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如何看懂“倭国文化”

06.02.2016  11:04

从陈寿《三国志》算起,到眼下要出版的《侨日·瞧日》丛书,中国人写日本已写了两千年,年头比日本人写他们自己长得多。日本人总爱问我从哪里来,所谓日本论、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世界上最早的,就是这《三国志·魏书》当中的两千来字,“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妇人不淫不妒忌”云云。

它记下倭国“人性嗜酒”,虽然在武则天篡唐为周的时候改叫日本了,但时至今日,这话也说得没错,下班后成群结伙喝个醉仍然是东洋一景。有陈寿的史笔,日本人才得知自己祖先在公元3世纪是什么样子,但前些年有个叫西尾干二的,跳出来“新编历史教科书”,出版了一本给国民看的历史书,抢眼一时,说《三国志》关于倭人的记述没有史料价值。日本人疑惑《三国志》,理由之一是中国至日本的航海路线难以坐实。原因归罪于中国,却忘了唐人早说过他们不以实对,山在虚无缥缈间。否定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并非始于此西尾,这既是给自己打气,又是一个方法论,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贬低、否定、破坏中国文化来建立的。

倭人在大海之中,古时候我们不关心。遣唐对于日本来说是历史上的盛事,但唐人王维说“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刘长卿说“遥指来从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东”。到了宋代,日本刀、日本扇进口了不少,欧阳修浩叹:商人弄来把短刀有什么可说的!想当年徐福去日本,始皇帝尚未焚书,但日本把他带去的那些逸书据为己有,不许再传回中国。长达千余年,倭人、日本人冒着生命危险渡海到大陆取经,而中国不必学日本。水往低处流,文化交流基本是单向的,这是正常的历史进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研究中日之间古代文化交流也重视起日本文化向中国的输入,这不过是在友好的题目下做文章罢了。或许有助于友好,但文化交流的研究不是为编写一部友好史。日本终于赶超了中国,一场甲午战争把中国人打得正眼看日本了,胡适小时候作文也得“原日本之所由强”。中国人看明白日本学了西方才强大,去日本留学就直奔主题,通过它学习西方。至于跟日本相比学得怎么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认识日本及其人以及文化,好些中国人至今犹看重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它确是经典,但毕竟过去五、六十年,出版时当今首相安倍晋三还没出生呢。人们读它的收获好像主要是一个生动活泼的论点,即日本文化具有两面性。书中说的菊,并非指皇家的标志,乃是用铁丝把菊花造型,以养菊的爱美对比以刀为荣的尚武。关于日本人的两面性,唐人早已指出过,例如包佶写诗送阿倍仲麻吕(晁衡)回国,说“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还很“”的时候就跨越地学会了中国的“”,而那种“木性”现今也常被在日本给他们打工的中国人笑话。日本的一些优点,譬如拿来主义,善于学习,不过是一种习惯,谈不上多少思想,而且是中国帮它养成的。处于原始时代,旁边就有了一个那么发达的文化,自然会不由自主地伸手拿来。养成了习惯,后来看见西方有更好的东西,也什么都拿。社会一旦形成了某种体制,就未必还那么宽容,因为拿来主义对于社会的稳定也可能是一个破坏。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组建洋枪队,长筱战役用三千杆洋枪击溃武田胜赖的强悍骑兵,德川家康也率军参战,但江户时代二百余年基本未发展洋枪洋炮。

菊与刀》问世十年前,周作人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是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本尼迪克特用文化人类学解开周作人的疑情:这奇事的根由在于欧美文化是良心大大地好的“罪文化”,而日本人总得有人盯着指着才知“”。

更早些时候,一九二八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论》,写道:“日本封建时代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而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现在日本的实业家里面除了明治时代受过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岁级的老人里面,我们试把一个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从社会阶级看透日本人的两面性。近代以来大和民族的两面性是武士与町人(商人工匠等市井之人)的合体,“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诚信、高尚的品格是德川幕府用儒家思想对武士进行改造的结果。清除武士的“”,那种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带过来的野蛮的杀伐之气,修养成“”,以充当领导阶级。明治天皇复辟后接连兴战,鼓吹武士道,我们知道的武士形象就一副野相了。

哪种文化都具有两面性,非日本独特。民族的两面性不一定分明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鲁迅在《一件小事》里写了车夫和老女人,这两个人物合起来表现出中国老百姓的两面性。一方面高大得“须仰视才见”,另一方面“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倘若他当年更无情面地解剖那老女人的可恶,或许当今中国不至于有满街的“扶不扶”之惑。鲁思·本尼迪克特没到过日本,著作中令人目不暇接的事例好些是得自俘虏或文学作品。戴季陶在日本前后生活过八年,更作为孙中山的翻译、秘书接触过很多日本要人。有日本学者认为戴季陶《日本论》具有体系性,足以比肩《菊与刀》,某些地方更凌驾其上。或源于历史,或意在取巧,中国人观察或研究日本多偏重文化或风俗,近现代人们更关心政治、经济,这却天然是西方人的擅场。

不过,中国人看日本,也确实有几个毛病。其一是先天的:一说日本就扯到中国,好像除了漫画,满日本看见的到处是中国文化。中国人在日本很快就学会弯腰蹶腚,而西方人不会,日本人学他们握手,这正是中日文化同根的现象。但过河为枳,何况过了海。“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能用中国人的眼光和心思一厢情愿地诠释日本。例如有文章介绍皇太子的女儿上学也得跟普通人家一样带饭盒,写这么一句:吃的自然是冷饭冷菜。这是用中国“”观念描述日本,拉家常似的,就误导了我们的认知。日本人自古好生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和食几乎除了大酱汤,没什么趁热吃的饭菜。中国人说道日本文化常常露怯在中国知识上,甚而骂日本反倒骂到了自己的老祖宗。

又一个毛病像是后天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好,打鬼借助钟馗也好,当我们谈论日本时我们在谈论中国。这使我们偏激,凡事都说日本好。看现实的日本也需要把它放在日本的历史当中看。譬如有一位名人说: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跟上海比,但现在中国没有哪个城市能够跟日本随便哪个城市比。恐怕事实是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比的是上海的租界,不是笼统的上海。东京遭受过几次大破坏,有自然灾害(关东大地震),有战争(美军大轰炸),也有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前后的建设性破坏。一九七〇年代开始对改造城市反悔反思。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思想曾支配战败后日本,收购土地,用税金修路,通车,建高尔夫球场、休闲设施,获得莫大的利润,使生活便利而丰富,另一面却破坏了美丽的自然。就是说,安倍晋三笔下的“美丽日本”远不如过去。

听说国内有这么个妙论:不管你多么厌恶日本,去一趟就喜欢了。真就有报道,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参观日本,看见街上没有穿军装的,军校里不讲军国主义,感动得回国就要送女儿去日本留学。倒是女儿说:你怎么去日本一个星期就变成亲日家了?这样的亲日家再浅薄不过了,恐怕底子就是个愚民。真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缘故在于了解与认识。了解一件事,认识一个人,谈何容易。哪怕“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可人心还隔着肚皮,邻居哪里会知道这家子的表叔数不清,何况是邻国。有位叫莫邦富的,侨居日本三十年,作为独立媒体人活跃在日本主流社会,不久前撰文,道破了“日本旅游业歧视讲中文的客人”,这恐怕是那些哈日(听说又叫向日葵了)的游客都浑然不觉的吧。

这套“侨瞧”丛书的作者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长年侨居日本,甚至瞧它瞧了二、三十年。他们生活在日本,为生活而观察,而学习,而且有一点研究。把体验和心得写出来,既不是走马观花,也不用妙笔生花,无非要告诉大家一个活生生的日本。日本是这样的。日本人常说自己是小小的岛国,这是长久跟所谓地大物博的中国相邻而形成的传统观念。放眼世界,日本并不小。所谓“兰学”启动日本走向近代的文明开化,这个兰就是荷兰,它的面积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人口密度大得多。日本的陆地面积在世界230个国家中位居62,比德国、英国大,比韩国、朝鲜合起来还大。我们对日本的认识每每是传闻,叫它小日本,但若真以为小,那就有误了。

(日本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