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生死书》：一个特殊的中国故事

　　近日，我省作家古岳的新书《玉树生死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岳先生为玉树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写就了一部用悲歌与颂词写成的生命史诗。近日，古岳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古岳先生您好！描述玉树地震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角度可能会有很多，在阅读《玉树生死书》的过程中，我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您立意选择了“人”作为叙述角度，这样的选择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古岳：阅读。主要是出于阅读方面的考虑。当然，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叙事的方便。因为，只有写人，才可以写出故事。只有写出故事，这样一本书才能读得下去。接下来，我所做的就是怎样才能让这些故事感人。我想，在某些方面我可能做到了。

　　记者：既为记者又是作家，您在书中留下了自己对玉树地震的观察和思考。您是怎样理解玉树地震以及在这场灾难中人的表现和作为的？

　　古岳：地震无疑是一场灾难，而灾难过后，它就成为一个记忆。那么，什么是灾难呢？地震废墟、倒塌的房屋，还是死难的同胞？这些都是，但又不仅是这些，还有灾难的记忆，那是心灵苦难的记忆。当然，还有爱，灾难中的大爱。因为有这种爱，所以，我们才没有丧失信念。

　　有关地震，我在这本书中所观察和思考的就是灾难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人是关键性的因素，无论是在抗震救灾阶段还是灾后重建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人。这不是指某一个单个的人，不是指个体，而是指整个人群，整个民族，甚至整个国家和社会。这里面的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讲中国故事，我所写到的那些人，每一位都是中国故事的主人公。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玉树，你可以说，他就是发生在玉树的中国故事。

　　记者：您想通过笔下的有关“人”的故事，向读者传递些什么？

　　古岳：传递爱心和人性的光辉，传递对英雄精神的礼赞，传递民众身上那种浓郁的家国情怀以及无私无畏的勇气和信念。也许还有对民族大义的颂扬。这是一种大爱。我在书中写下过这样的文字，在一场大灾难中真正令人难以忘怀的就是这种大爱。大爱无形，大爱无疆。这是一个写作者真正值得去铭刻的民族记忆。一般来说，人性有多个侧面，但是在一场灾难中，人性中最柔软和温暖的那一部分被猛然激发，顿时焕发出悲悯和仁爱的光芒，因而呈现出光辉动人的一面。正是这种温暖情怀，给了我们无限的感动。

　　记者：不难看出，《玉树生死书》的书名很有深意，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悲情甚至悲壮的书名？

　　古岳：我之所以选择生与死的较量作为本书的主题来完成表达，是出于对生命尊严的虔诚礼赞，也出于对生与死的无限敬畏。三年多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在玉树那片高地上时刻面临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在采访和写作中，他们曾经面临的考验不断拷问着我的灵魂。一次写作能面对如此考量，无疑是在经受一次神圣的洗礼，这是一个写作者的无上荣光。

　　生与死并没有距离。它们一直在一起，从未分开过。我们所谓的生或者死，只是一个侧面，一切皆因我们所处的位置和观察事物的角度而起变化。我们从生认知死的意义，也从死认识生的艰难，进而懂得该如何珍惜生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当满怀慈悲，如果他选择了要一直走在这条路上，而不是心血来潮地偶尔为之，那么，终有一天他必须面对的一个命题就是探寻生与死的奥秘，就像有一天他必须面对自己的生死一样。

　　记者：此书的采写历时三年，您还记不记得三年来采访过多少玉树人？采写的过程中，这些人物和故事又曾给您带来过怎样的触动？

　　古岳：真正的采访没有那么长时间，采访是断断续续的，只有2013年这一年我在玉树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多。这一年，我在玉树的时间超过4个月。震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在玉树面对面采访过的人至少在300位以上，加上别人讲给我听的那些有名有姓的人物故事，记在我采访本上的人物故事估计至少涉及到500人以上——也许还要多一些。采访笔记超过30万字。采访中，所查阅的文件和材料更是不计其数。而我在本书中所写到的不过百余人，提到名字的估计也不超过300人。

　　除了行走的时间，那些日子里，我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坐在那里听人说话。有一天，我坐着听人说话的时间超过了18个小时，其中有八个多小时——从晚上8点至次日凌晨4点半，我连屁股也没挪一下。而写作，就在紧张采访的间隙进行。这是第一个问题，而前一个问题，其实在前面的谈话中已经谈到了。 (郭晓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