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保运执照走过的运粮路

　　这是一张保存完好的保运执照，上面记载着商民马敏斋从乐都县运八斗小麦到兰州时，所征收4块大洋税费的记录，其中包括保运费大洋2元、救灾赈捐款大洋1元、教育基金款大洋1元。保运执照上印有民国时期青海省政府保运局的大红印，并盖有经证人和局长的章子，一路上沿途军警局查验、放行都会盖上章子。凭着这张保运执照，马敏斋经过层层关卡从乐都县出发途经老鸦峡一直抵达兰州，才把粮食送到，小小的保运执照到达兰州后，已是印记累累。现在这张保运执照一直保存在刘平先生家，对于保运执照背后的故事，程起骏先生曾通过其收藏者有所了解。在程起骏先生的印象中，有关保运执照背后的故事都含着高赋税带给当地商民的苦难记忆。

　　保运执照在当时也被称作“保护粮食运输”的凭证，实际上是旧社会政府向青海百姓摊派的额外税收。这张略显陈旧却字迹清晰的保运执照上的时间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9日。据程起骏介绍说：“1931年，甘肃省各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正值夏末秋收时节，粮食歉收，粮价飞涨，人们不得不从周边省购入粮食，那时候青海建省没几年，很多地方的市场还不是很活跃，很多家里有余粮却仍然不富裕。为了生存人们互通有无，在青海有余粮的人家将自家的粮食卖去甘肃，来赚一些钱以供家用，所以青海的粮食一时间缓解了甘肃荒年之需。当时往返于青海甘肃两地贩运粮食的生意人有很多，有的是青海当地的农民、有的是专做粮食生意的商人，也有一些像马敏斋一样的丹噶尔古城的企业家。当年，为了运粮去甘肃，马敏斋选择在乐都购买，主要是因为西宁的粮价是每斗2.5元大洋，乐都则便宜些。他所运的八斗小麦其实是1200斤。而4块大洋的税费可以买200斤粮食，所以即使能便宜地购买粮食，税赋之重仍是很多商民们所承受不起的。”

　　那时候运粮到外省是不容易的，为了运粮卖粮，商民们都是自己准备交通工具，运粮食的车也是五花八门，有牛车、骡车、驴车、马车等。每逢出发前商民们总会用牛毛、羊毛等织成的口袋装粮食，这种口袋结实耐用也便于驮运，装完粮食后再将一个又一个包装口袋捆在车上后就返回了。一路上道路艰险难走，遇到下雨天一些土路往往泥泞不堪难以通行，运粮的商民们不得不绕道而行，即使是这样，一路上所交的税仍是有增无减。

　　“保运执照包含的税种繁杂，除了保运费、救灾赈捐款、教育基金款这三种基本的税以外，还包括印花税和为了通过关卡而给的‘好处费’等隐形成本，从乐都经过小峡口时，需要申请，而且经常会等很久，像马敏斋这样的商民一路上不仅要担心粮食的安全，还要照料运粮牲口，喂草、加料、饮水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每次运粮收成却不多，可见百姓运粮去外地换些钱是相当不容易的。”程起骏说。

　　一张保运执照展现出84年前马敏斋运粮的艰辛历程，程起骏说：“比起上世纪30年代，现在往外地运粮食也便利多了，保运执照所记录的漫漫运粮路也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