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守志 勤政惠民：清代西宁府佥事杨应琚

　　 中华民族历来讲究修身养性、家风传承和家国情怀的关系。回顾历史，历览前贤，青海历史上也不乏在本身树正气的同时，也伴随着良好家风的官员，清代西宁府佥事杨应琚便为其一。杨应琚家庭四代为官，皆不忘初心、廉洁勤政。杨应琚之祖杨宗仁曾官至湖广总督，雍正帝称他“廉洁如冰，耿介如石”。杨应琚之父杨文乾曾任广东巡抚，“为政精勤”，得雍正奖许称“秉公无瞻顾”。杨应琚长子杨重英在奉命使缅和谈期间，被缅甸扣留二十余年而“未改中国衣冠”，乾隆帝得知后，深为感动，将其比作苏武，还亲笔作《苏杨论》表彰杨重英俘居敌国，不失民族气节的爱国精神。杨应琚本人在任西宁府佥事期间，廉洁守志，勤政为民，兴利除弊，百事躬亲，为河湟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甘肃巡抚称赞他：“居官端谨，办事妥协，首倡社仓，殚力经营，实为通省仅见”；当时著名学者，翰林编修杭世骏称其“有尹吉甫、樊仲山之才”，是“不世出之臣”。乾隆皇帝也说他前程“未可量也”，其精神不仅为时人称赞，而且也受到了后世的推崇。杨应琚的清廉勤政，恤民爱民，正是对其良好家风的具体实践。

　　一、为政勤勉悯民惠民

　　杨应琚(1695—1767年)，字佩之，号松门，辽海(辽宁开原)汉军正白旗人。雍正7年(1729)由荫生授员外郎，出任山西河东道。雍正11年(1733)，莅任西宁道。

　　杨应琚在任西宁道期间，深入西宁府及周边农村和牧区，考察社会生产情况，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当时，西宁所属地区农业发展已达到一定水平，人口增长迅速，西宁周边已无可开垦之地，于是杨应琚通过开垦荒地和引进新的耕作方式来提高粮食产量，并呈请在巴燕戎和大通协城红山嘴东设官开田，允许农民自由开垦荒地。几年之内，新开垦荒地就达万亩以上。除开垦荒地，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外，杨应琚还大力整修水利设施。他上任之初，西宁周边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年久失修，大多无法运用。于是杨应琚亲自规划水利工程，在对西宁府境内212条渠道进行了全面勘察的基础上，疏浚、修复水利设施，并详细记录了所有水渠的位置，流程长度，灌溉面积等，如黄河、湟水、浩门河及支流昂思多、牛心川(大南川)、伯颜川(西川)、长宁川(北川)、甘夷川(沙塘川)、安夷川(东川)等94条河流，98处泉水，在他编著的《西宁府新志》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这为后人保留了珍贵的河湟水利资料。

　　河湟地区地处西北，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繁，社会救助体系缺失，百姓生活艰难。杨应琚在任期间经常四出体察民情，深知农牧民之艰辛，所以他体念河湟地区农牧民的困苦。每遇灾荒之年，杨应琚就上疏请求减免河湟农牧民的赋税、马粮。承平之时，他积极倡导建设社会救助机构。乾隆五年(1740)，杨应琚倡议并号召地方绅士量力捐输，建立社仓30余处，五年间共贮粮13664石，有效解决了农民春耕时期的饥困问题。此外，杨应琚还在西宁和碾伯两地修建了“养济院”和“栖流所”，以救助和收容孤寡老人和流浪乞丐。灾荒之年，杨应琚又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救济灾民。

　　杨应琚在任期间，西宁府的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人民出行非常不便，为解决人民出行之困，杨应琚大力加强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建设，方便人民出行。乾隆元年(1736)，西宁小峡口木桥因洪水被冲毁，民众出行受阻。杨应琚便捐出个人俸禄，并倡导官民捐资修桥。在修建之初，杨应琚坚持“工作所当慎，民力所宜恤”的理念，认为如若桥梁设计不周，就又会劳民伤财，所以他亲自设计工程蓝图，并随时监督施工质量。小峡桥竣工次年，就经受了罕见洪水的考验，而其他各地桥梁都被冲坏。乾隆十年(1745)，杨应琚与西宁府其他官员商量，捐俸修桥，并责成政府官员亲自监理施工，又在西宁建成一座宽阔且坚固实用的大桥。大桥的建成为周边人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民众纷纷请愿将此桥取名为“惠民桥”。除此之外，杨应琚还整修了西宁周边的其他道路和桥梁，并在贵德黄河渡口和康家寨黄河渡口添设官船摆渡，所需要费用均由地方司库支付，以减轻民众负担，方便人民出行。

　　二、兴办教育化育民风

　　河湟地处祖国西北，战略地位重要，历代政府经略河湟皆以战备为重，或厉兵秣马、或筑城屯防，因此河湟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杨应琚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惟是宁郡，自汉时设县以来，已属内地。自后屡为羌戎所没，且逼近青海，习俗颇异。高上(尚)气力，轻视诗书，尚鬼信巫，乡饮不举。而莅兹土者，文武虽代不乏人，或开疆拓土，或积粟屯田，厥功茂矣。然多以战备为急，故泽宫卑隘，士气委靡，百年之久，杳无乡荐。不知文武并用，乃以久长之术”。他主张：成人材，厚风俗，皆本于教育，治国离不开教育，治郡、治邑也离不开教育。因此他以学校为首务，着手发展河湟地区教育，修建社学，设立学田，并聘请江浙地区的博学之士来宁任教。此后，在他的倡导下，碾伯县、大通卫、贵德所、丹噶尔城等地也相继创办了儒学、社学、义学。乾隆十一年(1747)，杨应琚又与刘洪绪、陈括在西宁东关创设回民社学，开创了青海民族教育的先河。杨应琚还以身作则，亲自起草制定“学约”、“学示”，要求学生“宁郡诸生，务模范圣贤之法；则毋破矩而削规；屏(摒)除世俗之轻浮，须履仁而由义。莫视公府为捷径，致贻笑于猴冠；毋借儒服为护符，使兴嗟于虎翼。须达诗书之精义，以明忠孝之大端……”经过杨应琚等官员的努力，河湟地区儒学得到发展，崇尚儒学之风逐渐兴盛，务本修学、耕读传家、勤俭敦厚成为河湟社会新风尚。

　　三、潜心修志存史咨政

　　杨应琚不仅是一位精明能干，政绩突出的官员，而且他还是一位博学多才，勤于著述的学者。河湟地区文化教育落后，志书残缺不全。杨应琚任西宁道之时，明代《西宁卫志》已佚，只有顺治时《西镇志》数卷，正如他本人所说：“湟中旧志已失，而见存者荒谬不雅训。且大通本系新垂，贵德又属改隶，皆应汇入郡志，而边垂质野，文献无征”。面对这种情况，杨应琚认为“彼时承平已久，典策俱在，犹易广谘博采”，编修新志书的条件已经很成熟，于是他主张“将旧志详加改订，略者详之，缺者补之，讹者正之，应续者增之，纂成新志”。

　　乾隆十三年(1748)，由杨应琚主持编修的《西宁府新志》付梓成书。《西宁府新志》全志共40卷，纲目详备，考证慎严，文字典雅，记事详实，体例上也有诸多创新之处。《西宁府新志》在详细记载西宁府所辖地区历史沿革的同时，还对青海和西藏等地亦有记载。大大超出了西宁府的范围。《西宁府新志》坚持“经世致用”的原则，评价了历代经略河湟地区的成败得失，总结了可贵的治青经验教训。《西宁府新志》的编修不仅弥补了河湟地区地方志缺失的遗憾，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我们今天研究青海地方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四、调整军政加强边防

　　西宁为河湟孔道之重镇，“西邻青海(青海湖)，南达三藏，环以诸番，西北通准噶尔”，是历代稳藏固疆的重要后方。清朝前期，康熙、乾隆对新疆、西藏的几次用兵中，河湟地区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西宁府又是古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重要枢纽，是中国古代东西交通的重要战略通道。清代虽对西宁府周边的防务进行了多次调整，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分布格局，西宁府仍处于“一线东通，三面外暴”的孤悬形势。往来于青藏和青新商贸通道上的商旅和沿边农村常遭周边匪帮的劫掠。为加强边防建设，保证各族人民有一个稳定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杨应琚仔细考察了西宁府周边的地理形势，并绘图成册，同时，他认真查阅有关史书、档案，对青藏地区历代重要战争遗址进行考察，并重点分析了青藏地区蒙、藏、土、回、汉各民族的分布状况。在详细扎实考察的基础上，杨应琚着手调整西宁府周边的军政设置，加强边防建设。乾隆三年(1738)，杨应琚请准将原属临洮府的归德(贵德)改隶西宁府。在丹噶尔城设县佐，在巴燕戎城设抚番通判厅，将西宁北面的大通卫由永安(大通北川新城)移驻白塔城(今大通县城关镇)。乾隆四年(1739)，杨应琚请准在黑古城(贵德县境)，千户庄(贵德县境)、亦杂石(贵德县境)、癿思观(平安县境)、扎什巴(化隆县境)、巴燕戎(化隆县境)、甘都堂(化隆县境)、康家寨(尖扎县境)、阿拉库托(湟源县境)等九处地方依险建城，设防增兵。各城堡规模小者周围399.6米，大者周围1265.4米。形势扼要，巍峨壮观。自此，西宁北西南三面形成了连绵数千里的军事屏障，“营讯相连，边界清晰”，使过去靠劫掠为生的人“缩项桥舌，屏气而伏”。商旅往来受到保护，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也有了安全保障，保证了西宁府及周边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乾隆廿六年(1761)，杨应琚在陕甘总督任上，又奏请清廷改设大通县、贵德县丞和循化厅。从此，确立了青海东部地区行政设置的基本格局，为后来的青海建省奠定了建置基础。

　　五、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杨应琚在西宁府任职期间，兢兢业业，一心为民，全身心地投入到河湟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上，一心想改变河湟地区落后的社会面貌，其“只愁归去后，尘事尚依然”的感叹，充分流露出杨应琚心中对河湟的牵挂。乾隆十四年(1749)，杨应琚升任甘肃按察使，第二年迁布政使，旋又升至巡抚。此后他又迁任两广总督，闽浙总督。乾隆24年(1759)，以太子太保衔调任甘肃总督，次年又任陕甘总督。在陕甘总督任内，杨应琚为官依然勤勤恳恳，清廉勤政，尤其注重对新疆的开发和边防建设，通过屯田实边、转运军粮、调整军政建置，防御沙俄侵略，为祖国的边防稳定和主权完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乾隆三十一年(1766)，应琚调任云贵总督。在平定缅甸入侵劫掠云南边境的战争中，因受部下蒙蔽，导致指挥失当，获罪“赐令自尽”，终年71岁。

　　本文主要参考了张得祖先生《以湟水作桐乡的西宁府佥事杨应琚》(青海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一文，谨致谢意。

　　作者简介：

　　杨军，男，回族，1978年11月生，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专门史硕士研究生。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公开发表各类研究成果30余项约50余万字，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河湟社会变迁研究》。参与撰写的《青海文化产业构建研究》、《青海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比较优势、战略定位与对策建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青海历史文化资源开发》、《青海创新社区管理研究》等课题分别被评为全省优秀调研报告二等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