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农民工，让生活更美好
错落有致的高楼，宽敞平整的路面，川流不息的长龙……走在城市街头，许多人会沉醉于都市的现代与繁华。然而，在感受城市日新月异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向他们——为了城市发展而默默奉献的农民工致敬。
农民工，是那些拥有农业户口，却在城市里从事非农业工作的群体。农民工这一名词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和时代因素。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他们满怀理想，在公共设施完善、生活条件便利的城市努力打拼，可是，由于多数农民工缺少一技之长，加之我国实施多年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对他们来说，无法享受城市的各种福利和待遇，甚至找不到安身之所和栖息之地。
追求更为美好的生活，是每个个体内心最为朴素的愿望，也更应该是社会赋予每个个体的权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关注农民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
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应起主导作用。因此，对政府而言，应该探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打破“户籍”壁垒；同时，调校政策的天平，加快小城镇建设，让机会、人才、资金等资源更多地向乡村集聚，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真正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对农民工而言，应该积极参加各种职业培训，努力提高文化技能，同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开展面向市场需求的创业创新活动，各尽所能，各展所长，用自己的劳动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怀揣一颗感恩的心让辛勤劳作的农民工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更多平等就业的机会、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是农民兄弟姐妹的心声，也是社会大众的共同愿望。(王煜鹏)
请给农民工多一些关爱
大多数城里人，上溯三四代，都是农村出生，都是农家子弟。现如今，不少城里人染上了市侩病，歧视、轻蔑甚至欺侮为城市建设辛勤劳作的农民工。
其实，城市生活早已离不开广大农民工了。假设有一天，农民工全体离开城市，城市将会变成什么样？没有菜农卖菜，没有粮食、副食品的供应，饭店、商家纷纷关张；居民区里没有保姆，脚手架上没有民工，生产线旁没有装配工；满大街垃圾堆积如山、却无人打扫……
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农民工在城市更多的是做很多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累、重”活，薪资微薄、待遇较差且受管制较多。可他们不叫苦、不叫累，不怨天尤人，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爱护。尽管有些人伤害农民工是“无意识的集体行为”，但作为一个正常人所拥有的基本道德，对农民工白眼相加，恶言相向，利用权势进行刁难、欺侮更是不该。
给农民工多些关爱，政府责无旁贷。政府要严格法律法规，积极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于损害农民工的行为，及时制止，加以纠正；既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关心精神文化生活。让每个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劳动者在繁华都市的霓虹灯下，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汪雄飞)
百姓说事：几位农民工的生活印迹
这支人数基本稳定在7人左右的农民工小组，奔波于德令哈市各大建筑工地，来自德令哈周边农村和西宁山区，最大的52岁，最小的37岁。他们抛家舍业出来打工，是因为种地已经无法维持生计，于是，将那不多的几亩田地或租或送或荒。
曹进山是这支队伍负责人。来自西宁湟中县脑山地区，来德令哈租住在城中村甘南村一间土坯房中，主要在建筑工地做木工活。由于这几年德令哈建筑工地多，从每年4月份到11月份间，将生活成本除去，他能挣到5万元左右。因为老板每年都会在过年之前把工钱结清，所以他没担心过工钱。这一点值得他欣慰。
然而，他现在已经37岁了，和在家放羊的大哥一家人住在一起，条件很差。在最适合结婚的年龄他没能娶上媳妇，现在年龄大了，更找不到合适的了。每年5万多元的收入，回家花去一些也剩不了多少，加之农村结婚费用基本已经达到10万左右，也结不起婚。如今，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结婚的念头。
42岁的工友张秉才，也没有能娶到媳妇。
从湟源山区老家来德令哈打工近10年的李广禄，在德令哈城乡接合部的村子里买下了一座院子，户口也转到了这个村子。然而，大儿子患有“癫痫病”，不能干活。老李也曾带着大儿子在工地上干过，但突然病发差点从楼上掉下去，事后，老李再也不敢带着大儿子干活了。小儿子腿有点瘸，跟着老李干活，倒是个好劳动力。李广禄最发愁的就是两个儿子的婚事，自己也快50了，面对未来，他的压力依然很大。
曹存安是德令哈市尕海镇人，前几年就把20亩土地流转出去，开始在市里建筑业打工。去年，老曹干活时，由于塔吊司机的错误操作，被一摞木头方子砸中，从4米高的墙上掉下，当场口中流血。万幸的是，医院检查并没有发现大的损伤。在家足足静养了3个月，耽误了不少工钱。幸好包工头人好心善，除了给他掏了医药费，另外还给他了一万元补偿。翻过年，养得差不多的老曹，又拿起了工具每天又在建筑工地上忙碌，因为他有三个孩子需要供养。今年，老大考上大学了，这既让他高兴，又让他发愁。因为4年读书费用不会低，他必须一锤子一锤子地敲出来。
这支小组中的民工们，家庭情况基本差不多。还好他们都学会了一门技术，工资不算低。但是他们年龄大多在45岁以上，在这行里已经属于年龄偏大的。由于能力所限，他们找不到相对轻松一些的活。年龄都在增长，体力日渐衰老，以后的日子，比如，给孩子娶媳妇，自己的养老，自己的生活来源，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董瑾基)
“回不去”还是“不想回去”？
时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没有务农经历，一年也难得回一趟农村。渴望城市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又难以融入城市，这是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危机。
从表面看，“融不进城市、回不去家乡”的确让新生代农民工身陷进退两难的纠结与尴尬，但实际上反映出这一群体在面对城乡二元结构现状时难以割舍的城市情结。所谓农村“回不去”，其实是“不想回去”，即不愿意或不甘心重蹈父辈“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耕劳作。这既是一种身份认同危机，更是亟待破解的社会隐忧。
盘点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家乡的缘由，无外两方面因素。
一是出于对“农民”弱势身份的本能反感。尽管他们曾是农家子弟，但他们对农民、农业却并无太多的正面认知，他们读书、求知、上大学，就是期盼有一天能走出山野、跳出农门，实现“知识改变命运”的人生转折。也就是说，他们压根就看不上农村，亦或是没有怀抱回报乡邻、改变家乡的志向。而在长期的现实生活中，“务农”就意味着“没工作”的理念更是一种常识性的社会认知。
二是落后的“三农”现状让农村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现代化被称之为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且“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教育医疗等公共性服务相对薄弱，以及农业生产高投入、低回报，是不争的国情现实。城里人不想到农村，农村娃也不愿回家乡，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社会常态。
鉴于民众对择业自主、迁徙自由的认可与向往，人们并不能依据自己的认知对新生代农民工留恋城市、鄙视农村的人生选择说三道四。面对其进退两难的纠结心态，人们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并积极创造条件，破解难题。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降低门槛，为有志融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圆梦”机遇；一方面更需加大对“三农”的社会性投入，通过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以及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等措施，为有知识的“农二代”建设家乡牵线搭桥。(张玉胜)
让两个世界的尊严画上“等号”
不得不承认，几乎每个城市都存在着与现代繁华景象相背离的异样“风景”。这道“风景”看了心酸，却又习以为常，想了心痛，却又无可奈何，这就是农民工的世界。
农民工，一个听了以后，心中总有阵痛感的词语。他们本可以与土地相伴一生，过着清贫单调的生活，也可以深居山中，过着安稳规律的日子，但他们为了脱贫致富的信念、拥抱世界的梦想和造福子孙的期许，依然选择了背井离乡、孤身闯荡、走向城市，期望在繁华的都市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
但城市与农村之间毕竟存在差异。记得去年一位云南籍的农民工租住在我家，在一次吃饭过程中，他大肆吐露了农民工的悲哀，说走出去总是矮人一等，尊严也总是残缺不全。连卖肉的大婶都看不起他：“你们农民工买点猪头肉吃就行了，这些好肉只有城里人吃的起。”他还说城里孩子在学校专门给儿子起了个外号叫“云南佬”，儿子也经常向他哭诉在学校受到其他城里孩子的欺负。说着，便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虽然农民工的吃、穿、住没那么讲究，但他们有走进城市的勇气、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为了下一代舍命的决心；质朴善良、坦诚直率的他们，在人际复杂、功力色彩浓厚的城市，不失为一道靓丽的风景；走在脏活、苦活、险活的第一线，在金领、白领过剩的时代，也正填补了城市部分工作无人想干去干的空白。
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特情下，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贡献。接纳并尊重农民工，让两个世界的尊严能够画上“等号”，城市才会多一分和谐、多一缕温暖、多一步发展。(陈孝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