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审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智库

“中国智库处于难得的发展机遇期”，这是原外交部副部长、现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于2013年7月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做出的判断。果然，四个月后，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2014年10月27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就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被观察家们视为中国智库已步入战略发展阶段的标志。

智库的“种子”撒播于中国，年龄有的已逾“而立之年”，有的已届“弱冠”，有的尚处“豆蔻年华”。这使我们更有必要以全球性的视野来审视中国智库的差距，以批判性的理性思维来梳理中国智库的现状与问题，才能探索到“种子”摆脱“漫长的发芽期”的束缚，才不负宏大历史的机遇和时代的青睐。

背后的“虚荣”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 G ·麦甘领衔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是当下国际上最有权威的智库研究，每年初都发布年度报告，已经历时十载。

初看麦甘先生的2013年初发布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多少会令关心中国智库命运的人士欣喜。报告指出，全球智库总数达6826家，美国智库以1828家位列第一，中国智库以426家位列全球第二，完全可算“智库数量超级大国”。

然而，细究麦甘的历次报告，中国智库“入眼率”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入百强榜率”低微的状况一直没有实质改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就“亚洲第一”，是把其属下各子智库汇合成一家，而其子智库数量众多，这才博取了这般“称号”，如若拆开独立核算，“亚洲第一脑”必属他人。也就是说，麦甘报告中429家中国智库里社科院下属的众多智库是单算的，但我们国内却把单算的智库又装在一个口袋里，拼出了“亚洲第一”。

目前中国还有一种现象值得警惕，即中国可能成为“智库国际峰会作秀大国”。近几年来，中国各个地方都在兴办名目繁多的“国际智库峰会”，规模越来越大，请来的洋嘉宾级别越来越高，花钱越来越慷慨。然而，这些繁华烟云之外，中国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却还是在原地踏步，中国智库的“兰德梦”“布鲁金斯梦”，仍然十分遥远。

“关系网”的贩卖者

目前中国智库普遍存在的“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和创新”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把握好智库发展的科学规律。麦甘报告指出，导致“中国智库研究能力和效率受到抑制”的两个桎梏因素是：一是本土智库的自主性不足，二是智库之间缺乏平行沟通与合作。

中国智库的发展起于计划经济转型初期，有其历史局限性。中国当代智库的发展几乎是从另一种模式下走出来的：官方智库规模庞大，另一些半官方智库虽一定程度与官方剥离，但人还在“山里”。官办智库的弱点在于它的思想产品往往缺乏独立性，官办智库总是迫不及待地揣摩和主动迎合决策者的喜好而使研究报告没有“地气”，前瞻性及战略性的眼光受限，更多体现和支持了“长官意志”。

各级政府与大型国有企业也热衷于创办智库，甚至喜欢“上档次”“高规格”，偏好中外联办。然而，多数这样的智库，成了政府与企业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绿色通道，或每年“轰轰烈烈”开一次年会之外，几乎不能推出有影响力的智力产品，或者直接通过出资向外国智库“购买”报告，糊弄公众和恶意造假。这类智库还有一个弊端是，大量退休下来的官员充斥其中，是个“名人+退休官员”的俱乐部，最后沦落为一个高级的公关部，而智库真正需要的核心，即“孙武、吴起”式的顶尖智囊人物却不在其中。一些打着“退休政要”旗号的面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智库”，事实上是“关系网”的贩卖者，成为利益输送的中介和枢纽，这是异化的“智库”。

“顶层设计”路线图

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出现了“发展智库的重要性”论述，此举表明，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被最高决策层所关注。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申明了“思想库”的重要性。而今年11月份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则代表着中央高层已经就中国智库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顶层设计”的路线图。

毫无疑义，政府对智库的重视逐年上升，目前需要的是凝练成具体的政策，和政策下细化的法律与实施管理办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管理和规范智库的法规。

结构性失衡

与美国民间智库“一统天下”相比，中国目前的智库格局是官方智库数量众多，休眠的高校智库众多，非官方智库则艰难求生。

如果把官方智库称为智库人才的“咸水湖”，民间智库本可以成为人才的“淡水湖”，人才流动性强，有进有出，随时可以邀请到所需要的专家加盟。然而，中国民间智库却很难发挥这样的人才优势，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中国人事制度与单位考核机制不融合等原因，造成引入人才只是“挂名”，很难有精力与时间完成智库课题，或很难获得所在单位的配合，其发表的研究成果，因署名单位排序等问题而被所在单位科研考核所排斥。

另一个制约因素，来自官方信息公开与信息获取渠道等问题。相对于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往往在及时和充分把握政府信息方面，没有得到法律及制度上的有力支持，导致智库在进行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中，未能形成令决策者心仪的成果。政府信息受限，也影响到智库选题设定等工作，民间智库一般会选择远期战略性研究，而回避对策性课题。同时，国家尚无智库的“国标”，无标准化建设，对优良的民间智库的进一步发展并不利。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制约因素，就是“需求”。当前中国政府与国有大型企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聆听到独立的民间智库的声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来源：学习时报，2015.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