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诗性文化与中国文化自觉

　　□如果说,学习西方的目的是成为现代人,那么,承续传统的主旨则在于发展为现代中国人。重建中国诗性文化,既是“为往圣继绝学”,也是“返本开新” 

　　 思想者小传  

　　刘士林　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斐讯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文化战略、城市科学研究。兼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国际化试验区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中国城市群发展年度报告》主编、《中国城市科学》集刊主编、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等。 

　　最近一段时间,中华诗词在当代的命运成为公众十分关切的话题。这正说明了,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典诗词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所特有的内在密切关系。 

　　联想到近代以来,以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坚船利炮”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为先导,以20世纪初期西方“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为中坚,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文化”为代表的理论与文化思潮为殿军,一种“以西方之标准为标准,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的心态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的现象并不鲜见。这让人不由感到,当下对中国诗性文化的传承与演绎,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传播领域。不无夸张地说,这是一个需要与国家文化自觉联系到一起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能否从幻象中醒来  

　　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诗哲论》中,我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等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 

　　在2004年,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可惜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问题都没能得到较好回答。 

　　在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我自己尝试着提出了一个解答: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很多东西都是源于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似乎总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即,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我们几乎很少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彻底区别开,具有所谓的原创性。我个人的看法是,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对这个问题,我们实在不能不警醒。 

　　绕了一圈,回到开始时的话题。为什么我们有些文化人,总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而且主动充当西方文化殖民的工具?我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经过了20世纪近百年的“西方化”,经历了21世纪以来同样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之后,一些人天真地以为“世界大同”了。而实际上,自从“国家”这个概念产生以后,东西南北从人心到思想就再也没有真正“同一”过;　不同民族和集团的政治需要与利益冲突,和他们各自的文化传承与创造也从未脱离过。但这种过于浪漫的信念和过于善良的愿望,却给我国思想和文化领域带来了两大普遍性问题:一是不怎么关注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隐藏在文化深层次下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矛盾;　二是不怎么知道如何表述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以便捍卫处于较弱地位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价值安全。主要在西方理论、标准和价值体系主导下形成的“世界大同”,会不会在实质上只是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历史、社会、文化和心理的“残酷的幻象”呢?这是可以讨论的。 

　　“残酷的幻象”这个概念源自大漠旅行家,用来表达那些在大漠中走投无路的人们在临终状态的所思所见——在人间从未品尝过的甘泉与佳肴以及一生从不曾得到过的幸福与安宁。在2006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化百年》中,我第一次把它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来使用。我感到,在20世纪的中国主要有两种“残酷的幻象”:如果说,世纪初,人们以为,只要从西方引入现代文明制度,就可以解决中国文明的根本性困境,并从此走上民主、独立和富强之路,这种理想主义不过是一种幼稚而天真的梦幻;　那么,在世纪末,人们又以为,只要引入西方的后现代文化,就可以消解中国从体制到观念中的所有问题,并从此获得个体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这种反理想的理想主义实际上不过是另一种“残酷的幻象”。如何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幻象中觉醒过来,学会在现实土地和真实社会中去感受、思考和生活,是中华民族在“人的现代化”问题上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一步。 

“民族大脑”以何立身  

　　近些年来,我们一再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和困境: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有明确的主张和方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基础,与西方在政治和社会形态上划清了界限;但在文化和价值体系上,不仅战略意识觉醒得较晚,而且一直不怎么在深入研究并直面中西之间的必然矛盾及本质差异上下功夫。由此导致了意识形态与学术理论、上层建筑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失调甚至对立,使我们的政治理念和主流文化缺乏应有的社会土壤和环境氛围。这主要是作为“民族大脑”的学术理论研究出了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称为“可怕的相似律”。大而言之,就是将“五四”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作简单类比、简单按照西方历史分期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历史过程;小而言之,如把中国的“道”比拟于西方的“逻各斯”、把中国的“壮美”混同于西方的“崇高”、把中国的庄子比附于西方的海德格尔等等。具有上述“特色”的学术研究所揭示和论证的“中西一致或相似”并非源于历史和自然,而基本上都是按照西方的某种理论及其深层需要演绎和叙述的。正如黑格尔早就讲东方人一见到“统一”就忘掉“差异”一样,如果有关中西文化的各种相似与一致性研究,只是把“中国存在”变成西方文化逻辑的“感性材料”,最后必然只有“西方的中国”而没有“中国的中国”。 

　　要想为现代以来奋发有为的中华民族找一块藉以立足和喘息的“安身之处”,就必须从更重要的、存在于中西相似表象背后的根本性差异出发。这是因为,西方文化的本体结构已十分清楚,不仅有一整套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做后盾,同时也随着其经济、军事和文化霸权的全球化而成为世界主流话语。起步很晚的中国学术,由于从一开始就缺乏“中国不同于西方”的“自我意识”,所以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不仅在程序上缺乏对西方理论合法性的必要审查和检验,甚至还会把与西方是否一致看作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针对上述问题,我曾提出“区分东西”的文化研究策略。其核心是:明确建构中国文化本体(以避免所谓“伪汉学”流行)与西方文化本体(以避免所谓“伪西学”泛滥)的结构性差异,为真正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学术开辟出本体论园地。我还认为,有必要提倡一种“中西不比较研究”,即提倡一种平行进行的、关于各自真实存在的研究。这是客观接触西方世界(不同于“凡西必好”或“凡西必坏”)以及正确解读民族传统和历史(不同于“凡古皆国粹”或“凡古皆糟粕”)的逻辑起点。 

　　转眼21世纪已过去十余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战略在全球攻城掠地、同时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围剿日渐紧迫的背景下,延续过去的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兵分两路”的全面反击战略—— 

　　一是在经济和科技上,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重点落实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两大国家战略,改善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条件,增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实力; 

　　二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重点落实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三大国家战略。其中的道理在于,如果说,学习西方的目的是成为现代人,那么,承续传统的主旨则在于发展为现代中国人。就当下急务而言,对内应在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建立起全面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奠定更深厚的基础;　对外则是建立并努力在全球推进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文化安全的概念、范畴、理论、方法、价值和标准,体现一个大国应有的理论话语权和文化示范作用。 

文化研究应有战略意识  

　　在当下谈中国文化建设,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贫积弱,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文化的黑云压城,当然殊非易事。但当下最关键的,还是缺乏文化研究的战略意识,即我们从事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和意义?这既是在任何具体研究之前必须解决的大前提,也是整个研究进程中不可须臾分离的“道”。 

　　现在我们不是没有中国文化研究,相反,成果还很多。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 

　　一是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传统研究。其主要问题是“史”而不是“学”,即文献资料之间松散的排列组合。既缺乏核心范畴又没有逻辑系统,无法使自身以有机活性整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并建立起自身与当代世界的价值与意义纽带。 

　　二是西方化理论主导的中国文化研究。其主要问题是“西”而不是“中”,即把中国文化弱化为证明西方理论与方法的“素材”和“条件”,使中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陷入“本体不明”。既无法揭示中国文化的真实精神与内在需要,也缺乏与西方霸权文化平等对话与讨论的底气。 

　　前者之所以只能停顿于“钻故纸堆”,因为他们眼中“只有中国而没有西方”;　后者之所以整天“醉醺醺”地“信口雌黄”,是因为他们只知道现代而不知传统。要综合处理和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就必须为中国文化找一个核心范畴和主体形态。它不仅在起源和历史中不同于西方,同时也应当在当今世界中承担完全不同的责任和使命。而中国诗性文化,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文化战略价值的理念、模式和价值体系。 

　　首先,从文化起源的角度看,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就是诗性智慧。 

　　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诗性智慧一分为三,即以理性文化为核心的希腊文明、以佛教文化为核心的古印度文明和以诗性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明。 

　　哈佛大学已故人类学家张光直曾认为,古代中国是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是例外。因为前者继承了远古诗性智慧,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　“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之间的明显不同,揭示了中西民族的根本性差异。 

　　理性文化的主要问题,是导致了感性与理性、主体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由此形成机械地对待生命和残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生产生活方式。诗性文化的精髓则在于:在启蒙个体欲望的同时,能较好控制个体与群体的冲突程度;　在征服改造自然的同时,能避免使天人关系走向彻底的分裂与对立。这种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诗性生产生活方式,在人与自然之间,代表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生产关系,而不是西方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关系;在人与社会之间,它代表了一种个体与他人的友好社会关系,而不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揭示的“他人即地狱”;在人与自身之间,它代表了一种感性和理性的有机交融关系,而不是西方文化中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关系,是真正可持续的和面向未来的。以诗性文化概括中国文化的理念、模式和价值,可充分彰显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中的主流与正宗地位。 

　其次,从历史流变的角度看,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化精神的根本性差异。 

　　西方民族给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科学,中华民族最独特的创造则是诗学。尽管中国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品类繁盛,但精神气质都是诗性的。它肇始于人与自然的交感,却不同于西方主、客之间相互对立、斗争的机械原理。它深入到个体的灵魂深处,但与西方个体深层的“本我”、　“冲动”、“死亡本能”在结构上迥然不同。 

　　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诗与宋词。在古人,已有“唐诗主情”与“宋诗主理”之论。在今天,由于有了西方民族的“理”与“情”,所以这一说法已然十分不准确。对这两种“理”、“情”不加区别,特别是以西方之“情”　“理”释中国古典诗词,是把后者搞得“非驴非马”的直接原因。在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因而,前者就很容易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后者也时常要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与灰色“模式”。在诗性文化中,由于两者如盐入水,融合无间,所以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而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其根源就在于此。与逐渐堕落为后现代肉身狂欢的西方理性文化相比,这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所在。 

　　再次,当代中华诗词,既是中国古代诗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承与延续,也负载着一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和尊严。 

　　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渐多,但大都讲得比较空洞,主要还是复制一些西方文化理论的套话,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以及深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基本上关系不大。所以,要想发现对中国文化安全真正具有战略价值的议题,关键在于必须首先在脑子里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根本的中国文化利益,然后才能使中国文化安全研究变成一种真实、质朴、厚重、有根的思想和智慧。 

　　在吸取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教训后,我们必须树立一种清醒的战略意识和文化自觉,即中华文明复兴必然是我们民族特有文化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复兴。未来世界真正的“文化大同”,决不应是理性文化独霸天下。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类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此而言,重建中国诗性文化,既是“为往圣继绝学”,也是“返本开新”;　既是中华民族在文化领域的当代天职与崇高使命,也是我们对人类文化生态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2015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