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法律问题放在社会平台上解决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与富强、民主、文明相对应的是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如何理解、诠释“和谐”？作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武器，法律肩负着重任。因此，对“和谐”的建构，在当代新形势下，需要我们在法学层面做出新的诠释和解读，这其中离不开传统的法学智慧。

　　毋庸讳言，当代中国的很多法律术语和概念，包括法学思维方式等，大多是西式的。虽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有不少具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特色的概念、制度和体系，但也有一些法律制度的设计，有西方法学思维模式贯穿其中。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西方的法学思维并不讲求全局的系统性与和谐性，那么，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如何有效地建构中国的“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法学思维 在本质上与中医思维相通

　　笔者有一个类比的观点，即西方法学思维本质上是一种西医思维；而中国传统法学思维在本质上与中医思维相通。中西医的基本区别在于：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注重整体性、系统性，看病时可能会头痛从脚治起，脚痛可能会从头治起，虽然疗效可能缓慢，但往往治根；而西医则往往将人体视为一台机器，可以拆卸，注重个体性、局部性，治疗时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直奔病灶，用手术刀将病灶切除，可谓见效快，但往往治标的多。可以说，现代与传统中国法律体系所展现的主流法学思维模式的差别，就存在于中西医的不同思维模式之中。

　　对此，笔者以我国古今法律对伤害案件的不同处理模式为例进行说明。针对伤害行为，我国自唐代开始即确立了一个非常完备的制度，叫做“保辜”。就是指当伤害行为发生后，并不马上对加害人定罪量刑，而是先确立一个期限（即“辜限”，如一个月），等这个期限结束之时，再根据被害人的死伤情况，对加害人进行定罪量刑。如被害人死亡的，则定以杀人罪；如被害人没有死亡，则根据伤情定以不同程度的伤害罪。此项制度还规定，在这个期限内，加害人可以（明清时改为必须）对被害人进行救治，以减轻自己的罪责。所谓“保辜”，顾名思义就是保罪，即给加害人一个减轻罪责处罚的机会。这个制度的关键在于“辜限”的设立，既考虑到被害人潜伏内伤的可能性，更考虑到这个辜限设立后的重要效果。

　　保辜制度至少具有三大法律意义：其一，因考虑到内伤的极大可能性，设立辜限，可以让内伤充分爆发出来，到时再来定罪量刑，可以做到真正的罪刑相应，实现实质正义。其二，在辜限内加害人可以甚至必须进行救治，可以切实有效地保障被害人的伤情恢复和生命健康。其三，在加害人救助被害人的过程中，一般都希望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和配合，而人心总是肉长的，这样双方的矛盾或仇恨往往得到缓和，乃至最后消解。这三点，每一点都展现其巨大的法律价值。尤其第三点，不仅解决了法律本身的问题，还把背后的社会问题（即双方矛盾或仇恨）也一并解决了，从而推动了社会走向和谐。综观这个制度，其法学思维反映的就是一种系统观和整体观，即它不是就法律问题而法律问题，而是把这个法律问题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建构这个大视野下来解决，这也就是传统的中医思维在救治人体疾病时的体现！

依据现行法律制度，当伤害行为发生后，由于没有像古代“辜限”这种时间期限的制度安排，案件可马上进入司法程序。比如可及时去医院验伤，确定伤情等级，然后依此进行法律裁判，可以说，一桩伤害案，完全可以做到及时、公正地处理。然而，这种做法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些法律和社会问题。第一，缺少对内伤的考虑和制度安排，从而给后续纠纷解决带来较大麻烦，不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现实中，常有被害人在案件司法解决后才出现内伤爆发而诉求无门的情况。第二，缺少对被害人进行及时有效的伤害救治的制度安排，常常使得被害人由于家庭经济困境而贻误治疗，从而加剧了伤情恶化甚至导致死亡，非常不利于对被害人的保障。第三，缺少一种对双方矛盾源头——社会问题的解决关注，结果是，虽然纠纷本身通过法律及时、公正地解决了，但是其背后的矛盾可能并没有解决。现实中，常有加害人因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对被害人更加仇恨的事例。可以说，这种针对伤害行为的法律解决机制，表面上很公正，但是从社会和谐的角度看，却存在一些问题。根本原因，就是这种制度是典型的西方法学思维，讲究“短”、“平”、“快”。这样的思维，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特别是在我们力图建设和谐社会的法治建构中，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实现“和谐”： 运用整体观和系统观解决法律问题

　　通过上述观察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法学思维有极强的整体观和系统观，其特点是将某个法律问题放到整个社会平台，甚至“天地人一体”的宇宙体系中去通盘考察；而现代法学思维则恰恰相反，是将某个法律问题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拎出来进行个案解决。虽然现代法律也追求所谓的系统性，但这种系统性与传统的系统性不是同一概念，它是在科学不断分支细密的前提下立论，其重点追求的是具体事物（如某个法律部门）内部的系统性，而不是面向外部事物之间的系统性。从整个社会的“和谐”及其法治追求看，这种以现代西方为标志特色的系统观或法学思维模式，难以很好地应对现实。因此，为建构“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我们需要对现有的西式法学思维模式进行认真反思，需要对我国现有的许多法律制度，特别是涉及社会矛盾的法律制度，进行反思和改造。而这种反思和改造的一个观念工具，就是中国传统法学思维中的合理因素，即法律思维的整体观、系统观和全局观。

　　当然，我们要以科学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要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在此基础上，借鉴中国传统法学思维，可以有益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