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黄河岸边的红色密码

车过拉水峡，山岩陡峭，道路崎岖。阳光直射下的裸露土石表面似有青烟冒出，焦灼而坚硬，好在夹缝里葱葱郁郁的树木，给略显紧张的内心得以抚慰。

经过山路崎岖的峡谷，一片簸箕状的盆地伴着浓浓的绿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还没见河水清流，但黄河的影子和意象，似乎已透过树梢、漫过堤坝迎面而来。水育景，景宜人，人自在，这个名叫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高原小城，它的颜色与名声因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存。所以，理想的风景往往是先声夺人的，与母亲河相伴的景致也定当如此。

不觉不知间，黄河出现了！难以想象的清澈见底，胜似画卷的岸边风情，青海高原的“西双版纳”真是名不虚传。多少外地游人都慕名前来，站立岸边，看一眼黄河之水东流去……

(一)

风景无疑是游人的追逐，而信仰，一定是红军战士心中永恒的丰碑。

我们一行人为追寻红军的足迹而来。我告诉大家，红军的故事就是一部写实的战争片，给无数人心底留下的是关于伟大长征的完整记忆。但面对历史与信仰，我们还要从那些记忆的碎片里，串起那些鲜为人知的感人情节。于是，我们一踏上循化这片红色的土地，就在当地人零碎的口头传说中寻到一个红军战士的真实故事。

70多年前，3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在经受众多匪徒惨绝人寰的折磨后，身负重伤投入黄河。3具年轻瘦弱的身躯，却被善良的撒拉族群众乘着羊皮筏子打捞起来了。筏子客给他们擦掉身上的淤泥，换上单薄的衣衫，悄悄掩埋于黄河边。三座不大的土石构成的坟茔，下面是战士的身躯，石头垒成的坟头朝向太阳升起的东方。当地群众说，这些红军娃从小离家，冒着枪林弹雨打仗，又落于凶残的敌人手中饱受摧残，直到牺牲了也没能回到老家。把他们的身子骨埋在黄河边上，让滚滚东流的河水带着他们的魂儿游往下游，回家去吧。

当地的群众如此爱戴红军战士，而红军的队伍又以怎样的方式，让信仰的种子深埋于这片土地，并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呢？

这个红军修建的村庄，叫红光村。现任村主任马乙四夫指着村子里一排排整齐的房屋说，红军战士到达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短短几年里，身陷囹圄的红军战士在此建造了数十间民房。这些民房修建时改变了当地撒拉族建三间正房的习惯，而是将所有房屋一律建成西房五间，蕴含了红五星的“五”和西路军的“西”字。

马乙四夫是个地地道道的撒拉族汉子，也是一名致富能手。他的话语里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也饱含着对红军将士的深情厚谊。他语气沉重地说，按照撒拉族的习俗，院落的大门要正对着正房才对哩，可红军修建的院子，却是清一色的坐南朝北，那暗含了西路红军战士北上抗日的坚定信念啊！

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发自内心的某种默认和希冀，用特定的物质载体固化下来，并附着情感，给予续存。颜色，便是某种承载形式的表达。走近红光村，一种强烈的感觉是，这个村就像一个有姓氏的人一样，她姓“红”，情感与思绪寄托都与一个“红”字紧密相连。村子的大门是红旗造型的；红色的浮雕墙上镌刻的是气势恢宏的红色诗篇《长征》；红色文化长廊更是一部给人以火样激情的红色教育书……这些感性的红色给人以乡土般的纯朴情怀，也给人以激流勇进般的磅礴力量。更为可贵的是，在黄河涛声不绝于耳的循化，在红色之光鲜亮耀眼的红光村，另一种看不见却散发着炽热豪情与理性光芒的红色基因，穿越时空，像民谣一样流传着，像大树一样生长着。

(二)

红光村的小学叫红军小学。校园里，长着一棵倒八字形状的足够一人环抱的杏树。每年的清明时节，老树新芽、杏花吐芳，成为校园里的一大盛景。人人叫它“红军树”。

红军小学校长马明全指着这棵大树说，这是当年的红军亲手栽植的。听老人们讲，红军战士在这里栽植了好多树木，可是存活下来的就只剩这一棵了。他的眼神和表情告诉我，这是一位执著而又不乏思想的人。他的解说细致具体，十分吸引人。他从内心想引导前来红光村的每个人要仰望这棵“红军树”，然后再了解这个村子，熟悉红军故事，还要记住这条日夜流淌的大河。

他是一位称职的义务讲解员，几十年如一日讲解和宣传红军的生活、生存以及战斗情景。他也是一位立志要打造红色教育品牌的优秀校长。五六年前，他雄心勃勃：不能让这座洒满红军战士鲜血和汗水的红色学校在岁月里消失；五六年过后，红军小学成为全国200所有影响的红军小学之一。红军小学的孩子们，小脸上个个洋溢着红色文化带给他们的自豪与荣耀。我问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撒拉族小女孩：你知道红军是干什么的吗？小女孩盯着我的军帽看了看说：红军就是专门打坏人的爷爷……

顺着马明全明晰的思路和熟悉的手势，我们抬头看到了清真寺屋脊上的红五星。古朴典雅的清真寺是当年红军战士修建的。与信教群众的诵经声一道传扬的，还有当地几代人对红军战士的浓浓情意。

修建清真寺时，战士们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象征着信仰和信念的红五星，创作成变形的符号夹杂在包括寺院和民房在内的建筑物中，把红色的基因留在了建筑物上，也留在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心里。

在敌人的工兵营服苦役的红军战士们，白天承担着异常繁重的施工任务，一到晚上，骨头像散了架似的。尽管疲倦不堪，但他们悄悄地成立了党的组织，由老党员担任组长，召集大家过组织生活。为了不被敌人的监工和哨兵发现，每个党小组都会派出人员在门口放哨，一有情况马上报告。常常是门外静寂一片，而屋内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十分激烈，老党员带动年轻党员，用党性的光芒驱赶苦役带来的精神痛苦，研究对敌斗争的方式策略。

在这个黄河边的小小村落，有位叫刘连副的“名人”家喻户晓。刘连副，一听就不是真名，而是人们给予他的一个亲切称号。父母给了他生命之躯，也许还给了他“石头”或“铁蛋”这样的叫着十分上口的小名。就是这个刘连副，带领红军战士规划并修建了这个村庄，以及村校和清真寺。透过岁月的年轮，我们已难以想像他的模样，可是我能断定，他一定是一位有血性的勇士、一位有能力的组织者。他带领战友们用信念的箭镞和思想的锐器和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抗争……

(三)

撒拉族没有文字，红军战士的故事只能口口相传，保存于民间。岁月沉淀，世代流芳。我相信埋藏在黄河边上的那三个雕塑般的灵魂守望者，和他们可敬的战友，坟头的方向一定是他们家园的方向、信仰的方向。

有些信仰需要用人性的光芒去照耀，就如同有些种子需要冲破一层层重压一样。沃土与泥石都不缺精神的积淀，真正缺少的是坚强的火炬手和需要引领的那些火炬的仰望者。我眼中的马明全、马乙四夫还有他们身边的无数群众，就是矗立在黄河边上的一个个火炬手。

岁月无情匆匆去，而红光村群众心中的红色密码，正在延续、发散并广为流传。红光村的父老乡亲们都会自豪地说，咱村是红军修建的，取名“红光”就是让“红色之光照耀千秋”之意。

红光照千秋！眼前这个正在倾心打造红色文化的和谐村落，让我联想到现实、根脉还有理想———一些东西，根植于民间，民心便是土壤；而红色种子一旦在这片沃土中扎根，就会默默成长，用鲜红的色彩编织成美好的未来……

敬礼，那些把生命留在黄河岸边的红军战士们！敬礼，那些守望红色家园的乡亲们！(赵济潮)

“长征第一书”的传奇

长征，作为世界战争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外军事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值得用文化的形式记载下来。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壮举，始于1934年10月，1936年10月胜利完成，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便有描写长征的各种题材的图书陆续出现，国内出版的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被看作是“党内最早向外界介绍长征的第一书”；但由国外作者撰写的长征题材较早的图书，则当推埃德加·斯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收藏界和图书文物研究中，一般把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看作是“长征第一书”。

发现迂回曲折

上世纪30年代，黎明书局曾于1938年1月1日出版了一本史诺(即斯诺)著、汪衡译的《二万五千里长征》。30多年前，宁夏博物馆多年从事近现代革命史料和文物征集研究工作的何新宇先生，曾在其父亲的老部下家中，看到过此书，但未及收藏而转到他人手上。几经周折，他才找到了这本书的新主人。

一位陕西军旅收藏家在研究过程中，也得知黎明书局曾于1938年1月1日出版过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收藏到此书，也费尽心血。当他得知宁夏的这位何先生希望他能收藏此书时，他便专程赶赴银川购得此书。后据媒体报道，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收藏于宁夏博物馆。

据资料考证，《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著者史诺就是斯诺；而译者汪衡，1914年8月出生于北京，1993年1月去世，原任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1936年底至1937年，埃德加·斯诺把自己在陕甘宁边区所闻所见写成多篇通讯，首先在英美报刊上发表。汪衡以斯诺分四期发表在美国亚细亚杂志上的《长征记》为主体，翻译编写了两本书，一本为《毛泽东自传》，一本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两本图书均由黎明书局发行。

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珍贵的文物。

版本简洁质朴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32开竖排本，长18厘米、宽12.5厘米、厚0.4厘米，共67页。图书封面正中偏右为红色长方形底色，用白色楷书竖印书名，显得非常醒目。书名下方是一排前进着的红军队伍，与上方的五星被一段向西、再向北、再转向东的路线标识图相连接，寓意为工农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封面右上方竖印“史诺著，汪衡译”的红色字样，书的下方从右至左印有“文摘小丛书”、“黎明书局经售”的红色字样。书的右上角用毛笔写着繁体字“刘载铭”，下用蓝色长方印章盖“同学捐赠”，封面中间盖有蓝色菱形印章“省立贵阳中学校图书室”，表明当时是姓刘的同学捐赠给学校的，扉页印有“1938.1.1初版”。封底为“红军长征路线图”，包括长征开始时间及所经地区等。

它应是外国人介绍长征最早的单行本。更珍贵的是，这本书是贵州省革命烈士刘载铭的遗物，特别有纪念意义。

据2011年4月17日《重庆晚报》报道，重庆的一位资深藏书人在旧书摊里曾淘到《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本书。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蓝勇所长认为，这本书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初版，首次在重庆发现。遗憾的是，这本书缺失了封面，扉页线框内上方印有“史诺著·汪衡译”，下方内套小线框内印有“1938.1.1出版”、“黎明书局经售”字样，装帧设计都比较简洁质朴，其内容与藏于宁夏博物馆的那本《二万五千里长征》版本内容相同。可以确信，此版本是国内仅存几本《二万五千里长征》之一，实属珍贵。

《二万五千里长征》初版10年后，1949年曾由文孚出版社再次出版，书名仍为《二万五千里长征》，作者也是史诺(斯诺)，但译者却是天明，该版本较少被人提及和关注。

价值超越本身

《二万五千里长征》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有些内容比《西行漫记》还要详细具体，是研究红军长征非常重要的文献史料。从写作角度看，这本书体现了客观、严谨、平实的风格，给读者带来的是新奇、富有生气和力量的阅读体验。

书中的长征目次全部用竖式排列，从右向左依次是“写在前面，在长征以前，长征的第一阶段———从江西到贵州边境，长征的第二阶段———从黔边到遵义，长征的第三阶段———从遵义到扬子江，长征的第四阶段———从会理到四川，到达了新的根据地。附录，红军第一军团西征旅程记。”附录部分详细标示了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所经地点和里程。因此专家分析，《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国内出版的最早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籍。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已经整整80年了，出版至今已近80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因其版本的演变及珍贵的史料价值，被发现的历史过程及其被赋予的历史内容，已经超越了时间的界限，文本本身成为了这段历史的叙述者和见证者。(杜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