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文：当代中国三大思潮冲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激荡，观念纷呈。各家各派思想理论浮出水面，竞相发言，你来我往，煞是热闹。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思潮已不满足于自身存在的权利，而要争取成为“主流”或“正统”，竭力扩大自身的影响。不同思潮之间有时也会出现隔空对骂、两军对垒甚至短兵相接的态势。

　　在各种思潮的交锋过程中， 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似乎成了“众矢之的”，对其轻视怠慢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口诛笔伐者亦有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能埋头做“鸵鸟”，对当代中国的思想论争不闻不问，对其他思潮的挑战不理不睬。这些思潮究竟是如何挑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而后者又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本文试图作一分析。

      三大思潮挑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当下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影响力较大的有自由主义、儒家保守主义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都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正当性构成了直接挑战。

　　自由主义思潮奉西方主流厘定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为所谓普世价值，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多元文化、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看作是现代性的标志，并以此为标准，主张中国在观念与制度层面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全面接轨。

　　自由主义思潮把自己看作是来自西方的“正统”，是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而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西方的“末流”，或者是一种边缘化的“小众”理论。在自由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经过苏俄的改造，所形成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更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怪胎”。因此，中国引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导致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甚至发生了很多灾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残酷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专制思想的结合，这一结合构成了中国60多年的“一党制”专制独裁政体的意识形态基础。

　　自由主义思潮在一定限度内承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但认为这些成就不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而是在放弃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并部分肃清了中国封建专制传统的遗毒后，在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后才取得的。当然，在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这一进程还没有完成，改革还不“彻底”，还没有“过大关”。所谓彻底的改革，就是要用自由主义取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进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改造，使中国变成欧美那样的“正常国家”，“融入世界文明主流”。

儒家保守主义主张回归儒家“ 道统”，宣扬儒家纲常名教的永恒价值。它不仅认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革”错了，而且认为辛亥革命也“革”错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儒家保守主义同样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它接过了港台新儒家的那一套话语，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不符合中国国情，是来自欧洲和苏俄的“歪理邪说”，被移植到中国来完全是“鸠占鹊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让中国传统文化“花果飘零”，造成了1949年后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的断层。几十年来中国文化的衰败和道德沦丧，马克思主义是罪魁祸首。

　　当然，儒家保守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的温和派也承认，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不得已而为之，符合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后也经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番“中国化”改造，但温和的儒家保守主义坚持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元素在其中不过是粉饰和点缀，而非实质。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马上打天下”的理论，而非“马下治天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国有功，但共产党既然已经得了天下，就应该顺应时势，“卸掉马甲”，“认祖归宗”，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他们宣称，中国作为一个有着5000多年不间断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竟然要以一个洋人命名的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自我贬低、自我作践的表现，难以让国人心服口服。

　　与自由主义和儒家保守主义不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思潮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自居，经常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本本出发，以一种“唯我独马”的心态，居高临下地批判中国的现实。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左翼”认为，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搞错了，搞的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邓小平以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混合体，实质上是修正主义。这种修正主义“挂羊头，卖狗肉”，已把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的危险道路。在他们看来，党和国家的很多权力已掌握在“走资派”手里。为此，必须树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并在此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实现中国的拨乱反正和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

　　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右翼”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认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搞早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急于求成的倾向，因而他们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目前应当鼓励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待条件成熟时再发动革命。

      来源：社会观察，2014.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