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影响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主客观因素

一般来说，任何时候准确地认识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很不容易的，而正确认识当下迅速变化的中国尤其不容易。夸张一点说，正确认识中国，真正了解中国，可能是全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的挑战。

了解中国很难，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国是个转型国家，新老问题并存。王义桅教授认为，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大陆国家走向海洋国家，从地区国家成长为世界大国。而国际学界通常将包括中国的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都称为“转型国家”，总方向是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法治，转型国家的矛盾比保守型国家的矛盾要复杂一些。

第二，中国的发展层次多，问题的性质复杂。胡鞍钢教授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国内不同地区分成“四个世界”，结果，按照网络语言，中国是个“穿越型社会”，古代、现代和未来的问题都在今天的中国汇合。按照学界说法，中国是“共时性社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问题并存。

第三，文化传播的规律是弱势学习强势，而文化的传播强弱一般是由国家发达程度决定的，今天的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家没有学习你、了解你的动力。

第四，社会科学对中国的解释比我们历史上老话语系统的解释要好，但是面对中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存在，其解释能力还不够。现代社会科学起源于西方，是对欧美社会集体心理和行为的总结，而中国相对西方是异质文明，如果简单套用西方学理来分析中国就容易出现偏差。一般而言，采取问题导向的方法研究中国，比较靠谱，严格按照专业教条透视中国，比较容易闹笑话。

第五，西方比较了解中国的精英人士有汉学家或中国问题专家、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外交官、传教士等，过去由于中国地位弱，他们在西方影响也不大。而且他们对中国或多或少有点优越感，一般也没有机会到中国的基层与普通民众“同吃同住”，对中国的了解有限。近年来，中国崛起，这个群体在西方的话语权增大，而且客观、均衡的分析增加了，但其中的一些人出现失落感，这个新的消极心理因素不利于他们真正把握中国的脉搏。

第六，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史中，激进主义比例太大，在思想史中，偏激思想比例太大，结果是误导自己，误导国人，误导国际社会。

第七，中国的知识精英是研究中国、解释中国的关键群体，但是这个群体经常受到“权、钱、洋、俗”等多种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了其研究的质量和解释的效力。政治权力对学术的干扰是个老问题，需要时刻警惕和防范；资本权力对学术的操纵则是近年来中国资本力量成长之后出现的新现象，也需要警惕和防范；崇洋也是个老问题，20世纪50年代表现为“唯苏联是从”，80年代以来则表现为“唯美国是从”，不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是从外国的教条出发，看似“高大上”，外国理论说得头头是道，实则对中国的问题隔靴搔痒，对解决问题百无一用；媚俗也是个大问题，与西方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自宋以来平民主义传统就很强大，20世纪的革命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草根民主性，通过迎合大众的非理性情绪来获得政治支持很有市场，这个现象在网络时代更加严重起来，而且左右两派都有人操弄这种游戏。

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和经济的成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在增加，认识也在深化。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自信心和对自身的认识也在加强。就“了解中国”而言，总的态势是向好的发展。根据笔者个人的国际交流经验，近年来，说中文的外国年轻人明显增多了。以美国的中国研究界为例，50岁左右的学中文普遍比上一代好，他们的学生就更好了。做好中国的事，说好中国的事，是中国人的分内之事。这些做到了，最终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就会趋向真实。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