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军:“供给侧”改革中的农民工

当前，中央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赋予“供给侧”改革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重要使命。从工程社会学的角度看，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农民工的转型问题，是改革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

　　“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但要见物，更要见人。作为一项推进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的改革策略，“供给”二字的落脚点在“物”，容易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当下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就是“物”，只要围绕“物”的生产，提质增效，做大做强就会马到成功。事实上，在“供给侧”除了提供“物”的产品之外，还有一系列资源要素，其中人力资源是主导“物”的生产的主体要素。如果仅仅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局限于“物”的范畴，那么有两个数字值得我们再反思。其一是工信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二是据工信部网站披露，就工业品而言，201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已达19.8%，跃居世界第一位。因此，中国目前不是“供给侧”供给不足，而是“供给侧”中的供给主体提供不了优质供给和有效供给。

　　如果农民工群体作为产品生产主体的地位长期游离于顶层设计的改革视野之外，其职业化水平、工作待遇、生活安居、培训教育等无法得到保障，那么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结构性改革必将使得“供给侧”改革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在关注物的同时，更加关注“人”，特别是作为当下中国物质产品供给的重要主体的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人群。据样本调查和初步估计，目前国内农民工群体约2.7亿人，其从业范围覆盖了从建筑业、制造业、餐饮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在内的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中国科学院工程与社会研究中心李伯聪教授阐释的工程共同体理论中，投资者、管理者、工程师、工人等共同保证了工程活动的顺利进行，而处于一线的工人群体是所有工程活动最终能够成为现实的基本力量；同时，工人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化水平、社会保障服务等与工程产品的质量存在着正向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3D打印等工程和技术变革风起云涌的今天，工程制造业的思维观念都在孕育新的革命，在这个大背景下实现中国制造2025华丽转型的愿景，工人群体的综合素质、专业素养、职业技能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标度。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工人群体中，农民工是一支重要的关键性队伍。可以说，没有农民工参与的产业转型，就是一部缺乏主角也缺乏配角的舞台，同样，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农民工毫无疑问应当是改革政策需要重点关注和变革提升的群体。

　　农民工职业化转型是工程共同体“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任务。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群体，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迁的重要参与者。但当下中国农民工身份存在一种模糊和不确定性。首先是身份和职业定位上的模糊，既是农民，也是工人。其次是生活状态的不确定性，即像候鸟一样在城乡和不同的地方流动、迁徙、谋生。伴随着这种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社会保障等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随着高等教育扩容、户籍制度改革等社会变革，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局限在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精益制造业、高新技术行业的农民工也日益普遍，“去职业化”的影响在当下中国的很多“供给”主体中都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要提升“供给侧”的供给质量，必须下大力气实现“供给侧”工程共同体中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化转型，抓紧培育农民工职业化形成机制。只有这样，工程生产活动中“人”的要素才能充分激活，这时候生产者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劳动，而是为了职业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为了热爱和兴趣，为了自我实现而自觉地精益求精，唯此，中国制造才可能升级为中国创造。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体的农民工队伍是劳动力供给的主力军，不管是省内就近转移就业，还是劳务输出和返乡创业，农民工总量基本达到峰值。这种情况尤其需要政府把农民工职业化转型作为“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点。

　　（梁军，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