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隧道里的《三老赵掾之碑》

　　1940年4月，在海东市乐都县(现为区)发现了《三老赵掾之碑》，这是黄河上游地区发现的数量不多的汉碑之一，也是青海省迄今已知最早的一通石碑。此碑的出土面世，引起当时国内史学界、考古界和书法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该碑煌煌694字碑文，上补正史之缺漏，下增地方文献之异彩，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书法经纬》赞誉它：书体流美可爱……别具一格，是汉隶中之佳品。

　　乐都出土《三老赵掾之碑》

　　据《乐都县志》大事记载，《三老赵掾之碑》出土于民国29年(1940年)，该碑出土后由马拉木轮车运往老鸦城时，被颠断成两截。乐都县政府收回《三老赵掾之碑》后，于1942年送往青海省图书馆保藏。

　　据史料记载，此碑身通高1.10米，宽0.55米，厚0.17米，额篆“三老赵掾之碑”。碑文隶书33行，满行32字，共694字，末款题“光和三年十一月丁未造”字样。碑的大小，与东汉熹平石经略同。由于这通汉碑的文物考古价值，出土后不久，即被青海省图书馆收藏。所憾的是，1950年的一场大火，竟使国宝毁于一旦，这不能不使人扼腕叹唏！

　　史学美学价值双重并重

　　长期以来，史学界研究西汉名将赵充国时，依据除《史记》、《汉书》、《通鉴》外，还有汉冯奉世写于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的《赵壮侯墓表》一文。这里所说的“壮侯”，系指赵充国亡故后的谥号。赵充国历仕武帝、昭帝、宣帝三朝，丰功至伟，仅次于大将军霍光，宣帝时官拜后将军、爵封营平侯，画像标于麒麟阁以示表彰，去世后被谥为“壮侯”。应该说，冯奉世和赵充国几乎时同时代的人，因此《赵壮侯墓表》所言不虚，但是，经与《史记》、《汉书》、《通鉴》等对照，则不符处甚多，有些错误甚至十分明显。《三老赵掾之碑》发现后，赵氏家族家世源流备述清楚，无可争辩，不少专家学者竟指传世二千余年的《赵壮侯墓表》系托伪之作。这是《三老赵掾之碑》只所以弥足珍贵的原因之一。

　　《三老赵掾之碑》发现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它的书法艺术和碑刻工艺。该碑“字体娟秀，刀笔流畅，兼有华山、张迁诸碑之长，为汉隶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又有人指出，字体系汉代正隶，“文制典重，浑穆遒美，体制书法，酷似蔡邕”。据此可以推测，书体可能出自东汉大儒、大书法家蔡邕之手，其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之珍贵，可见一斑。当时的乐都乃至河湟地区，经过千百年的发展，虽已结束了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时代，但尚属洪荒偏僻之地，再加上旷日持久的兵燹天灾，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在这种条件下，居然发现如此精湛的书法艺术和碑刻工艺，充分说明文化教育已在这一地区勃然兴起，以至出现像赵宽这样的名门世家。

　　河湟教育源远流长

　　《三老赵掾之碑》碑文备述了赵氏家族家世源流，记载了当时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发展的情况，起到了弥补史载之不足的作用。同时，至少给我们两点启迪：一是《三老赵掾之碑》是中原文化在河湟地区发展传播、汉羌文化交流融合的文物实证。在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由于朝廷推行“移民实边”政策，汉人大量涌入河湟，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乐都乃至河湟谷地广为传播，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基。二是以儒家经学典籍的传播为重点，河湟地区的教育蔚然成风，以至在碑文中铭刻赵宽“教诲后生，百有余人，皆成俊艾，仕入州府”的生平。这是乐都乃至河湟地区推行官方教育的最早记载。就当时的条件和时间，要达到“教诲后生，百有余人，皆成俊艾，仕入州府”的规模，仅赵宽一人是很难办到的。这就使人有了联想：当时的乐都地区，已出现了类似“官学”的教育模式，而赵宽是乐都乃至河湟地区举办“官学”教育的第一人。

　　赵宽其人其事

　　据碑文记载，碑主人赵宽，字伯然，金城浩门(今甘肃省永登县境)人，系西汉名将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的六世孙。额篆中的“掾”字，是汉代的官职，为副贰衔称，即官吏佐治之属员。碑文中的“三老”是古代掌管教化的乡官。战国时魏有三老，秦代置乡三老，西汉置县三老，东汉以后又有郡三老。赵宽是浩冂县令兰芳特聘的县三老，已然属于“官吏”的一类。

　　关于赵宽的生平，碑文记载，赵宽的父亲赵孟元，为护羌校尉假司马，掌管军需钱粮，屯兵驻守破羌城。永初三年(109年)，西羌当煎、勒姐种兴兵攻掠破羌城，赵孟元率四子守城，兵败城破，赵孟元及长子孟长、次子仲宝、三子叔宝阵亡，惟四子赵宽“冒突锋刃”，突出重围。后来，赵宽葬埋父兄，举家迁居关内左冯翊(今陕西省高陵县境)，研习经史六艺，钻研礼仪乐章，博览群书，通晓音律，能书善画，其学识水平堪与国学大师相提并论。顺帝永建六年(131年)，“西归乡里，太守阴嵩，贪嘉功懿，召署督邮，辞疾逊退”。“时长兰芳，以宽宿德，谒请端首，优号‘三老’，师而不臣。于是乃听讼理怨，教诲后生，百有余人，皆成俊艾，仕入州府，常膺福报”。赵宽于桓帝元嘉二年(152年)卒，享寿不永，年仅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