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结构把握中国转型

      对于费孝通这一辈学者而言，他们的命运因被时代浪潮所裹挟而此起彼伏：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历次政治运动、改革开放。20世纪的重大危机与变革都在其生命中留下不同程度的烙印，这也决定了这一辈学者承载着前所未有的时代重负。

　　近代中国转型是全面再造

　　对于他们而言，历史给定的命题主要有两项：首先，1840年开埠以来的时代变局，其轮廓已然清晰，它与改朝换代的“因循之变”截然不同，是一场从人心秩序到社会体制的巨变。其次，持续近百年的“救亡”事业（自强、变法与革命），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出现戏剧性转机：1940年代后期，抗战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与新中国的成立，这一系列事件意味着中国暂时摆脱外部世界的重负，获得一次重新理清自己的问题、再投入全球秩序的历史机遇，这一代精英的历史使命也由“救亡图存”向“振兴中华”转变。由此而言，这一代学者既要彻底完成前人“救亡图存”的任务，更要推动中国历史大转型，使中国成为“世界列国时代的强国”。

　　作为承上启下的“中坚一代”，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十分明确，即作为一个“世界文化体”的中国，如何摆脱1840年以来遭遇的总体危机，完成中华文明的总体转型。套用马林诺斯基的话说，古老的中国何去何从，“中国怎样适应新处境”，是西化、灭亡，又或者更新传统再造文明？这一问题是进入费孝通思想世界的钥匙。

　　在费孝通看来，近代中国的转型是一次总体的、彻底的“再造”，从人格类型到社会体制都需要重新塑造，个人、家庭、社区共同体、产业组织、国家等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要在价值理念与社会体制两个层面重构。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与其他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国家不同，作为一种已经成型的文化体，古老中国的形成积数千年历史之功，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匹配与契合十分牢固，牵一发而动全身。

　　费孝通指出，“要为中国社会任何一方面着手改变的时候，一定要兼顾到相关的各部和可能引起的结果，不然，徒然增加社会问题和人民的痛苦罢了”。所以他认为，中国的转型不能是局部的改革，而应是全面的改造。

改革要强调中西融合

　　然而，就如何转型这一问题，当时学者大致有两种主张：从传统的要素中去重塑中国，或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扩张中寻找中国。费孝通是两种取向兼而有之。一方面，中国必须进入世界体系，学习西方文明的精髓；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人心秩序与社会结构在许多方面已经遭到冲击与修正，更被新奇外表所掩饰，但传统中国并没有消失，传统要素依然在发挥作用，当然，若传统要素不能及时调整更新自身，重建一种新的社会体制与人格类型，就可能沦为历史的残渣。因此，中国要想完成转型，必须同时放弃固步自封的文化观念与西制崇拜的心理，清晰梳理依然影响着中国人行为模式与国家体制的传统要素，正视它们的生命力与“坚硬性”，在“认识老中国”的基础上，融中西文明的精华于一体，重铸新时代的“新中国”。

　　作为一名受过严格“社会科学”专业训练的学者，费孝通并不赞成当时舶来“主义”改造现实的做法，他十分注重用科学的方法探寻转型的道路，其思考的独到之处在于：

　　其一，重调查。通过对历史与传统结构及其当前变化做细致的考察，以确定当代中国转型的方向、可能性及其限度。进而言之，在费孝通看来，“传统派”与“西化派”都犯了一个错误，即，不正视“社会事实”。

　　其二，从“总体”转型的视角把握诸问题。费孝通在青年时期的几篇文章中就已清晰指出，社会本身是一个各要素密切融合的有机总体，经过数千年磨合的古老中国更是微妙紧凑，他十分赞同彼时来华授课的派克教授的论断，即中国是一个“完成的文明”。这也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的转型与改造必然是一种全面、彻底的转型与改造，而不是某个领域的修补突破或增量改革。

　　事实上，费孝通的主要著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人心秩序与社会结构的双重视角，讨论了“大转型”时代的诸问题，考察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形态与文明（国际）关系等要素及其现实变迁，并尝试指明发展的方向与路径。我们这些后来者要与费孝通一样立足文明历史转型的思想高度研究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正因此，在中华文明进入转型关键期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回顾费孝通对文明总体转型的思考，从中寻求当代中国转型的思想养分。

　　（本文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校院级科研项目（2014XKJ017）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部）

      2015年07月01日 09: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潘建雷 余永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