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建立“现代型熟人社会”

01.01.2015  11:20

      深刻变化和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虽然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人情冷漠、相互猜忌与城市社会联系在一起,但是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使人们习惯了规则,讲起了法治。然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尤其在小城镇出现了某种变异——“村庄化”的熟人社会特征,有人把某某城市干脆就叫“某某大村”。这种看法当然不够严谨,但作为城市化进程的某种警示,还是很有意义的。

  熟人社会有不同类别,不妨把熟人社会大略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两种。

  传统型熟人社会的纽带复杂,其中既有宗法血统关系,又有宗教纽带,还有经济依附。村里的领袖不仅是族长,也是神权的代表,还披了道德的伪装,又掌控了别人的生存命脉。一般而论,这种熟人社会是可怕的。呼吸过城市或市场的自由空气的人,对这种社会会感到恐怖,避之唯恐不及。这种熟人社会类型,在眼下中国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一些山区村落。中国的有些知识界人士不去认真研究这类社会,一味强调保护文化的多元性,对这类熟人社会宠爱有加,实在远离了人本主义的底线。农民用自己的两条腿表达了自己的好恶。特别是女孩子一旦进城市务工,宁死也不会再回家乡;男孩子也自然会跟着去了。学者心中的多元文化,在他们心里没有地位。

  如果基本结构不变化,这类熟人社会被放大为如“城关镇”一类的小城市,其实还是一个大村庄,传统熟人社会的弊端照样存在。这类小城市的最大弊端是沉重的人情负担;没有人情关系,办不成事情。在这里,宗法关系、官场网络与利益往来交织在一起,人们会用很大精力培育势力圈子,瓜分公共财政支撑的利益流。这些现象对于青年人追求发展的心理要求,无疑属于负面因素。这个可以被看做一些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后又再度返回的重要原因。

  传统熟人社会成功转型的最根本条件,是实现物质利益关系与宗法关系或其变形之间的切割,将物质利益关系交由市场支配。

  在经济发达的社会,只要是稍有规模的人口聚集点,哪怕是几万人的小城市,其劳动者必然纵深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一些数万人的小城市,往往由一两个大型企业支撑,或由类似大学这样的公共机构支撑;一些更小的聚集点,如村庄,也会存在,但同样具有专业化水准,或是度假旅游点,或是特种农产品集散地。在这样的居民点,熟人社会不再和基本经济利益直接关联,人们的超经济往来不会约束基本自由。至于专业农民,由于高度分散居住,传统村庄的那种综合性熟人圈子的压力自然荡然无存;他们的每一斤农产品都可能远销他处,近距离的交往圈不必与物质利益扭在一起。

  就这样,在社会现代化以后,熟人社会本身也出现了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熟人社会有了相对清楚的边界,不再交织在一起,也不会让一个或几个领袖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无疑是一个社会进步。

  熟人社会一旦与基本生存资料的分配切割开来,其维系会依靠其他几种基本要素,如家族关系、共同兴趣、同学关系以及邻里关系等,由此变得相对简单。固然熟人圈会成为个人在职场拼搏的资源,但熟人圈本身不会形成依附关系。在熟人圈内建立的信任关系,有可能移植到职场,会提高合作效率。

  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熟人社会圈的转型,这个转型在理论界似乎没有引起重视,而我们认为,这个转型的成功与否,与社会稳定及其百姓的社会生活品质的提高有密切关系。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党国英  2014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