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法治中国建设，首要的是进行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当中，最重要的是确定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如何确定呢？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有原则性表述，即“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2]，“推进法治中国建设”[1]。根据这一思想原则，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放眼世界，可以采取“三重参照、三重定位”。

　　 （一）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参照，定位法治中国建设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以“两个一百年”为参照，可从法治国家和法治中国两个层面考虑“两个一百年”的法治建设战略目标：

　　 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基本建成法治国家，实现国家层面的法治，即法律体系更加完善，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基本确立，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以权利公平、规则公平、机会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到20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建成法治中国，即全面建成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不仅建成法治国家，而且建成法治社会；全面实现执政党依法执政，人民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全体人民自觉守法，宪法法律有效实施，法治的核心价值充分实现。

　　 （二）以法治现代化为参照，定位法治中国建设目标

　　 法治现代化的目标是加快推进我国法治的转型升级。法治转型升级的实践路径包括：从法治国家转型升级为法治中国，从法律之治转型升级为良法善治，从法律大国转型升级为法治强国。

第一，从法治国家转型升级为法治中国。从建设法治国家到建设法治中国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转型升级。“法治中国”既是中外法治文明的现代版，又是“法治国家”的升级版。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建设法治国家的着力点是在政治层面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特别是把国家各项权力（包括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监督权力等）纳入法治范围，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法治中国”“不断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前进”[3]。“法治中国”的内涵比“法治国家”更加丰富、更加深刻、更具中国特色：建设法治中国，不仅要建设法治国家，还要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政党；不仅要推进依法治国，还要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自治；不仅要搞好国家法治，还要搞好地方法治（区域法治）、行业法治，促进三者协调发展；不仅注重有形的法律制度硬实力建设，还要加强无形的法治文化软实力建设，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不仅致力于国内法治建设，还要面向世界，推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民主化、法治化，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二，从法律之治转型升级为良法善治。“法治现代化”这一概念，既指从传统人治社会到现代法治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又指法治（法制）由传统型到现代型的历史性转换。世界范围内的法治现代化有各种各样的目标定位和发展道路，例如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就当代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而言，我们走的是一条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与“五大建设”相适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的法治现代化道路，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法治现代化。

　　 中国古代的法治是工具主义法治，是君主专制独裁的严刑峻法；西方近代的法治基本上是形式主义（形式合法性或形式正义）的法治。它们既可以服务于“善”，也可能服务于“恶”。反思中国古代工具主义的法治文化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和西方近代形式主义法治文化，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利弊得失，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法治，也就是说，中国法治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元素是什么，中国法治的目标模式（法治的中国模式）应该是什么。回答只有一个：中国法治作为现代法治，不仅应当是形式上的法律之治、规则之治，而更应当是良法之治。这种形态的法治同现代社会的制度文明和政治文明密不可分，它意味着对国家权力（尤其是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对权力滥用的制约与制衡措施、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平等保护等；意味着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他国家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人民主权原则、人权原则、正义原则、公平合理且迅捷的程序保障原则，等等；意味着法治要求国家维护和保障法律秩序，但国家必须首先服从法律的约束；意味着法治要求人民服从法律，但同时要求人民服从的法律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这种形态的法治就是内涵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正义、效率与合法性等诸社会价值的良法善治。

　　 第三，从法律大国转型升级为法治强国。“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242部、行政法规721部、地方性法规9200部，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4]由宪法统领，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自治条例构成的法律体系已经相当丰富和庞大。中国人民用30余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立法行程。通过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我国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权保障、社会发展、环境保护要求和需要的法律制度。就成文法而言，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法律大国”，而且很可能是第一法律大国，但还远不是一个“法治强国”。基于这种判断，法学界、法律界人士提出要加快从“法律大国”转型为“法治强国”。法治强国是强国之梦的组成部分。为实现强国之梦，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一系列“强国战略”，诸如，四个现代化、工业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教育强国、文化强国、海洋强国、网络强国……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应当十分明确地提出“建设法治强国”，实施法治强国战略。只有实现了法治强国，中国才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国。正如胡建淼教授所言：“法治立国、法治稳国、法治救国、法治强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经验总结”[5-1]“法治是中国的强国途径，法治强国是中国的战略目标。”[5-2]

　　 法治强国有多层含义：其一，法治是实现强国的手段，实行法治是强国之路，故，要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保证其有效实施，以推进和保障国家强盛目标的实现。其二，法治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正所谓“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韩非子·饰邪》)、“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认定国家强盛，法治是重要一项。在强国中，法治成为国家与社会的核心价值，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根本方式，成为支撑国家兴旺发达的强大力量；全社会尊重法治、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宪法具有极大权威，法律具有普遍的实效，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其三，法治作为国家强盛的软实力。奉行法治，才能使我国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拥有与我国的历史文明、人口总量、经济实力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相当的话语权、决策权和规则制定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正是朝着实现“法治强国”的方向迈进。

　　 （三）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参照，定位法治中国建设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

　　 以此为参照，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也可分别确定为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

　　 到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在法治建设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及其运行机制，更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宏观样态可以描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善；宪法法律得到有效实施；依法执政水平明显提高；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大幅提升；法治文化繁荣发展、法治社会建设卓有成效；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改革开放、持续发展的国际法治环境进一步优化。

　　 在这一目标设计中，“法治体系”是个关键词。法治体系是法学研究的新概念，也是法治建设的新思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中国法治建设的中心任务应当升级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是中国法治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必然提出的新任务。

　　 法治体系由多个层面叠加构成。第一个层面是法律体系。法律体系指法律规范体系，是法治体系存在和运行的基础。第二个层面是法律运行体系，通常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环节。在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们感受深刻的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现象依然突出，法治运行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不够协调。所以，法治体系建设要注重法律运行各个环节的有序性、有效性以及每一环节彼此衔接、相互促进。第三个层面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政党及其有机统一；国家法治、地方法治（区域法治）、行业法治协调发展；国内法治、国际法治、全球法治有效衔接。

　　 法治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国家的法治走向成熟强大的重要标志。从这种意义上说，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就是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选自      爱思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