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会治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创新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以来，“社会治理”日益成为改革与发展的着力点和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为推进新时期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有关社会治理议题的讨论，2014年11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第一届社会学前沿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论坛旨在围绕社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搭建社会学界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以求在凸显社会学独特学科视角的同时，推进对“前沿”议题的多学科、跨学科探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学者围绕“社会治理：理念与经验”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推动符合国情的社会治理创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从中国现代思想变迁历史入手，认为康有为的经学革命与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史学转化分别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两次重要变革。康有为提出的经学革命、风俗革命、历史进化论思想等主张，以及旨在消除一切等级差别的乌托邦思想，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基因。王国维和陈寅恪引进逻辑演绎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求制度之本质精神，究风习之变异机制，成为历史开合和存变的动力。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宣朝庆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表明，社会自主性受基层政府管理制度的历史惯性制约，因此，要发展社会治理，须先行社会建设；在社会建设不足的情况下，社会治理模式应强调政府行政扩张和扩大社会参与并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仇立平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以及治理权力三个维度出发，讨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内在逻辑，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强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与平民主义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治理中都有所延续，并由此成为理解未来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轨迹。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赵孟营认为，中国社会治理首先需要建构超越西方契约论的新的基本共识，政府和公民共同为全体社会成员权利的实现负责；政府应当协调公意，且只是公共权力的合法主体之一；在此基础之上，便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同时建构超越传统社会模式和西方社会模式的治理秩序。

　　社会组织是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认为，所谓“社会建设”，就是要对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活动赖以进行的结合体（家庭、村庄、社群、各种正式组织等）进行“建设”，因此，现代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涉及优化人口品质、完善保障机制、推进自由平等、理顺社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在评议中提出，社会是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另一种机制，如何理解这种机制以及怎样建设这种机制，值得社会学界进一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团认为，社会组织工作正成为融合地方政府各部门为民服务诸多业务的主要平台和重要抓手。社会组织工作在政社联动的过程中，扩大了公民自组织、自选择的集体权利，开始建构融合性的社会权力。社会协治新思维及其效果正成为地方政府横纵拓展、市区联动、专项培育、整体推进、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和构建新行政体制的动力。李培林认为，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积极实现人民团体、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的职能转变，另一方面要积极促进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路风讨论了非政治性社会组织的决策权问题，认为由于企业内生知识、政府研发投入和教育社会投入与产权投资日益不可分割，所以有必要在国有企业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如医院）的治理中为管理层的决策权提供合法性基础以及适当的约束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认为，社会治理改革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在社区建设中引进协商民主机制，它在社区治理中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能性。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蔡禾基于粤东某市乡贤理事会的考察，指出自然村才是农民心中真实认同的基本社会单位，或可成为重塑乡村治理结构的自治行动主体。

　　社会工作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徐月宾、张秀兰和乔东平对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之处反映在形成新的可发展的治理结构、倡导新的治理理念、培育新的治理机制和实现社会治理的功能创新等方面；社工群体应通过有效服务和政策倡导来增强自己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促进社会治理发展。乔东平通过对多家社会组织的实地考察发现，社工机构对于是否参与社会治理、如何参与社会治理缺乏认识，认为社工机构要明确自身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成为矛盾冲突时的沟通和协商平台。徐月宾认为，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中存在着明显的负激励现象，完善社会救助政策需引入社会工作服务。社会工作者要在社区和贫困家庭层面通过发挥其需求评估、资源链接、协调服务和监督服务质量等专业社会工作角色，使社会资源在政策的终端对象那里得到有效的协调和整合。张秀兰对发展型社会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应聚焦服务，因为社会服务关涉民众幸福指数和社会归属感，并直接影响到公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陶传进、张欢、王新松，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刘正强，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刘平也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综上，社会治理关涉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的社会意涵，涉及长期以来社会理论中有关社会的思想资源如何“给养”社会治理这一实践主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如何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问题，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有待学界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19日第682期 作者：刘翔英      2014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