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祖孙之死

13.01.2016  11:04

  没有人知道罗春英和外孙女玲玲具体是什么时间死的。

  自去年12月20日,女儿女婿和罗春英通过一次电话后,便再也联系不到她。直到1月4日,受托的亲戚让开锁匠打开房门时,这才发现,罗春英和玲玲已经惨死家中。

  屋里一片狼藉。橱柜的门开着,手电筒、作业本等物散落一地,成卷的垃圾袋扯成了长长一条,茶几旁边的垃圾桶也翻倒了,在一只粉红色的气球边还有排泄物的痕迹。

  57岁的罗春英躺在阳台地上,挨着一床被子,面色铁青,一动不动,朝屋里睁着眼睛。不满两岁的玲玲则头朝下趴在卫生间门口的墙边,手和脚面红肿,脚底已经发紫。

  法医初步鉴定,罗春英已经死亡5~10天,身上无明显外伤,死因疑为自身突发疾病,而玲玲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被发现前2~3天内,疑为饥饿冻死身亡。

  “万万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料理完后事,罗春英的女婿蒋国贵陷在塑料椅里,声音低哑地重复着这一句话。

  去年10月,回家参加完奶奶葬礼的蒋国贵和妻子将小女儿玲玲托付给了罗春英,又离开家乡湖南省耒阳市,回到1100公里之外的浙江台州打工。那是他们和罗春英及小女儿见的最后一面。

  死 亡

  罗春英和玲玲祖孙二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在去年12月18日。

  这一天,罗春英带着玲玲,从耒阳市回到坛下乡的集市上卖辣椒粉。她的老家就在该乡的大通村。在集市上,还有相识的人问她吃不吃烤红薯。

  两天后,女儿女婿和她通了一个电话,聊了10多分钟。玲玲要小便,罗春英便挂断电话。在那之后,女儿女婿就再没联系到她。2015年的最后一天,平日住校的大外孙元旦放假回家,在楼下喊外婆,喊了很久也没等到罗春英的应答。

  蒋国贵夫妇便委托亲戚到家里看看,这才发现,祖孙二人已经死亡。玲玲还穿着粉红小花上衣和绿色的开裆裤。

  “我丈母娘平时身体什么大病小病都没有,这么突然一下……”这个30岁出头的男人神情黯淡。

  他和妻子都在台州的一家鞋厂打工,已经做了10多年。由于积攒了经验和手艺,夫妻俩都是管理生产的“师傅”,负责教授新员工。

  他们一共生过3个孩子。老大是男孩,大女儿两岁的时候确诊先天性发育迟缓,智力残疾。2014年春天,他们又有了小女儿玲玲。

  他们曾把大儿子带在身边,但后来工厂里不允许小孩住了,只好送回湖南老家让奶奶带。小女儿出生后,也碰到了同样的情形。“如果在外面租房子的话,我们就那么一点工资,家里还有小孩,根本消费不起。”蒋国贵说。

  4年前,儿子上小学,他一咬牙,在耒阳市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建筑面积达170多平方米,四室一厅,加上装修一共花了40万元左右。蒋国贵东挪西凑,又从亲戚那里借来了18万元,到现在还有12万元没还清。

  房子装修好后,夫妻俩也没住几次。去年6月,蒋国贵就请岳母带着玲玲,住在这套大房子中。每逢节假日,蒋国贵上小学的大儿子及他的侄子,也会过来住。

  平日里,蒋国贵夫妇不放心一老一小二人在家,就经常和罗春英通电话。有时,他们一天通好几个电话,忙的时候,隔两三天,也会问候一下。

  由于家里信号不好,罗春英的手机经常打不通。时间一长,夫妻二人倒也不在意。毕竟还有儿子和侄子周末会过去住,有什么情况,他们会发现。去年12月20日通完电话后,夫妻二人再也联系不到罗春英,刚开始他们并不着急。直到元旦,他们才紧张了,便四处委托亲戚帮忙联系。

  然而就在这些天里,祖孙二人出了事。

  “说凑巧也真是凑巧,本来我们是打算年前做完就回来在这附近找活干的。因为毕竟一个老人带一个那么小的小孩,还有一个就是我妈妈身体不好,我不放心。”蒋国贵的语气稍稍有些激动,“也真是就那么凑巧。就差这一段时间,也就是几十天不到的时间。”他垂下头,用右手揉着自己的额头。

  他的妻子一言不发地坐在他旁边,眼神空洞,失了魂一样,脸色苍白泛黄,听着丈夫的话也没有任何反应。

  在那毫无预兆的最后一次通话时,这对下班后劳累的父母甚至没有留意,正在牙牙学语的孩子有没有在电话那头叫唤一声。

  生 存

  罗春英祖孙住的房子,就在耒阳市市标广场一公里外。沿街开着许多售卖瓷砖、灯具和五金的商店,建材和沙土在坑洼不平的道路边堆积。在湘南连绵的阴雨下,黄褐色的泥浆不断地涌到路面上。

  20多栋红色墙砖的8层楼组成了这个小区。小区中央有一片面积不小的“花园”,正中间潦草地种着一棵树,围着它用水泥砌了一个粗糙的矮墙。花园里稀稀拉拉地栽着灌木,杂草和垃圾遍布,有几只鸡在里面踱步。

  小区的入住率并不高。每一栋楼都有好几家露出黑咕隆咚的窗口和灰色的毛坯墙。到了晚上,亮着灯的窗子还不足四分之一,小区里也没有路灯,四下黑漆漆的。

  罗春英住在其中一栋楼的4层,黑胡桃木色的大门上贴着“龙年吉祥”的年画。

  她只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嫁给了蒋国贵,都在一个乡,两家相距不过4公里。老伴去世后,罗春英就到台州跟着大女儿一起打工。玲玲出生后,她在台州帮她们带孩子。去年6月,因为租房的种种不便,她带着玲玲回到耒阳市区居住。

  为了支撑这个家,蒋国贵夫妇耗尽了心血。

  蒋国贵的老家,在耒阳城西北20多公里处。丘陵地形把农舍分隔成四处散落的一丛一丛。背靠着小山的地方聚着十几座小楼,走过去却发现一片寂静,房屋大都破败,一棵死树直直地倒在土黄色的湖面上。

  唯一晾着衣服的房子就是蒋国贵从小生长的家。房前地上撒着一点纸钱,盆里还留了一些没有烧透。屋里跟房子的外观一样老旧,木板拼的门缝隙很大,风一丝丝渗进来。门框边的墙皮褪开,露出里面的砖。

  橱柜上面摆着一台十几寸的老式电视机,那是蒋国贵父亲平日唯一的消遣。

  蒋国贵的大女儿生下来就有毛病,每月都要到衡阳市的医院化验开药,一次要花500多元。他的母亲毛病也不少,药不能断,一天也得花费小20元。

  家里花销太大,光靠两个儿子打工挣钱不够,蒋国贵的父亲,不得不晒点干货到集市上卖,“赚一个有一个”。

  “现在我老爸还能做一点农活,可以维持一下,再过个几年,做不了的时候,还得我们担起来。”蒋国贵说。

  不出去就挣不到钱,这已经成为全村人的共识。耒阳没什么实业,煤炭又不赚钱了,村里的青壮年几乎全出门了,村里一片萧条。

  “在这附近的话,几百块钱千把块钱一个月。哪里能维持家里?根本维持不了。”同在台州打工的蒋国贵的哥哥说,在台州不一样,订单多的时候一个月拿七八千元,少的时候一个月也能挣两三千元,即便夫妻俩基本一个月开销两千多元,也比在家里的情况要好很多。

  前两年,玲玲的奶奶不小心摔了一跤,本来准备要动手术,因为没钱,拖到现在还没做。

  所以,当玲玲出生不久后,夫妻二人就抱着孩子前往台州打工。当女儿快满两岁的时候,悲剧发生了。

  震 动

  1月4日下午,天下着小雨,罗春英裹着白布,由一行人抬着担架,送到了自己村子对面的山上。

  按照当地习俗,在家里去世的人才能把灵柩停放在村里的正堂,在外去世的甚至不能走正路。倒在女婿家阳台上的她被归到了在外去世的那一类。

  与女婿蒋家的村子相似,这里5户人家挨在一起,枯黄色的水田连绵,看不到其他人烟。罗春英的房子已经快没法住人了,那座红砖砌的老房子,很多地方已经裂缝,窗子没有玻璃,只能把蓝色的塑料布钉在窗框上挡风。

  罗春英祖孙的惨死,对留守家庭造成了一些震动。

  住在罗春英家背后的曾婶,自从罗春英出事后,胆小的她连后门都不敢开,想去耒阳城里跟儿子一起住。“我老头在这里搞装修,又不愿意让我走。”她苦笑着。

  罗春英村里的另外一些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和孩子住在一起。

  蒋国贵的父亲,并不打算住到城里去,一辈子没出过耒阳的他习惯了乡下的宁静。他宁愿走上一段泥地去仅剩的另外3户串门,也不愿接受城里面“关着门,邻里不走动”的环境。

  蒋国贵的哥哥能理解父亲的选择,“这一辈不像我们,老人家不一样”。关于未来,他在心里勾勒了一个美好的图景:在乡里把老房子修好,在市里买一套房子,再花几万元买一辆面包车,这样老人、小孩都顾得过来,来回还不用打的。

  “十几年后吧。”他又加了一句。

  嫂子搂着丈夫的肩膀,轻声说:“有了面包车,我们就可以做生意了。

  在外打工挣几年钱、在耒阳市里买房、回来就近干活、一边抚养小孩一边赡养老人,几乎是大多数耒阳农村家庭的发展路线。如果不是这场意料之外的死亡,已经买了房的蒋国贵甚至比哥哥还快了一步。

  不过现在,蒋国贵夫妇已经完全放弃了在外挣钱的想法。

  他们先天残疾的大女儿,突然用脚去踢地炕的盖子,然后跌跌撞撞跑出门。她的奶奶停下手中的活计,佝偻着身子,缓缓地跟了出去。

  蒋国贵的妻子这时好像慢慢地醒了过来。“我大女儿走路不能走太快,走快了就会摔跤。要做什么事她都不知道,时刻都要有人在她身边。”说起女儿的病情,这位母亲终于张口。

  “像她有这个情况的,我们就知道。像我妈妈平时什么毛病都没有,这个一突然,我们就,没有什么准备。”她声音沙哑,惨白的脸上全部的血色聚集到眼圈。

  玲玲和她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一年,“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玲玲”。

  “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玲玲。”她重复了一遍,眼里泛着泪光,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家里都以她为荣。

  她的手机相册里,存着很多让她骄傲的玲玲的影像。去年10月,玲玲坐在小板凳上,自己端着小碗,乖乖地吃面条。还有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妈妈叫她“过来过来”,她就勇敢地迈开小腿往前走。

  放下手机,蒋国贵妻子眼睛里的神采仿佛一瞬间就熄灭了,这个幼小的生命再也不能向前挪动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