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西藏历史进程中的两座丰碑

　　一、萨班·贡噶坚赞

　　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年），是藏传佛教萨迎派首领萨迦五祖中的第四祖，以学富五明而被称作“班智达”，简称“萨班”。1216年，当他继其伯父担任萨迦寺座主时，相互争雄的西藏佛教各派势力，面临着同样一种严峻的局势：伊斯兰文化从北、西、南三面向西藏靠近，蒙古势力以迅捷的速度开拓领土。1227年，成吉思汗彻底灭亡西夏，给西藏的政教首脑们以巨大的震动。西夏王朝与萨迦派关系密切，其屡遭兵燹、最终灭亡的命运，促使萨班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归附强大的蒙古以发展自己的事业，对人对己均有益处。他在其哲理诗集《萨迦格言》中，曾训诫世人应当依靠伟大人物、顺应时代潮流，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1240年，蒙古兵锋出人意料地深入卫藏，重创距离拉萨不远的热振寺。这次试探性的军事进攻，迫使西藏各派势力不得不联合起来共议对策。宗教声誉隆重、富于政治经验的萨班，被推选前去同蒙古接触以决定西藏的去向。

　　1244年，蒙古皇子阔端经过多方调查和权衡，决定迎请萨班前来西北重镇凉州，商讨吐蕃诸部的归附事宜。突破藏传佛教各派教主不离开西藏的惯例，需要无畏的政治勇气和可贵的献身精神。萨班是积极入世，有着明确责任感的哲人。面对质疑和劝阻的声音，他毅然以“为饶益众生有情而决定前去”作答。经过近两年的跋涉，终于1246年抵达凉州。在凉州与各方人士的接触和见闻，深化了萨班对天下大势的思考和理解，坚定了他“祸福均无悔意”、归附蒙古汗国的决心。1247年，萨班与阔端在凉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避免了蒙古对西藏进行大规模军事征伐的可能，奠定了此后西藏辖于元朝中央、纳入中国版图的政治基础。此间，他撰写了著名的《致蕃人书》，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和西藏的应对举措作了精辟的阐述，反复晓谕群龙无首的卫藏各地头目，归附虎踞北方、铁骑四出的蒙古王帐。这份致西藏僧俗首领的公开信，是推动西藏上层与蒙古王室建立联系的第一份重要文献。至此，西藏跟随时代步伐参与了蒙元王朝建国的雄图，萨迦派也缘此逐渐跻身于全藏各派的首席。

　　萨班远赴凉州之前，曾以萨迎派教主的身份，对内部事务作了妥善布置。他深知继承人才能和威望的重要性，因此带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同赴凉州，不仅仅将其作为萨迦一派僧俗两途的继承人加以培养，而且更有深层的考虑。八思巴既在教法上得到萨班的亲炙，又在阔端宫廷积累了政治经验，延续和发展了萨班所开创的事业。1253年，八思巴和恰那兄弟二人在六盘山与忽必烈会晤，进一步巩固了西藏在蒙古汗国和大元王朝中的地位。八思巴是忽必烈一家密教信仰的启蒙者，又在人事多变、筹划大事之际始终跟随忽必烈，因而日渐受到亲礼。忽必烈仿照西夏制度，封八思巴为大元帝国掌握政教大权、领宣政院事的“帝师”；还通过联姻的方式，以恰那为元朝咐马，封为总理全藏事务的“白兰王”。终元一代，帝师职位由萨迦款氏家族及其门徒世代承袭。萨班伯侄及其家族，为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及各族之间的交流和认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二、阿沛·阿旺晋美

　　阿沛·阿旺晋美（1910—2009年），是著名的藏族爱国领袖、卓越的社会活动家、西藏自治区的主要缔造者。早在青年时代，他便受到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进入贵族行列之后，先后担任孜本、噶伦、昌都总管等要职。近代以来的西藏，饱受西方势力的侵略和历次政潮的冲击，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藏族内部、藏汉之间的团结，均受到严重的破坏。1949年，在新中国诞生的形势下，甘、青、川、康、滇各省的藏区纷获解放，西藏的解放成为实现国家统一的关键步骤。在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中，所谓“西藏独剑”的呼声甚嚣尘上：一方面主张扩军备战、迎击解放军，另一方面准备向英、美等国请求政治支持。对此，阿沛不顾个人安危，以孜本身份提出反对意见，坚持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力主“只能谈判不能打仗”，得到忧心西藏前途的官员的支持。他还多次向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报告，请求委派代表同中央政府和平谈判。

　　1950年，中央政府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阿沛也于同年被任命为昌都总管。此前，他曾向噶厦和摄政提出“一路东去，溯水寻源，找解放军谈判”的建议，然而未获批准。在前往昌都的途中，他目睹了扩军备战给百姓造成的困苦。昌都战役打响之后，他更是敢于担当，积极派人与解放军接洽谈判。此后昌都重镇的解放，为西藏的和平解放铺平了道路。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为首的5名全权代表，在北京与中央政府的代表李维汉等举行谈判，最终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达成，进一步解决了西藏地方的政治地位问题，推动了达赖、班禅两大活佛之间团结局面的实现。1954年，正所谓“万方乐奏有于闻”，阿沛与西藏其他代表赴京出席全国第一届人大，并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此后，他又经历了多次复杂局面的严峻考验，并担负起筹备建立西藏自治区的重任。1965年，西藏自治区宣告成立，阿沛当选为第一任主席。此后，他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职务和国家领导人，为西藏发展和民族工作倾注心血，参与和见证了新时期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经济社会的变革。

　　有如萨班·贡噶坚赞一样，阿沛不仅以个人的作用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而且将家族使命与民族道义紧密结合在一起。1935年，他以阿沛家族继承人的身份进入贵族行列。此后，可以说亲历了西藏地区的历次重大事件，坚定了爱国进步的政治立场。笔者曾为阿沛充当翻译，并多次向他请益，他的赤子情怀和精神境界，实在令人钦敬。他的夫人阿沛·才旦卓嘎，热心于参与公共事业和社会活动，是一位倾心西藏妇女儿童事业的巾帼楷模。阿沛共有12个子女，毛泽东主席曾幽默地称赞他“对西藏工作有贡献，对发展西藏人口也有贡献”。他的子女如今大都从事民族工作或参与民族事务，以其所学积极回馈和服务社会，继续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事业贡献力量。

　　三、简短的结语

　　萨班·贡噶坚赞与阿沛·阿旺晋美，所处的时代和平生的经历纵有不同，但均有一种“观乎人文，化成天下”（语出（易经》）的胸怀，并且持守“滴水虽微，入海不涸”（语出《萨迦格言》）的信念。他们敢于在历史的关头，以其政治远见和智慧引领西藏人民，积极投入国家统一、时代进步的大潮之中，因而受到后人广泛的尊敬和长久的怀念。在萨班与阿沛身上，深切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以及对于西藏的未来、祖国的统一所建立的业绩，诚可谓是一脉相承。这种相隔几个世纪的“异代同符”，是一种根植于民族情感和国家道义的文化契合，也是他们留给后世最可宝贵、垂之不朽的精神遗产。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