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青海解放70周年】 1949，那个红火的秋天

　　1949年，我4岁多点，还处在混沌未开的状态，但是能够记事了。不但如此，依照“近事模糊远事真”的自然规律，年事越高，童年的记忆越是清晰。

　　印象中，这一年从夏天起，原本平静如水的农村生活不平静了，有一种惶恐的气氛在蔓延。大人们只要在一起，不再谈论天气、收成和斗价(就是粮食价格)。他们说的最多的是“共产”。

　　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共产党”这个概念，只说“共产”。这两个字，是用畏惧的语气说出来的。

　　“……说是兰州城叫共产围牢了。说是仗口上共产的茬茬胡都硬，器械胡都厉害。这一回马家军恐怕堵不住了。”

　　到了8月底，风声越紧了。夏收打碾结束，本该是抓紧秋翻的时机。“秋翻动手早，来年庄稼好。”可是这时候人们已经完全没有心思考虑秋翻了，日子能不能过下去还不知道哩。茬板地就那样在大太阳底下荒晒着，又干又僵。

　　我家的邻居马元海的异常举动加剧了大人们的担忧。

　　史料记载：马元海，字子涵，甘肃临夏人，与反动军阀马步芳是姑表弟兄。借着马步芳的气焰，他在贵德横行霸道,无人敢管。1936年10月，为了堵截红军西进，被马步芳任命为步骑总指挥，在甘肃高台疯狂围攻红军西路军，红军伤亡惨重。战后被加官进爵，在贵德更是作威作福，一手遮天。

　　马元海我只见过一次,是在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刚要出门玩耍，忽见马公馆后门里踱出黑凛凛一个大汉来,我连忙闪进大门，探头观望。这人身穿青绸长袍,外罩青缎团花对襟马褂,蓄着叫人害怕的络腮胡子,迈着叫人害怕的悠闲步子，背着手慢慢走。他大概在公馆里待得有些无聊，出来闲逛。走到水渠边一排大柳树底下，在半截土墙上坐下，威严地乘凉。

　　此时村庄里寂无人影。我相信，有许多双眼睛和我一样，从远处窥视着这个恶魔。我常听大人们说，对马元海稍有忤触的人，会被抓进公馆果园，绑在大核桃树上。轻则放开他豢养的一只大青猴，把人抓得皮破血流，重则叫打手施以棍棒。

　　我家的大门与马元海公馆的后门呈直角，相距不过几十步。1949年夏末，我在门口玩耍时，时常看见有驼队从马公馆的后门出来，顺着巷道西去。骆驼都有负载，体积不大，看上去分量很重。现在回想，他是在转移财富了。开头几天，驼队走得还从容，后来就有点急迫了。牵骆驼的驼工大声呵斥着，骆驼烦躁地嘶叫着，押送的人骂骂咧咧地跟随着，巷道里腾起阵阵蹚土。

　　一个早晨，村庄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巷道里很安静，听不见驼铃响动。太阳老高了，还是安静。原来马元海已经逃遁了，带着他的亲信和护兵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随后，人们又发现马元海庞大的家眷也不见了。有人说，家眷就在贵德，四乡里分散了。看这情况，共产确实要来哩。

　　史料记载：1949年8月25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经过血战，攻破了被反动军阀马步芳自诩为“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沈家岭，次日，兰州解放。解放军第一集团军乘胜追击，强渡黄河天险，直捣马步芳的老巢西宁。马步芳弃城而逃，9月5日，西宁和平解放。

　　西宁距贵德不过两马站路程，大军旄头所指，旦夕可达。

　　村庄里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共产”一旦到来，会不会杀人？会不会抢劫？咋办哩，咋办哩？跑吧，只有跑！家家户户都在苦苦地思谋着远处有没有可以投奔的亲戚故旧。东沟、周屯、常牧，或者是当车、新街、过马营……

　　踌躇难决之时，也有心大的人，惦记着马公馆：既然马元海跑了，他的一进三院的公馆就空了，里面少不了有带不走的东西，何不捞他一把？不捞白不捞。抢！抢他狗日的！

　　在反复探知马公馆确实无人值守之后，庄稼人的胆子大了，哄抢开始了。巷道里来回奔走的都是抢东西的人。马公馆三个大院，房子数不清，东西太多了：布匹、面粉、大米、清油、青盐、陈醋等等。

　　啥都好搬运，清油难抓弄。那个年代，老百姓家里没有铁制容器，装油都是瓦器。人们提着坛坛罐罐，磕磕碰碰地冲进马公馆，出来时满身是油。洒落的清油把巷道里的蹚土都洇湿了。也有人慌乱中磕破了坛子或瓦罐，清油泼了一地。

　　抢完这些，看看再没别的，就开始拆卸玻璃窗户。老百姓头一次见到玻璃，很是稀诧。马公馆的窗户，不但全是明晃晃的玻璃，卧室窗户还是七彩玻璃！这叫老百姓大开眼界。劫后的马公馆，窗户全都成了黑窟窿。

　　我家院子紧邻马公馆，要去抢最方便，但是没有。这是由于奶奶的管束。这一年春上我爷爷去世了。留下一大家子人，奶奶是主心骨。奶奶没文化，但有主见。她严厉地训诫全家人：“世事咋变还不知道哩。你们记着，便宜是害，沾不得！旁人咋抢了抢去，嫑眼热！人活一世，富也好穷也罢，不是个人的东西，一针一线都嫑拿！”

　　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奶奶说的这些话接近真理。真理都朴素，掌握真理不一定需要很深的文化。

　　陆陆续续地，越来越多的人家逃离了村庄，我家也不能再犹豫了。离县城二十多里，有一座寺院，叫木干寺。听父亲讲，爷爷在世时与木干寺的喇嘛有交情。危难之际，可以投奔的地方也就这一处了。于是，父亲带领一家人，会同五六家叔伯弟兄，赶着牲口，驮着粮食衣物，或乘马，或徒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逃难队伍出了村。我大姐年方17岁，但大胆似男儿。她骑一匹沙青马，把我揽在怀里，提辔抖缰，催马前行，毫无怯态。

　　但是奶奶没有走。她舍不得离开这所庄院，她要守家。奶奶态度坚决，父亲说服不了她，只好同意，又怕她太孤单，就把两岁的弟弟留下来给奶奶作伴。

　　木干寺的喇嘛腾出不少房子让王氏家族暂住。寺院里做佛事活动才动用的大锅、大案板也给我们借用了。

　　这是在乱世中。可是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快乐得像过节一样。那是我第一次来到草原，只觉得天宽地阔，风光迷人。这一年秋旱，满天飞舞的，是彩色蚂蚱，翅膀哔哔地扇动着，如同千百箫管齐鸣。我们每天都在草原上疯跑着抓蚂蚱，直到夕阳担山，母亲她们做好了晚饭，在寺院门口高声叫我们回来，并且叮嘱掐几把野葱下饭，折几把鞭麻当筷子。

　　忧心忡忡的大人们聚在一起，谈论的还是贵德的世事。奶奶不知道咋样了？寺院里总不能一直住下去吧？入冬以前，茬板地总得翻吧？要不然明年吃啥哩？

　　直到有一天，大人们打听到了确实的消息，说是“共产”已经到了贵德县城了，可怪！来的都是“善兵”，没杀一个人，没抢一件东西，实实儿怪。

　　我奶奶后来的描述，证实了这个消息。那一段日子，守着空荡荡的庄廓院，听着死气沉沉的村庄里鸟雀鸣叫，奶奶心里一阵一阵发虚。终于有一天，村庄里响起了脚步声，是队伍前进的脚步，由远而近，跫跫逼近。奶奶抱着我弟弟，端坐在院子里，忐忑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有人在敲门。是用手敲，不是用枪托砸。这更增加了奶奶的疑虑。她这一生见过太多的杂牌军队，从来不这样敲门。

　　奶奶鼓起勇气撤掉了门闩。开门之后她见到了两个共产党军人。这两个人完全不同于她以前见过的兵，更没有传说中凶神恶煞的样子。操着外路口音的两个小战士未开言先含笑：“大娘，能不能借个水桶用用？你们家的人都上哪里去啦？”

　　史料记载：1949年9月，往新疆方向出逃的马元海，行至都兰时中风瘫痪,被人民政府劝降,送回西宁家中,旋病故。贵德县长马子芳出逃。1949年9月18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师五团一营到达贵德县城。城关各族群众、寺院僧侣和河阴地区学校师生上街欢迎解放军。马元海公馆做了解放军指挥部。一军任命李熙波为中共贵德县委书记,任高凤岐为县长。街头贴出由青海省军管会主任冼恒汉、副主任张国声署名的安民告示。贵德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人们的心放到大校场里了。当我们全家离开木干寺回到村里的时候，立刻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气氛。村人们脸上舒展了，言谈之间，交换着一种新鲜、好奇和兴奋的情绪。

　　距我家门口几十步的拐弯处，我第一次看见了“共产”。那是一个持枪站立的哨兵，中等身材，穿着整齐的军装，打着绑腿，精神抖擞，雕塑一样安静。在他身后即是马公馆的后门。

　　回到我家大院，见奶奶和弟弟安好如初，房屋器具完好无损，全家皆大欢喜。院子西北角，我们叫“尕北房”的一间屋子里，住进了解放军的一个伤员，头上包着绷带。有两个年轻战士伺候他。

　　“老乡！”我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外路口音，大吃一惊，愣在那里，不明白“老乡”是什么意思。

　　“老乡！你们都回来啦？”小战士亲切地继续跟我们打招呼。

　　“哦，回来了，回来了。”从愣怔中回过神来的父母，总算明白了他们的话，“哦，你们缓伤着哩吗？好好儿缓着。要啥了我们哈说。炕煨子要嗬我们煨给！”

　　两个小战士一脸茫然，显然半句也没听懂，但是他们理解了父母亲的善意，点头微笑着。

　　从此，村庄里随处可以听到“老乡，老乡”这个稀诧的称呼。老百姓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解放军，也“老乡，老乡”地称呼人家。

　　最吸引庄稼人的，是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尤其是攻城训练。选一处高墙大院，战士们每三人一组，轮番上阵。工具是一根一丈多长的松木杆子，前面一人紧紧夹住杆子头，后面二人夹住杆尾，从几十步外开始冲刺，冲到墙根，前头的人忽然纵身跃起，蹬住墙面，两脚快速移动，持杆的二人发一声喊，就把人送上了高墙。

　　老百姓摇头赞叹：“啊嚓嚓，看人家这个本事！马家军阿里吃住哩？”

　　解放军在空置的打麦场上安置了单杠和双杠，那都是用结实的榆木杆子做成的。跃上单杠的人，风车一样打转转，惊得庄稼人嘴巴张得老大。解放军在空地上栽了篮球架，旁边挖了沙坑，栽了跳高杆子。他们在业余时间玩的时候，我们一帮小孩子也窜来窜去凑热闹。有一次我去抢球时篮球砸中了我的鼻梁，我大哭，几个战士赶紧过来，好不容易把我哄乖了才离开。

　　经常有战士牵着骡子走过我家门口。是往马公馆的军营送给养。骡子高大得叫人难以置信，而且极其彪悍强壮，贵德没有这种牲口。骡子这么厉害，显然不好控制，除了用“勒口”，还在嘴巴上扣了一条铁丝拧成的“小缰”。骡子驮的多是子弹箱，还有沉重的圆筒状器械。长大后，我成了枪械爱好者，这才明白，那肯定是82迫击炮。怪不得，普通的马匹咋能驮得动呢。有一回，骡子驮着一对大木头箱子，经过我家门口时绑绳断了，啪嗒一声箱子掉落地上。两个战士停下来重新绑好，顺手捡起掉落在地上的两片东西，吹了吹上面的灰土，递给我：“小鬼！拿去。”

　　这东西像薄木板，比扑克牌大，很轻。我闻了闻，不是木头，倒有一种食物的香气。我试着用牙齿咬了一下边角，立刻，一种从未经验过的酥松和甜香刺激了味蕾。我飞奔进去拿给奶奶看，她惊讶地说：“哦，这是饼干，哪里来的？”

　　“这是老乡给我的！”我说。奶奶明白，我说的老乡就是解放军。

　　吸引孩子们的，还有解放军教唱的歌曲。儿童天生就有学唱的兴趣，可是乡村儿童除了“古今儿古今儿当当”之外，不知世上还有歌曲。在村子中心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每天晚上都有解放军宣传员教唱歌曲，青年男女和孩子们以极大的兴趣学唱，虽然不太理解歌曲内容，但那种全新的曲调让我们惊奇和着迷。我就在那个时候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有时回到家里，大姐把我叫过来，“你记性好，快想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下面的一句是什么？给我唱唱。”

　　9月下旬开始，乡村里时时回荡着清亮的童声。孩子们玩耍的时候唱，赶着牲口去泉边饮水的路上唱，挎着背篼捡牛粪的时候也唱。“向前，向前，向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与刚刚过去的那个惶恐不安的夏天相比，1949年秋天，贵德的天可真是一片明朗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