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中的交易员
在天气最好的时候，这本可能是一次史诗般的征途————从黎明到黄昏，独自一人徒步走过25公里，穿越新罕布什尔州最高峰。
但是在最坏的时候，这里的一切却深不可测，和缓的斜坡和适中的高度掩盖了这里在恶劣天气时的危险，令人心碎的未登顶记录恐怕又要多添上一笔。
2015年2月15日，天气预报说“白山山脉”的最高气温为零下29摄氏度，北风风速为每小时70-100公里，上午10时左右达到每小时130-160公里，短时阵风时速将达到200公里，体感温度也将低至零下60摄氏度。但是凯特•马特洛索娃(Kate Matrosova)一旦设定了目标，就不会轻易打退堂鼓。32岁的她拥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智慧的脑瓜；她能讲3门语言，凭借在风险分析方面的天赋，她在金融和银行业闯出了一片天地。她身体强健，对于自己的速度充满信心。在纽约时她刻苦训练，每天身背一个9公斤重的杠铃片和两袋9公斤重的猫砂袋攀爬42层楼梯。而以前住在佛罗里达的时候，她在柔道比赛中击败了比自己重45公斤的男选手，她很快就将取得黑带。与此同时，她也固执得有点离谱：在被对手从后面锁喉时，她宁肯昏死过去也不愿拍拍垫子示意认输。
4年前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经历点燃了她对高山和荒野的热情。2012年，她登顶海拔5642米的欧洲第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一年后，她在雷尼尔山参加了国际登山向导课程，学习冰爪技术，了解如何建造雪洞和雪地保护点。去年她登顶北美和南美的最高峰，分别是阿拉斯加海拔6194米的德纳里峰和阿根廷海拔6962米的阿空加瓜峰。她将目标投向珠穆朗玛峰和七大洲其余几座最高峰，并且梦想成为首位在冬季登顶德纳里峰的女性。顶德纳里峰的女性。
马特洛索娃的这一新的嗜好需要占用大量的金钱与时间——她得为远征存够经费，而且需要花数月时间用于训练、前往遥远的目的地、适应当地气候，以及等待恶劣天气过去。她要承受所有登山家都需要承受的种种艰辛，只为追寻某种超乎寻常的愉悦。而当她不登山时，每天早上她穿着职业装，脚踏高跟鞋在曼哈顿中城的喧嚣与骚动中穿行，走向第七大道边上的“公正大楼”，她在坐落于这幢大厦的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北美总部工作，在这家全球第四大银行任职。这是份收入不菲的工作，但她只将工作视为达成自己目的的手段。她曾一度将全球七大洲最高峰的绘图放在办公桌前，笔记本电脑则是用自己攀登阿空加瓜峰的照片作为屏保。
刚刚过去的这个情人节，马特洛索娃和丈夫查理•法胡迪(Charlie Farhoodi)逃离曼哈顿，入住新罕布什尔的皇家旅馆(Royalty Inn)。2月15日是星期天，小两口开着租来的车子在清晨5点抵达二号公路边的一个停车场，游客常常攀登的“山谷小径”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对于马特洛索娃来说，选择在总统日的这个周末来攀登俗称“总统山脉”——横跨麦迪逊峰、亚当斯峰、杰斐逊峰、克莱峰和华盛顿峰的山脉，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她不仅仅是为了登顶珠穆朗玛峰而进行训练，同时也是在庆贺自己即将获得的美国公民身份。
一个月前，她跟法胡迪走过同样的小径。他们登顶麦迪逊峰，在提供膳宿的麦迪逊小屋旁边扎营过夜。第二天马特洛索娃想走走亚当斯峰，这座山峰大约徒步一小时就能走完，但法胡迪情愿下山。他们穿着保温羽绒服浑身冒汗，而且背包里面装满了应对各种意外情况的设备，实在是太沉了。每次她哄着法胡迪冒险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总会把他照顾得妥妥帖帖。于是，他们一起下了山。
而在别的情况下，她常常能帮助他成就一些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尽管他有恐高症，但她还是说服他尝试玩花式跳伞。在攀登乞力马扎罗山时，其他人都雇了挑夫，而她劝他说，他们完全可以背着自己的装备，因为这样更有挑战性。在去非洲前她学会了不少斯瓦西里语，为一所马赛土著学校的孩子们准备了满满一行李箱的玩具，这对于她来说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马特洛索娃身上，你找不到一丝防备或狭隘，她的热诚总会深深打动别人。
“能在她的身后被她引领着往前走，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法胡迪说。
而在这个2月的清晨，天将亮未亮之时，她已经做好了再次出发的准备。这次她将一个人走。两人曾讨论过一起登山的可能性，但他俩都知道有法胡迪陪着只会拖慢她的速度。她带够了食物和饮用水。尽管没穿保温羽绒服，但装备也足以应付在高山严寒地带中的跋涉：一件优质的冬大衣、保温裤、罩住大部分脸的保温帽、护目镜、雪地鞋套、雪杖，还有在雷尼尔山接受登山培训时买来的La Sportiva双层登山靴。她带了照相机，还带了卫星电话和可以记录她行动路线的GPS导航设备；此外还有一个法胡迪买来坚持让她带上，而她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用不上、纯粹是在浪费钱的小玩意——ACR公司出的ResQLink个人应急示位标，法胡迪此前已经在可监控美国境内所有个人应急示位标的联邦机构登记了这个设备。
马特洛索娃在一张行程日志上列明了日程表，这反映出她对快速行进的信心。为了争取在上午8点前登顶麦迪逊峰，她打算只用3小时走完6.4公里，上升1200多米，从登山口到达顶峰。接着，她计划在上午9点前登顶亚当斯峰；11点杰斐逊峰；下午1点克莱峰；接着在下午3点前登顶海拔1917米的华盛顿峰。这样一来，她将只有不到3小时的时间，赶在天黑之前从阿芒苏克山径下山，最终到达华盛顿峰山脚观光火车站。
他们相互道别。马特洛索娃打开头灯，步入丛林。法胡迪原本计划去滑雪，但不知怎的，他一直在停车场里磨磨蹭蹭，半天没有开车。很多次，他曾目送着妻子走上探险的道路。她是如此勇敢无畏；他爱的就是这一点——从一开始起，他就深深热爱她与自己迥异的那些特点。而且，不管出发去哪里，她总会回来。
冒险精神和对生命的热情推动着凯特•马特洛索娃走上了山谷小径，同样的动力激励着她提着一件行李只身来到美国——但她不知道，几小时后她将迎头撞上华盛顿峰许多个冬天未曾有过的极度恶劣天气。
她生于西伯利亚西部中等规模的工业城市鄂木斯克，是家里两姐妹中的老大，家境贫困。苏联解体后，她父母开了家店，从莫斯科批发鞋子。她父亲曾在苏联红军服役，因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的表现而受到嘉奖。12岁时，马特洛索娃靠卖柠檬水来攒钱买学习用品。她在俄罗斯鄂木斯克国立交通大学读金融学，2002年，20岁的她拿到了美国的工读签证。起初她在长岛最东头蒙托克角的一家餐馆工作，在那里跟莉莉•克莱扬科娃(LilyKirejenkova)一见如故，后者是立陶宛人，同样持工读签证来美。那年夏末她们一起搬去了芝加哥，在一家夜总会里找到了工作。在一个雨夜，当她们凌晨两点回到跟另外4个人合租的一居室公寓时，觉得热得实在睡不着，马特洛索娃于是说：“来吧，我们到雨里跳舞去！”
“她说那肯定会很好玩，确实如此。”克莱扬科娃回忆说，“我们穿着睡衣在雨里跳舞，像5岁小孩那样踩着水坑。凯特拥有一种能力，她能说服别人做任何事情，而她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也都会全心全意。而且她永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的心里总有一个目标。”
在聘请一位律师办理签证延期后，她开始做服务生和酒吧女招待存钱。她先是在芝加哥一所社区学院上了一些课，后来入读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她学习金融、市场和会计，2006年以最优等荣誉毕业。手持着这份新文凭，她在摩根大通(J.P.Morgan)找到了一份工作，前往纽约参加为期6周的训练项目，在那里她遇见了法胡迪，一位机智、审慎的私人理财经理。俩人都是24岁。他们被安排住进公司宿舍，晚上他们和同事去布勒克街的酒吧消遣。正在准备参加证券业执照考试的马特洛索娃问法胡迪，能否跟她一块儿复习。
“她专心学习，而我只顾着看她，想要将她逗笑。”他说。
两人在一起时她总是一个劲儿地拍照，拍他们做的事情，走过的地方，享用的美食，或者乘快艇沿哈得孙河经过自由女神像的旅行。在夏末的一个深夜，聊了好几个小时后，他们在切尔西一家小店的门廊前坐了下来，不知怎的睡着了，醒来时才发现，他的钱包和她的背包与照相机都被偷走了。“不好了，它们都没了！”马特洛索娃哭了起来。法胡迪想要安慰她，说他们还可以再买新钱包和手机。“不！”她抽泣着说，“它们都没了。我们的照片全都没了！”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起的照片，而不是钱包或手机。9年后，他在追思会上对送葬的亲友们解释说，就是在这一刻，他爱上了他未来的妻子。
2008年，她搬进了他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公寓。一年后两人结婚。马特洛索娃的工作是参与管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组合，日常事务比较清闲。于是她恢复了柔道训练。作为体能训练的一部分内容，她每次骑自行车往返42公里去位于赫珀卢克索的柔道道场。
“她是我的秘密武器。”她的柔道教练赫克特•维加(Hector Vega)回忆说，“我会跟那些壮汉们说，‘去把那姑娘打倒。’然后凯特就会将他们接二连三地制服。她的耐力极其惊人，而且身体状态特别好。现在我们在道场里会说，‘让我们像凯特那样训练吧。’在比赛中她从不认输，从不会半途而废。”
2012年，渴望从事更刺激工作的马特洛索娃申请入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的金融工程硕士，最终她成为68名被录取的学生之一。在硕士项目开始前，她先上了一系列关于随机分析、数据和C++编程语言的课程。她还读了不少大部头的参考书，包括约翰•霍尔(John Hull)所著的那本堪称定量分析《圣经》的《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品》。
她负责的第一个项目是为中国的投资银行广发证券写衍生产品定价程序。与她合作的孙黎是物理学博士，目前供职于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她是个探险家，但我觉得她并不会刻意追求风险。”孙黎说。“她想要了解不同的事情，实现不同的目标，探究不同的所在。她关心的不是风险，而是成就。”
马特洛索娃帮孙黎写了一个期权定价应用程序，至今仍可在苹果应用商店里下载。她还跟人成立了一个名叫“蓝山”的咨询公司。2014年3月，她与其他5名伯克利的同学一起去多伦多参加了享有盛誉的罗特曼国际交易比赛，获得了第三名（在美国各队中位列第一）。
“我恐怕再也找不到像她这样的学生了。”金融工程硕士项目的执行主任琳达•克雷兹曼(Linda Kreitzman)说，“她的思想极为丰富，而且关注的不仅仅是金融。她天生意志坚定，而且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意图，在儿童身上你会发现同样的特质。你爱她，她就会以同等的爱回报你。我知道有人会说，‘她的本职工作就是量化风险，可是为什么她不能对登山量化危险？’可是在我认识的人里，只有她拼尽全力做这些事情。而且我知道，从她口中永远不可能说出‘我会藐视死亡’这种话来。”
2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按计划马特洛索娃应该接近杰斐逊峰顶峰了，但实际上她仍在麦迪逊峰，在麦迪逊小屋旁她拍了一张自拍。画面中，她将护目镜推到头顶，面露微笑。
这是她照相机里的最后一张照片。
是什么延误了她？她已经远远落后于既定日程表。她是不小心在松软的雪里一脚踩空崴了脚吗？是在岩石上滑倒弄伤了膝盖吗？是在打量美国林务局贴出的黄色警示标语，权衡自己面临的风险吗？标语上这样警告道：“止步。上方是美国天气条件最差的区域。即使是在夏季，也有很多人在此地被冻死。如果天气恶劣，请原地返回。”
“那天天气不算差，但你可以听见风越刮越大，就像一列运货火车带着冷风前行。”华盛顿峰州立公园管理员迈克•佩尔恰特(Mike Pelchat)说。他也是安德罗斯科谷搜救队的成员，正是这支搜救队后来找到了马特洛索娃的尸体。“冷空气前锋来得很快，比天气预报说得要更早些。有一点大家往往不明白，那就是风速每增加16公里/小时，风力增加的幅度远不止10%。等到风速达到每小时130、150或者160公里的时候，你走也走不了，站也站不稳，只能双手双脚伏在地面上等到狂风平息。你连护目镜都戴不起来，因为狂风下你已经无法抬起胳膊。假如温度接近零下30摄氏度，不巧你的外套拉链坏了，或者丢了一只手套，你的麻烦立刻就更大了。你会渐渐丢失体温，开始做出错误的判断。”
到了15日正午，气温已降到零下26摄氏度，而风力达到飓风级别，北风时速为120公里；下午1点时风速为每小时137公里。气温也在下跌。到了下午3点已跌至零下29摄氏度，而在日落时降至零下34摄氏度。
回到酒店后，法胡迪越来越不安。他原本打算趁着妻子登山时自己出门滑雪，可是完全提不起兴趣来。他反复察看华盛顿峰的网络摄像画面，并注册申请察看更多现场镜头，但发现无法看到实时画面。
下午3点半，他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空军营救协调中心廷德尔空军基地（临近佛罗里达巴拿马城）的一位接线员，个人应急示位标的信号就是发到这个中心的。马特洛索娃激活了这个她曾嗤之以鼻的设备。法胡迪立刻明白，她一定已经身处绝境。他拨通了911。州警察局调度员联系了新罕布什尔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署的官员，后者立刻开始协调营救行动。马克•欧博(Mark Ober)警官向法胡迪详细了解了马特洛索娃的着装、身高、体重、身体健康程度和登山路线。法胡迪将个人应急示位标的数据导入笔记本电脑的导航软件里，接着联系了里克•威尔科克斯(Rick Wilcox)，这位曾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老手已担任了近40年“山地营救服务队”主席，这是一个总部设在新罕布什尔北康韦市的志愿组织。3位保护署官员和4位由威尔科克斯派出的营救队成员就着头灯的光线在黑暗中出发，他们的目标是寻找麦迪逊峰西北面一处远离山径的地点，马特洛索娃的示位标第二次发出信号，显示的就是这个方位。当晚晚些时候，第二组“山地营救服务队”派出的营救队也出发了。
在下午3点30分示位标激活时，马特洛索娃很有可能已经濒临死亡，即使能在一开始确定她的具体坐标，她也不可能生还了。可是第二次信号定位有误，这可能是受到了天线角度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气温已经远低于设备所规定的零下20摄氏度的温度下限。尽管所有坐标记录都在麦迪逊小屋附近方圆2公里的地方，但首批救援队是在麦迪逊峰的另一面搜索，2月16日凌晨时分气温降至零下37摄氏度，他们在齐胸深的雪地里徒劳地搜寻着。凌晨3点回到停车场时，每个人的眉毛上都挂着冰凌。周一上午稍晚时，搜救重新展开。
示位标的其他信号则显示马特洛索娃应该是在亚当斯峰北面的“国王谷小径”，距离她预先准备向华盛顿峰进发的“湾边小径”不远。但包括佩尔恰特在内的一队人通过从东面发出的信号得出结论，认为她应该是在麦迪逊峰和亚当斯峰之间的山坳，距离“星湖小径”不远。“星湖小径”沿昆西•亚当斯峰的东侧一路直上，最终到达亚当斯峰顶。在第一个转角他们什么都没发现。到了第二个，在冰封的星湖往下约140米处、偏离“星湖小径”45米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她。她仰面躺着，一条腿缠在因为严寒停止生长的香脂冷杉和云杉树丛（它们通常被称为高山矮曲林）中。装着示位标的背包落在下方约5米处。手套和护目镜仍然戴得好好的。
“看起来是一阵狂风将她吹出了小径，甩到了这个地方。”佩尔恰特说。
警官韦恩•桑德斯(Wayne Saunders)通知法胡迪马特洛索娃的尸体已被发现，死因是过度寒冷。
保护署官员察看了马特洛索娃的GPS坐标记录，并向法胡迪通报了他们的结论：马特洛索娃爬上了亚当斯峰——这座一个月前她本想攀登，但为了照顾丈夫中途放弃的山峰。在登顶亚当斯峰后，她似乎准备原路撤回，开始下山，但在这时遇到了一个不祥的事件：在上山时她碰到的是顺风，而下山时是顶着冰冷、短时风力达到飓风级别的狂风在走。这不是一场她能获胜的比赛。
“我知道她查看了天气情况，她必须这么做。”2014年1月奥莉娅•拉皮那(Olya Lapina)在阿根廷的阿空加瓜峰大本营里与马特洛索娃认识，两人志趣相投，她说：“也许她没有预见到暴风将要来临，不是每次都能判断出暴风会到来的。我了解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她不是将登山当作玩票的傻姑娘。总有些人在突破禁区与极限，而凯特体内有这股能量。登山塑造了她现在的样子，她也在通过登山了解自己并不断赋予自己力量。发生在她身上的是一起悲剧，是一次事故。”
回到纽约后，法胡迪把马特洛索娃的所有登山设备都塞进了一个垃圾袋里。无数桩小事让他痛彻心扉。他们去年秋天刚搬到这座城市，法胡迪换了份工作，去摩根大通纽约总部任副总裁；马特洛索娃则在法国巴黎银行固定收益投资信用交易部做助理。法胡迪收到了一封信，通知马特洛索娃的美国公民入籍考试定于4月13日上午9点半进行。他还要把马特洛索娃放在背包作为负重训练一部分的猫砂袋取出来，供他们的猫咪“胡萝卜”用。他尽量不去看有关她身亡事故的报道，尤其是看那些恶毒的评论称她是任性的金发银行家云云。
在她去世一个月后，他举行了一次悼念仪式。他的父母从达拉斯赶来。拉皮那从旧金山飞来；维加从佛罗里达的道场赶来，克莱扬科娃则是从芝加哥来到纽约——因为会说俄语，后来也是由她负责打电话通知身在鄂木斯克的马特洛索娃双亲这个噩耗。
超过100人挤进了哈佛俱乐部的一间屋子。临近追思活动尾声轮到法胡迪发言，他讲述了自己与马特洛索娃共度的第一个晚上的故事，那是凌晨2点钟，她邀请他到自己的公寓吃个三明治，接着突然问他想不想玩滚轴溜冰——此举对她来说再正常不过。“你是随便说说，还是指现在就去？”他当时这么问。当然是现在。接着，她在走廊里就这么滑了起来。“没有什么时候比身处群山之间时，她的眼眸显得更加湛蓝。”说这句话时，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她的骨灰，不过现在冒出了一个有点荒诞的想法：将骨灰撒在珠穆朗玛峰。
他的思绪常常回到他看她的最后一眼，当时他坐在正对着登山口的车里，她走过一个雪堆，接着进入山谷小径的狭道中。“每次我跟她说再见，哪怕她只是头戴耳机跨上自行车，我都不禁担心自己能否再见到她，只因为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不是迷信的人，但他难免耽于想象。他想，或许她可以立刻掉转头来。他很难控制自己不去思忖着自己当初或许可以做点什么，能够做点什么，或者应该做点什么。他是否可以追上她，求她不要走上这条决意要走的冒险之旅？将她从一场灾难中拯救出来？事后再说这些很轻巧，太轻巧了。但是，如果他不让她成为她自己，她将成为什么人——他俩会成为什么人？他看着她的头灯在黑暗中跳动，就好像一只即将熄灭的萤火虫。他一直看着，直到这点灯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