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严新环保法还需强势落地

05.03.2015  11:09

  钟南山: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APEC期间,雾霾程度降低了51%。北京下了很大功夫,这说明“APEC蓝”可以做到,需从政府到有关部门到群众都努力

        顾逸东: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过去的经济发展中,政府过于重视GDP的增长,对环境影响后果认识不足,甚至认为GDP是刚性的硬指标,环境质量是软指标,这就造成环境执法不严

        包景岭:全国人大代表,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研究项目领导小组成员

  大气污染治理不可能立刻百分之百解决,如果脚踏实地,一个点一个点地去争取,我们就没有必要悲观。反之,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光喊口号,该污染的还污染,那就只能恶化

        陈振楼: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之前环保部相对弱势,现在比较强势了,这与新环保法的实施有直接关系。但要在一两年内发生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环保问题非常复杂,牵一发动全身

  【开栏的话】每逢全国两会,引发热议的话题无不紧贴民生问题,诸如环境治理、反腐倡廉、房价调控、医疗改革等。本报将在两会期间打造“国是论坛”栏目,由代表和委员谈谈他们眼中的国计民生议题。3月1日,不少政协委员抵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天并谈及雾霾。当天,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也放出“狠话”:要把环保不守法翻过来。昨天的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傅莹亦回应了治理大气污染问题。两会召开之际,雾霾和环保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期“国是论坛”,京华时报记者就治理雾霾这一话题采访了相关代表和委员。代表建言称,要扭转大气污染现状,重要的一点在于,被称为史上最严新环保法执行时还需强势落地。

  京华时报记者黄海蕾刘雪玉张然

  关于雾霾成因

  一味追求GDP,根结在发展观

  京华时报:雾霾的成因表面上主要是工业排放、燃煤排放、汽车尾气,以及施工场地和道路的扬尘造成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背后有怎样的深层次原因?

  顾逸东:首先是我国能源结构问题,我国70%的能源是依靠燃煤,相对于油、气,燃煤的污染更重。另外,我国的经济结构也有待调整,我们曾经的、甚至当下的一些经济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低效益的发展。

  陈振楼:煤炭资源占比高,钢铁、水泥等重污染的经济结构占比大。从转变能源结构看,一是采用电、气、风能等替代资源,另外,加快煤转电、煤转气等技术提升。

  包景岭:一味追求GDP、非绿色发展……这些都是深层次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发展观。可持续的、科学的、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发展观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谁来建立?首先是政府,然后是企业。80年代,我到国外跟专家交流,问他们花费最多的课题是什么?记得斯德哥尔摩的一个课题是说他们旁边有一个森林,里面有一群鸟,人们发现这个鸟在减少,研究鸟为什么减少。从北极到斯德哥尔摩迁徙路线的沿途做调查,最后发现鸟蛋的蛋皮含铅量高。那时候汽车还是含铅汽油,公路从森林里过,就污染了两边的草籽,鸟吃了以后蛋含铅量高,影响了孵化。当时想,为什么花钱研究这些?现在看来,人家研究得有道理啊,生物多样性啊。

  关于APEC蓝

  强力治霾过后,污染程度减半

  京华时报:北京“APEC蓝”的经验表明,雾霾并非无法克服,依靠“人努力”也是可以解决的。“APEC蓝”背后的治理模式能否复制?治霾当务之急应该做什么?

  钟南山:有一个事实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最近发表过一篇文章,是我与北京大学等机构做的研究,发现奥运期间北京地区的雾霾程度减少60%,PM2.5降低27%。人的血压、心率,还有肺部炎症呼出的一氧化碳都有所下降。而APEC期间,雾霾也降低了51%。北京下了很大功夫,这说明“APEC蓝”可以做到,需从政府到有关部门到群众都努力。治雾霾当务之急,首先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两者的关系。我还是那句话,不要用GDP作为主要的、唯一的衡量标准。

  顾逸东:“APEC蓝”背后是大量工厂临时停产,这显然是不可复制的,除非我们不要发展了。治理雾霾是个系统工程,涉及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地方政府对发展方式的认识转变,另外,还需要坚实的科技支撑,比如全面提高能源效率,发展绿色能源技术、煤的清洁利用包括煤的气化技术等,目前有些技术还不成熟或成本高,需要加紧攻关。

  包景岭:“APEC蓝”的意义在于表明这是一个方向,告诉你可以做到。不是中国气象条件不行、环境条件不行,没有污染源,再恶劣的条件也是蓝天白云。为什么北京应该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APEC蓝”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国的华盛顿、加拿大的渥太华、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巴西的巴西利亚等,都是着力发展首都核心功能。哪个发达国家的首都有2000多万人?

  陈振楼:当务之急肯定是深化改革、调结构。但如果见效快倒是有几种方式,首先是全面关停小煤窑,现在煤炭生产过剩,关闭小煤窑不会对经济产生大影响。另外关闭小钢铁厂、小玻璃厂,目前中国的钢铁业也是过剩的,小钢铁不但经济效益低而且耗煤巨大。第二,对于大货车、黄标车的治理也尤其重要,上海凌晨时分空气很差,相信北京也是,这足以表明它影响之大。强制企业安装过滤装置,同时整治车企冒用国标问题。第三就是洗煤,要求煤企必须洗煤,不清洗的煤入市要狠罚,直到其关门。

  关于环保执法

  环境是软指标,造成执法不严

  京华时报: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3月1日说,过去环保执法过松过软。这是因为执法过程中走形式所致,还是旧环保法“执法乏力”所致?

  顾逸东:两方面因素都有,原来的环保法不适应快速发展的形势,虽然也包含了一些处罚条文,但是处罚力度过轻,造成企业的违法成本不高,而守法成本却很高。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政府过于重视GDP的增长,对环境影响后果认识不足,甚至认为GDP是刚性的硬指标,环境质量是软指标,这就造成环境执法不严。

  钟南山:国外很多煤在产生污染前都是要控制和处理的,但是我们没有。如果违法后企业就不能开工,这些情况就会有所好转。

  包景岭:1989年我们有了《环保法》,开始处罚一个是起到经济制裁作用,把你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另一个是面子作用,企业被罚了,企业形象非常不好,最初能够带动一些企业加强治理。但是随着治理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守法反而成本更高。所以新环保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态。

  环保执法弱势,一两年难改变

  京华时报:今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的新《环保法》正式实施。新法赋予环保部门享有扣押、查封权、按日计罚权和行政拘留权。新法的实施能否让环保执法过软翻过来?对治理雾霾能起到多大作用?

  顾逸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最严新环保法还需强势落地。我们经常说“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要使得人们遵守法律、敬畏法律,不仅需要拿出警醒世人的案例,并特别需要持之以恒,长抓不懈。过去,环保部门在执法中存在一定困难,当然也不排除腐败以及人情等问题,使得环保法的执行不尽如人意。新环保法实施后,同样也要面临以上问题,因此从立法到落实并不是个简单的过程,也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的共同努力。新环保法实施后,将提高违法成本,企业造成空气污染后面临巨额环境修复费、行政罚款,甚至因罚款倒闭。

  包景岭:这跟酒驾入刑一样。以前劝酒的说,没关系,你喝吧,我替你交罚款,这瓶酒就值1000块钱,多喝几口不就喝回来了么?所以好多人明明喝了酒还去开车。现在被抓住拘留15天,有头有脸的人一天也受不了。另外,“最严”只能说是史上最严,跟国外比还有很多宽松之处。

  陈振楼:之前环保部相对弱势,现在比较强势了,这与新环保法实施有直接关系。但要在一两年内发生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环保问题非常复杂,牵一发动全身。新环保法赋予环保部门更多权力,但这个权力如何拿捏“”,还要看经济发展水平,这就考验领导的智慧,搞环保工作几十年,我的体会是不能放弃发展搞环保。

  关于治霾时长治霾过程漫长,估计要用20年

  京华时报:英国1956年颁布《空气洁净法》,治霾用了近30年,中国治霾会用多少年?

  包景岭:时间多久要看力度的大小,要看我们的投入有多少。大气污染治理不可能立刻百分之百解决,如果脚踏实地,一个点一个点地去争取,我们就没有必要悲观。反之,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光喊口号,该污染的还污染,那就只能恶化。

  陈振楼:估计要20年时间,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是个漫长的过程。中央制定十三五规划中,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要进行重大调整,重化工产业的比例绝不能提高,增加低能耗、绿色、环保产业。这很大程度取决于政府的改革决心,要把规划落到实处,我一直反映规划、实施两张皮的问题,政府想作为,这些问题就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