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西宁解放的故事

　　 一军飞渡黄河向西宁进军

　　1949年8月27日，兰州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彭德怀即发出命令，令一野部队兵分三路，沿甘青公路追击残敌6万余人。二兵团向河西走廊进军，二兵团之三军从兰州出发沿公路向青海之民和、乐都进军，一兵团之一军、二军和十八兵团之六十二军从甘肃永靖、莲花、青海循化渡过黄河向青海西宁进军。

　　一军永靖渡河。一军是8月23日到达永靖的，当时兰州尚未解放，在永靖待命，随时准备参加兰州战役，26日兰州战役结束，27日即奉命渡过黄河向西宁进军。

　　永靖黄河北岸对我军防御的是马步芳的新编骑兵军，敌人不断向黄河南岸射击，威胁我军安全。此外，敌人还将永靖渡口原来有的一座铁索桥，还有二十多只木船，为阻止我军渡河，把铁桥砍断，船也烧了。

　　在这种情势下我一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决定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渡过黄河；一是以军炮兵团的工兵营和师工兵连架浮桥，但在黄河架浮桥没有经验和缺少器材，当桥已架设到200米处，突然，一股急流把铁索冲断，架桥的工兵几人落入水中，几乎遇难，架桥失败。于是决定利用牛羊皮筏子渡河，组织当地群众，每天可扎成大小筏子40多只，小筏每次可渡4人，大筏可乘8至10人。8月28日拂晓，一军开始渡河，先头部队二师五团三营首先秘密渡河成功，击溃了河北岸两个连的敌人，占领了对岸渡口，掩护大部队渡河。一军有3万多人，骡马2000多匹，部队的骡马则集中在一起，由水性好、身体棒的战士，抓住带头马的笼头下水向对岸游去。在北岸的另一处，当筏子快驶进河对岸时，突然，砰、砰、砰，一阵枪响，敌人向我军射击，被我军早已准备好的重机枪手接连几个点射压了下去，我军迅速地靠了岸。到9月2日一军靠着这种原始渡河工具，顺利地渡过了黄河天险，无一人一马损失，实为前所未有的创举。

　　十万大军乘羊皮筏子

　　抢渡黄河天险

　　王震司令员率领的第一兵团部和由郭鹏军长、王恩茂政委率领的第二军8月28日到达循化。循化是个小县，人烟稀少，吃粮困难，大部队不能在此久留，必须很快渡过黄河。循化有三个渡口，古什群峡渡口、大河家渡口、西峡口渡口。马步芳曾命令马绍武部将古什群峡木桥和各渡口的所有船只一律烧毁，将河岸的一切木料烧毁，并将部分水手裹胁到黄河北岸，以防为我军所用，并将黄河北岸从甘都到官亭的敌人集合起来，每日与我军对战。根据上述情况，我二军一方面命令工兵在炮火掩护下，利用旧有桥墩尽快架桥，一面派出许多部队发动群众寻找水手、船工，准备用木排、牛羊皮筏渡河。架桥工作，因原桥基破坏严重，工程量很大，短期内无法架成。只好在各族群众的帮助下赶制木排和羊皮筏子，并将一只能乘坐120人的磨船修好。8月30日五师在火力掩护下，以锹作桨，冒着弹雨，冲过一个又一个激浪和险滩，努力向对岸划去。8月31日，二军又开辟了草滩坝、依麻木庄、察汉大寺三个渡口。9月3日二军前卫师进驻化隆县甘都，军部驻在甘都马步芳公馆。5日五师解放了化隆县城。9月1日还发生了一件动人的故事：五师十三团二营营长柴恩元，带领160多人乘坐大木船渡河，由于船只超载，吃水太深，当船驶进北岸时，却无法靠岸，大船顺水而下，远离渡口，急速向下游流去，那里河面窄，水流急，船速快，船只随时有被山崖碰碎的危险。解放军指战员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之中。正在这时，在离岸几百米远的山洞里的一些躲避战乱的撒拉族群众，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抓住船上战士丢来的绳子，帮助解放军稳住了脱缰之马的木船，100多名指战员得救了。事后，二军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赠给奋勇救船的群众。由于一军于9月2日在永靖全军渡河完毕，进度较快，二军四师从循化折回也在永靖渡过了黄河。

　　六十二军在莲花河岸渡过黄河。六十二军也是用羊皮筏子渡过黄河，渡河后迅速解放了民和县城。六十二军属十八兵团建制，这时经中央批准，十八兵团入川，六十二军回归十八兵团，投入解放四川的战斗。

　　三个军十万余人乘坐羊皮筏子，抢渡黄河天险，一面强渡，一面作战，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一匹骡马，创造了奇迹，这在自古至今的中国战史上是没有的，就是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作者简介

　　陈庆春先生是一军老战士，曾任军司令部译电员。

　　1955年接待过十世班禅大师。

　　党史工作者，主持修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点。

　　书法爱好者，擅长小楷，得到胡耀邦总书记赞扬。在文化部、外交部举办的“中日书画展”获老年组金奖，作品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2013年6月被西宁市评为“首届书香之家”称号。

　　解放时的西宁

　　1949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一军骑兵先遣部队600骑兵在孙巩率领下进入西宁城，9月5日一军副军长王尚荣率大部队进入西宁。结束了马步芳家族对青海40年的反动统治。宣告西宁正式解放，西宁回到了人民手中。

　　西宁一解放，人民解放军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建立新的人民政权，并在新生政权领导下，团结各族各界人民，齐心协力，维护社会治安，清剿和招降散敌，收缴武器，巩固胜利成果，使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九月八日，一军奉中央军委命令，首先成立了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是军管时期最高权力机关，军管会由冼恒汉任主任，张国声任副主任。同日，西宁市人民政府也宣告成立，刘枫、钱平为正副市长。

　　当时的西宁市是马步芳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当时的西宁市哪像一个省会城市，简直是一个小城镇。市区人口总户数15449户，总人口70838人，当时的西宁都是低矮的土房，唯一的高大建筑物就是东关的湟中大厦，也只是砖木结构的楼房，其中有一个不大的舞厅，是供马步芳他们享用的。街道都是不宽的土路，汽车会车都困难，遇到雨天，泥泞得无法走路，东西及南北街高低不平。从东大街向西缓上坡，大十字的西街口有一个魁星楼上头装个广播喇叭，一喊全城都能听到，有东西南北四道城门。全城没有自来水，都是吃的井水和泉水，群众都是挑水吃。房子里没有取暖火炉，都是用马粪和柴草秸杆煨炕。群众的衣着比较古旧、简单。棉衣絮的是羊毛。不少群众戴着簸箕形白毡帽，穿手工做的牛皮鞋，妇女穿长衫。十多岁的孩子没有裤子穿，太阳出来蹲在窗台下晒太阳。当时的馆很多，有马步芳公馆、三大公馆、陈家公馆、丑家公馆、祁家公馆、李家公馆等。这与许多市民没有房子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记得高跷队欢迎解放军入城，走乏了屁股一蹶就坐到房子上了。当时群众形容西宁是“一条街，三栋楼，四个警察，两个猴(公园里只有两只猴子)。”

　　一军二军并肩进入西宁

　　解放西宁兵分三路，一路是一军从甘肃永靖向西宁进军，一路是二军从青海循化向西宁进军，一路是二兵团之三军在兰州战役后沿兰青公路经民和、乐都向西宁进军(到乐都后转向河西走廊)。

　　一军在彭总和兵团司令王震指挥下，与二军密切协同，从陇东追击战，到占领临夏，继而强渡黄河，直捣马步芳统治的西宁，解放青海，经历四十多天的行军作战，行程两千四百多华里，始终是协同作战的。

　　一军、二军和第一兵团部是9月7日同时进入西宁的，进入西宁后一军军部驻扎在兵部街(解放后改为解放巷)，马步芳的密室院内后迁至周家泉马步芳公馆。二军军部进入西宁后直接入住周家泉马步芳公馆。九月九日二军五师进到小桥地区，四师驻防乐都柳湾地区，六师十六团、十七团驻防化隆。

　　九月九日王震司令员在西宁召开了一军、二军军级干部会议，传达了西北局常委会议精神，集中力量解决西北问题。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第一野战军之十八兵团进军西南，十九兵团进军宁夏，第一兵团的二军协同二兵团进军张掖，夺取玉门油田后准备进军新疆，一军留驻青海。

　　青海、西宁的解放应该是一军、二军共同解放的，还有三军解放了民和享堂，六十二军解放了民和县城，这才比较客观。

　　西宁解放日期应是九月三日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马步芳的残兵败将尚有三万余人逃回青海，以加强老巢的防务。为了不给溃逃的敌人以喘息之机，不使青海的历史进程有分秒延误，一军决定，抽调军直及一、二、三师的骑兵连及九个团侦察排的骑兵班以及各师侦察科长、各团侦察参谋等共600余骑兵组成先遣侦察部队，由军侦察科长孙巩带领，与敌人抢时间进军西宁。孙巩说：敌军沿湟水以北公路回窜，我们在湟水以南沿着青沙山的半山腰翻山越岭前进，那时，脚下无大路，手上地图老得不管用，只好边问边走，我们自秦安出发连续行军20多天，我们经马营、古鄯进到巴州时人困马乏，有的马掌跑掉了，有的战马累死了，我的一匹乘马也跑死了，我们实在是疲劳过度，请示军首长建议休息一天，军首长的回电是：不怕牺牲，不顾疲劳，不惜代价，昼夜前进，要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8月31日我们进入了乐都县的中坝、瞿昙寺，与敌军的一个骑兵连遭遇，不到半小时，就缴了敌人的械，还缴获了敌人的几十匹战马，补充给了各连，我们沿着湟水南岸的川谷地带奔驰，过了大峡，天黑在平安驿宿营。

　　3日拂晓，我们沿公路疾驰40华里于10时前后兵分两路包围了乐家湾，占了飞机场，敌机场人员全部投降，缴获了三架飞不动的飞机。9月3日中午我们稍事休息，即策马向西于下午两点多占领了西宁市东关。西宁城只有溃逃的散兵游勇和一些政府官员，并无部队防守。我立即作了如下部署：二师侦察连占领西门、南门一带；三师侦察连占领小桥工业区；一师侦察连和军直侦察连占领东关的周家泉、马步芳公馆、湟中大厦、湟光电影院、青海实业公司等处，指挥部设在湟中大厦楼上。这几个地方是当时西宁市最坚固的建筑物。在这里设防，如遇意外，可以依托这些建筑物固守待援。就这样，先遣侦察部队占领了青海高原的古城西宁。

　　作了警戒部署以后，我同几位侦察科长、参谋到了马步芳的省政府大礼堂，会见了维持会人员。他们大都是伪参议员、地方绅士。我即向维持会的人员布置，让他们帮助征集汽车，不管是军用的、民用的，令所有的驾驶员和车辆限时报到，征得大小汽车好几十辆，由维持会人员带领汽车前去接运大部队主力进城。

　　9月3日晚12点我宣布全城戒严，禁止通行，违者严惩不贷。这天晚上很不平静，城里城外枪声不断，西关、小桥一带枪声打得很厉害。晚上，我们基本没睡觉，整个先遣部队在巡逻。

　　9月3日深夜，一个自称卢德的人来到我的指挥所，他说他是王震司令员派来的劝降联络员，先于我们到了西宁，他说上五庄及大通桥头地区尚有马步芳的八十二军残部约二千多人和几十名军官，正在那里集结，有回窜西宁的企图，我向军首长作了汇报，希望大部队尽快进入西宁。

　　9月5日凌晨一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王尚荣和二师参谋长王时军率二师五团进入西宁，五团到达西宁后接管了先遣骑兵侦察部长的城防任务。

　　解放后有些同志说一军骑兵先遣部队是9月5日进入西宁的，这其中包括一军政委廖汉生的回忆文章《青海解放的历史回顾》中说：“九月五日一军先锋部队进入西宁”。一军政治部主任张国声的回忆文章《重兵歼青马轻骑下西宁》说：“一军先遣侦察部队长驱直入，于九月五日中午进占西宁，解放了这座高原古城”。今天，西宁解放已经六十五个年头了，人们已经习惯说西宁是九月五日解放的，不易再改，但人们应该知道西宁真正解放的日子是九月三日。

　　当时西宁的社会治安异常混乱

　　解放初期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接收经费，工厂、学校的人员生活维持费无法发给。1949年8月27日马步芳逃走时携带搜刮青海人民的黄金31000两，而我们接收的黄金只有44.15两(沙金)，银元5800元，粮食7万市担(只够城市人民吃3个月。白面40余万斤，煤400余万斤，食盐10万斤，柴30万斤，醋800缸)。这就是马步芳留给我们的家底。为了解决财政的异常困难，除政府税收外，没向老百姓要一分钱。为渡过难关，一军部队停止开支，将经费借给政府，从部队调至地方工作之人员的一切费用全部由部队供给，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每天只吃两顿饭，部队各连队还要开荒种田以解决粮食问题。生产部门与技术部门之职工，学校之教职员之生活维持费迅速下发，以安定情绪，具体办法是生产技术人员(包括工厂职工、邮电部门、医院等)如已恢复生产和工作者最低以200斤麦子为标准，学徒与工人一律给150斤麦子。学校教职员：中等学校最低200斤麦子，最高不超过400斤麦子。小学教员最低200斤，最高300斤，工友一律150斤，贫苦的公费生，照学校的生活标准发给。未恢复生产、工作，如系生活特别困难者，则酌情适当补给。国民政府机关之公务员，因我军未到达前，其原机关已发遣散费，原则上不发生活费。生活确实困难者亦应酌情予以救济。以上以1个月计，分两次发给。

　　解放初期西宁市的社会治安异常混乱，反动势力活动猖獗，天一黑到处是枪声，人们不敢出门，群众心里恐慌。匪特们组织了“中国反共救国军西北第一指挥部”暗杀我工作人员，夺我枪支，窃割电线、打黑枪，伤我哨兵，公开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布告、煽动民族隔阂，还造谣说：“苏联向共产党要300000个小孩换取苏联大炮，现正在兰州集中。”谣言传遍了西宁市各小学校，使各小学的学生普遍不敢上学去，根据上述情况，中共青海省委和西宁市委采取各种措施，对匪特的破坏治安活动进行打击，使西宁市的社会治安情况得以逐步好转。

　　清剿残匪巩固新生政权

　　西北广大地区解放之后，被打败的反动残余势力，并不甘心其灭亡的命运，他们利用解放军进入新区，立足未稳，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反革命叛乱。在青海尤为突出，马步芳在青海苦心经营数十年，反动势力根基很深。虽然兰州战役他被消灭了27000多人，但他还有30000多人在青海。马家父子在逃离时，曾密令残敌隐藏起来，作为“民间便衣战士”，准备“将来机会一到，再与共军算账。”许多残敌蛰伏起来，赵遂等马步芳的高级军官虽已投降却暗中聚焦力量组织反革命叛乱。在青海组织叛乱的活动到处开花，在西宁叛乱的有小峡，已经打到了乐家湾，在大通叛乱的有5000多人都是马步芳的正规部队，由高级军官指挥。在门源、湟中、平安、循化、化隆、民和、上五庄、互助、河南蒙旗、贵德、海西都发生了反革命叛乱。青海反革命叛乱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全国来讲都是没有的，不消灭这些残匪，共产党在青海就无法立足。青海的匪乱，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主席1949年11月14日给彭德怀、西北局发电报指示，为了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青海站稳脚跟，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工作。

　　昂拉剿匪：昂拉地区位于西宁东南是藏族聚集的地方，那里地形复杂，易守难攻，马步芳残匪一些高级军官及其部队煽动昂拉藏族千户组织的反革命叛乱。为了执行民族政策，争取千户项谦本人归顺人民，从1950年9月开始到1952年4月我党曾先后17次派人前往昂拉与项谦本人及其代表谈判。1952年元月下旬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也亲自去昂拉也未取得结果。1952年4月下旬，省委报请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批准，向昂拉地区的马步芳残匪及项谦进行军事清剿，以一军一师为主力，辅以二师及军骑兵团、骑兵支队、炮兵团、骑兵第六团、四军骑兵团、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团、贵德独立营等数万人，进行围剿，敌人被全部歼灭，项谦向人民政府投降，人民政府还给他安排了工作。

　　柴达木地区剿匪：青海解放后，马步芳残部有二千多人窜入柴达木地区，他们都是全副武装。新疆解放后，新疆的一个专员、有名的惯匪，与美蒋特务有长期关系的胡赛因、哈克力百克、乌斯满柯木贾贾那、乌考色布拉等残匪于九月下旬由新疆流窜于柴达木地区，共约男女三千多人，枪四百余支，在柴达木地区进行抢劫，企图得到一些过冬物资。从甘肃进入柴达木地区的楷木、哈木、马霍松、稍立炭等部二千五百余人，有步枪六百余支、轻机枪一挺，冲锋枪十支。哈里百克匪三百余人。在柴达木地区的匪帮总计有八千多人。

　　为了彻底消灭叛匪，巩固社会治安，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组织了甘、青、新三省会剿，统一由三军军长黄新廷指挥，务求全歼该匪于柴达木地区，减少我军解放西藏困难。在柴达木参战部队有一军、二军、三军、四军的骑兵团、骆驼团，二军的装甲车七辆，三军的步兵二十七团，还有运输给养的汽车60辆，部队的装备都是皮衣、皮裤、皮袜，各部队都配有烧酒、中华烟(有些地区有瘴气，除战士抽烟外还给马匹喷烟)、胡椒、海带等。经过战斗将残匪基本上消灭。尚有部分残匪经过可可西里逃往西藏(当时尚未解放)，经西藏逃往印度。

　　剿灭马良、马元祥股匪。青海剿匪斗争歼灭的最后一股较大的叛匪，是在美蒋特务指挥下的马元祥、马良叛匪。台匪给马良股匪空投七次，特务十五名(有美特一人)电台8部，轻重两用机枪22挺、六○炮3门、卡宾枪206支、冲锋枪300支，各种弹药105箱、爆炸器材1部、油印机2部、假人民币、藏族人民用之捻珠等物。给马元祥空投有电台6部、轻重两用机枪14挺、卡宾枪40余支，其余为步马枪、短枪180余支，该股匪由空投特务为领导。番号为“中华反共救国军”下辖青南一○二路司令马元祥，甘南一○三路司令马良，各路均设九个纵队，匪徒有1257人，均为骑兵。为了消灭这股叛匪，西北军区组成了甘青剿匪指挥部，决定甘肃军区负责消灭马良股匪，青海军区由副司令员李书茂负责指挥消灭马元祥股匪。剿匪部队计有五个骑兵团、一个支队、一个大队、一个侦察连。步兵三个团，还有各县的地方武装，战斗实力11656人，超过匪兵力五倍有余，经过战斗将马良、马元祥股匪全部歼灭。一军从1949年9月至1952年7月在青海剿匪中共歼灭叛匪15716人。自己伤亡143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