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圣传：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理论与批评？

作为不可分割的文学整体，当代学科体制的专业化倾向使得作品、理论与批评三者间呈现出某种离心或断裂。这种知识性的阻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当下文艺领域中文学作品“肤浅化”、文学理论“泛他者化”与文学批评“代际化”隔膜的病因。文学创作呼唤文学批评引航指南，文学理论需要文学作品强筋健骨，文学批评吁求文学理论合理回归。只有三者关联聚合，才能不断加强文学作品的思想厚度，巩固文学理论的学理根基，改进文学批评的诊断评价。

　　 文学的“敌人”

　　市场与媒介的“内——外”合力，正促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发生着深刻巨变。从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纯文学”光晕的日渐消逝，到网络媒介下大众文化流行致使“俗文学”对严肃文学的巨大挑战，文学的教化、启蒙甚至审美功能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日益褪去。传统文学的生命力正在萎缩。因市场机制的拦截与网络媒介的围堵，文学的“去经典化”“去传统化”“去历史化”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文学题材的“单一化”“影视化”，文学语言的“简单化”“杂交化”，文学人物的“干瘪化”“粗糙化”，也成为一种难以抗逆的趋势。与之相反，对社会矛盾冲突的正面表现、对日常生活的深刻反思、对异域乡土的人性讴歌，这些有思想、有人性、有温度的文学作品却越来越难以发掘。“文学”与“诗”的二律背反，正鲜明呈示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繁荣”背后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在新的文学载体、表达、传播、接受渠道中，媒介与网络正创造着一种“新”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由此思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则不难想象，市场与媒介的所谓“致命性”挑战，其实并非文学的真正“敌人”。市场与媒介对传统写作方式、文学存在空间与样式的挑战，已是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也是当下社会发展的潮流。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顺应这样一个媒介时代的文学到来。那么，文学的敌人究竟是什么？

　　或许，文学的敌人正是作为主体的作家本人。真正的文学是“人学”。然而，我们时代的作家，却基本不去直面现实，不去干预生活，不去揭露社会底层人性的善与恶，而是不食人间烟火地在办公桌前费尽心思地构思复杂人物与情节，最终在技巧的编织中丧失了文学的“真”，因而根本无法用真情实感打动人，进而又丧失了“美”。文学是一项人类的事业，它绝非作家的自娱自乐，更非仅仅满足于都市重压下庞大人群“肤浅化”的文化消费快餐。文学需要更广泛更深入地走进日常生活，走进各民族的底层，更深入地揭示并表现社会的结构矛盾与人性复杂。通过文学，真正呈示出能被不同民族与肤色、不同地域与文化的人类全体广泛接受的人性善与恶，进而表达出一种超越本土力量的积极向上的思想主题，这才是文学的最终归宿，也是当下“去崇高化”的“轻时代”中锻造文学精品的阀门。

　　因此，文学批评家应该将作家不断引导到这种“重归现实——干预生活”的创作渠道中，通过对平凡生活的细腻观察、对复杂人性的矛盾挖掘，创作出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文学作品，进而令代代读者从中攫取到撞击灵魂的思想挣扎以及回味无穷的审美意蕴。

　　 理论的“缺失”

　　如果说作家与文学生活的脱轨是导致文学作品肤浅化的病因，那么，“泛他者化”理论依附中与文学作品的断裂则是造成当下文艺理论杂合性缺失的病症所在。

　　众所周知，自80年代西方文论大量涌入起，中国文论便在“苏联模式”的挣脱下因与传统、西方、当代话语的重构而实现了跨越性发展。然而，西方文论的大量涌入也造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诸多弊端。从90年代初期“失语症”讨论到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直至当下“强制阐释论”讨论，在“反思西方”与“本土重建”的不断反思中，文艺理论学科建设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露出地表。现在看来，最根本的问题有三：

　　一是理论的“泛文化化”。忽视文学文本、脱离文学作品，将文学理论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文化现象中讨论理论，试图在跨学科理论话语的理论建构中建设文艺理论，最终导致“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以及“文学理论——文学作品”间的关系断裂。

　　二是理论的“泛他者化”。忽视本土文化与学理经验，盲目引进与照搬西方理论话语，并在削足适履与盲目依附中“强制阐释”本土文学经验，最终因文化学理根基的不同丧失了理论话语言说的有效性，导致文学理论的杂合性缺失。

　　三是理论的“反理论倾向”。一味追逐理论的“泛文化化”与“泛他者化”却恰恰忽视学科“基础性理论”的根基性建设，进而在盲目求“新”求“变”中反而走向“反理论”的一面，导致文学理论发展方向的迷失。

　　正是以上三种倾向，造成了当下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诚然，“纯理论”的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然而，我们不提倡在一味的“文化转向”“哲学转向”“政治转向”等“——后”理论视域的“泛他者化”依附中将文学理论置于“他者”的被动操控中。

　　立足本土、以我为主，进而在跨文化交流中实现异质文论间的互涵互补、互动对话，这种文学“本土性”与“主体性”在场的言说立场与价值诉求是不容动摇的，也应该成为当下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出发点。此外，理论需要捕捉前沿、追逐热点，但相较于各种域外理论新潮，“基础性理论”问题实则更为重要，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其自身知识就难以在学科脉络上求得突破与进展。

　　据此，在“——后”理论不断转向的“泛文化”语境中，文艺理论应该在“去他者化”中确立主体性文化立场，破除脱离文学作品与本土文学经验的“他者性”理论依附，加强对“基础性理论”的重视。只有回归文学作品与本土文学经验，才能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对话中真正实现文学理论的跨学科交流，并在学科原点问题的辨析廓清中有效推进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

　　 批评的“隔膜”

　　与作家脱离生活急需批评引导、理论脱离作品急需回归文本不同，当下文学批评却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化、概念化”倾向。“代际化”隔膜也是批评的一项重要症结。

　　先说批评的理论化与概念化。翻读当下文学批评的文章，作为文艺理论从业者，笔者深深感受到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幽灵”。但凡一位著名作家的作品问世，或是一部作品获得某项特殊荣誉，或是一种理论正在时髦，各种批评文章便一拥而上。譬如说“身体”。这一关键词因西方“身体美学”在国内的兴起而在批评界迅速蹿红。于是，各种利用“身体”为套筒的文章随即大量黏附到鲁迅、蒋光兹、郁达夫、郭沫若、丁玲、阿来、王安忆、莫言、余华等数不清的作家身上。且不管这些作家作品中“身体话语”究竟是如何叙述与表达的，这样一种批评的“理论化、概念化”倾向本身便对文学批评造成一种无形的伤害。我们并不否定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相反，有理论的文学批评会使得批评本身更具穿透性和思想性。但如果是不贴切的，甚至是随意性的“理论概念化”的批评试验，尽情使用现代性、后现代性、各种“主义”，以及诸如“身体”“疾病”等概念对文学作品加以“理论类型化”的概括式批评，则会深深灼伤作品本身真正潜藏的审美意蕴。文学批评需要揭示文本内外所隐喻的作家的独特价值情感结构及其文化症候，而非概念化、类型化的越过“文学”本体的文学批评。因此，当下文学批评急需祛除理论化、概念化毛病，呼吁理论的合理化回归。

　　再说批评的代际化。当下文学批评还存在着一种严重的“代际化”倾向。当前作家群体虽然仍以60后为主力军，但50后、40后、甚至30后仍笔耕不辍，80后、90后、甚至00后也异军突起。与此类似，文学批评家群体也以60后为主导，但80后凭借其先锋性与敏锐性日渐登上历史前台。这就自然产生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批评家究竟能否理解并合理评价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最简单的例子，“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以及苏联同时期的诸多文学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革命性”语境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在当时文艺评论界皆有口皆碑，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生人，在今天也仍赞不绝口。然而，对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批评家而言，其作品的艺术价值相较于文本的话语生产方式，则远远退居其次。原因在于，每一个批评家都有自己的成长教育环境，其关注的重心、品评的焦点以及批评的标准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因而很难真正准确地体验与把握住不同时代作家作品的脉搏。

　　当80后文学批评家群体日渐走向文学批评的历史前台时，他们究竟是书桌前“纸上谈兵式”的理论类型化的“隔靴搔痒式”批评，还是能真正进入文学本体且令人信服地对文学作品中满含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世俗百态作出有效的“诊断性”评价，仍有待时间检验。

　　由此，一方面文学批评须尽快走出概念化、理论化、类型化的模式套路而吁求理论的合理性回归，另一方面则急需加强青年批评人才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感悟与锻炼理解，这也是当前文学批评走出“代际性”隔膜并紧贴作品、紧随时代的无法绕行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