐队以它命名。SPE,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文化符号,一个关于“人性本恶”的恐怖提醒。

它的影响在44年后的今天仍未消散。就在上个月,2015年7月17日,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北美上映。该片在实验记录的基础上展开叙事,逼真地还原了原始实验的细节。参演过《几近成名》(Almost Famous)的比利·克鲁德普(Billy Crudup)在片中饰演津巴多,而津巴多本人则担任该片的顾问。

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2015)

纪录片《沉默的愤怒:斯坦福监狱实验》(1992)

电影《死亡实验》(2001)

电影《死亡实验》(2010),翻拍自2001年的德国版

然而有趣的是,这部今天上映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批评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影片在多处暗示,该实验在设计上存在着种种不科学或不可靠之处;它甚至故意安插了一个特别的角色,来指出津巴多并非一个公正的研究者。

事实上,早在1975年,就有两位心理学家发表了一篇批评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方法的论文,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纳粹暴行仍历历在目,苏联则在冷战中占据上风——美国公众对那些质疑的声音充耳不闻。

直到新千年,人们对那场实验的怀疑才逐渐上升。2001年12月,斯蒂芬·莱谢尔(Stephen Reicher)和亚历山大·哈斯莱姆(Alexander Haslam)与BBC的纪录片部门合作,部分复原了津巴多的实验环境,进行了一项为期八天的研究。看守依然身着制服,有权对囚犯稍加赏罚,但被告知其任务是让监狱平稳运行。伴随着实验的进程,研究者发现,看守们并没有凝聚成一个集体,反而逐步分裂;相反,囚犯却产生了集体认同,他们团结起来,用各种花招挑战看守的权威。

2007年,托马斯·卡纳汉(Thomas Carnahan)和山姆·麦克法兰(Sam McFarland)指出,当年津巴多在报纸上刊登的那则招募广告——“寻找一项针对监狱生活的心理学研究的志愿者”,其措辞也许对实验的结果产生了影响。这两位学者先是重登原始广告,随后又发布了删去“监狱生活”一词的广告,结果发现,两个广告征召的参与者在一系列心理测试中取得了不同的分数;那些认为自己是参加监狱生活研究的志愿者,在攻击性、独裁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度,以及社会支配倾向等指标上,都明显比后者要高出一筹。

2011年,当年那场实验的“看守”之一约翰·马克接受媒体专访,透露出一些令人哗然的信息。马克告诉记者,在参与实验的那几天,他每天都服用大麻;而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津巴多一直在刻意地制造紧张的气氛;他还表示:“我不觉得那是一个为期两周的实验;津巴多就是想要在短时间内制造出一个戏剧性的高潮,然而让一切戛然而止。他始终知道他想要什么,始终在尝试操纵实验的走向。

而斯坦福监狱实验最著名的反对者,也许是波士顿学院心理学教授彼得·格雷(Peter Gray)。格雷教授编写的心理学入门教材被北美许多大学采用,目前已出到了第六版,但这本教材中并没有提及斯坦福监狱实验。2013年,格雷还在《今日心理学》杂志的个人博客上撰文,详细地分析为什么斯坦福监狱实验是“毫无价值的”。

实验志愿者的家属正在等待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21个年轻男子被要求扮演看守和囚犯。那是1971年。当时有许多关于监狱暴力和看守虐待囚犯的新闻报道。”格雷教授在文中写道,“那么,在这场游戏里,年轻人‘应该’怎么表现?他们难道‘应该’围成一圈坐下来,愉快地谈论体育、女朋友或者电影?不,当然不是。这是一个关于囚犯和看守的研究,那么志愿者的工作显然是要扮演囚犯和看守——更确切的说,是表演出他们对于囚犯和看守的刻板印象。”

当今心理学界一个几乎可称为“共识”的观点是,心理学实验的参与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他们觉得研究者希望他们表现的样子。这种反应被心理学家称为“需要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任何实验中那些会给受试者提供暗示、让他们能猜测研究者希望他们怎么做的实验特征,都像是一种“命令”;心理学实验应该消除或尽量减少这种命令,但是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这种命令无处不在。

事实上,当年那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志愿者,甚至都不需要去“揣摩”研究者的心思或意图——津巴多直接告诉了他们。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中,津巴多陈述了他在实验开始前对“看守”们说的话——

我们不能对他们(囚犯)实施肉体上的虐待,”我说,“但我们可以制造无聊。我们可以制造烦躁感。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感到恐惧。我们可以制造一种主宰他们生活的武断权力……他们没有任何隐私,他们始终在监管之下,他们没有行动自由,他们不能做任何、说任何我们不允许的事情。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剥夺他们的个体性……

精神几近崩溃的“犯人

上述这段津巴多跟“看守”的“通气”,被普遍认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最大弊端——研究者即使没有在操纵这场实验,也把自己的意图表现得过于鲜明,即证明牢狱环境的残酷性、或是证明人们一旦被赋予权力就会变身恶魔。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志愿者们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们那样做也许是为了实验的“成功”,为了科学的善名,甚至可能是为了给现实政策提供佐证、以改善美国监狱内囚犯的生存处境。

如果津巴多当时换一种说法,情况会怎样?如果他当时跟“看守”表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检验,人们有可能在看守囚犯的同时也是一个体面高贵的人,大学生们在此后实验中的表现是否会明显不同?在许多人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但话说回来,近年来的这些质疑,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论。别的不说,就说2001年那场BBC监狱实验,它本身又有多少说服力呢?在2001年,斯坦福监狱实验已经众所周知,参与BBC实验的志愿者,恐怕也有他们的“需要特征”,即表现出与原先那场实验迥然不同的行为。

可惜的是,今天的研究人员已经不能像半个世纪之前那样、无所顾忌地探索人性之恶。在美国,学术审查委员会不断提高研究实验的伦理标准,其结果是,类似斯坦福监狱实验、以及差不多同样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那样将人置于某种“道德困境”的行为研究,再也不被允许开展。

也许,比“人性本恶”更为糟糕的,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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