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师协会因产妇事件首次投诉记者报道失实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
8月10日，湖南省湘潭县妇幼保健院发生一起产妇死亡事件。12日，有媒体最先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文章中称，“妻子赤身裸体躺在手术台满口鲜血，眼睛里还含着泪水，可却再没有了呼吸，而本应该在抢救的医生和护士却全体失踪了”。报道一出，舆论哗然，纷纷指责医院草菅人命。
不过，很快有诸多医务专业人士在网络上表示质疑，并介绍羊水栓塞的高死亡率。13日，湘潭当地卫生局官微发布消息：产妇羊水栓塞，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全力抢救无效死亡。此后，更多的事实被报道出来，舆论发生“反转”，愤怒的网友回归理性，纷纷开始反思。
日前，湘潭县卫生局副局长齐先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产妇死亡一事将通过司法程序依法依规处理。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如何才能更加理性地看待医患纠纷、化解医患之间的恶意揣测，相关各方又该如何承担起自身责任？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后者表示，协会正在思考如何应对医疗纠纷中的虚假新闻，日前刚刚向中国记协投诉了一个记者，这也是全国首例中国医师协会投诉媒体记者案。
关于“情节反转”
北青报：您怎么看待湘潭产妇死亡事件的情节反转？
邓利强：在“湘潭产妇死亡事件”中，我们可以听到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就是个别不负责任的媒体偏听偏信发出的声音。必须得承认，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医患关系报道，“产妇躶体”、“满口鲜血”、“医护失踪”等具有冲击性的字眼，在刺激人们神经的同时，又暗示其为一起医生缺乏责任心的医疗事故。
我认为，媒体人对待医疗纠纷的态度，应该是慎之又慎。要知道，每个医疗个案都有自己的特点，用“外行”眼光去选择“真相”，既背离了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准则，也会最终导致社会和患者对医院和医务工作者的痛恨。对医院、医生，我们应该给予宽松的社会环境、合理的法律环境和理性的舆论环境。
北青报：“湘潭产妇死亡事件”中，为何出现院方人员“开溜”的情况？
邓利强：在这件事中，院方人员发现病人死亡，觉得家属会打人砸物，于是选择悄悄离开，让村支书代为通知。为什么躲？以往的一些医疗纠纷新闻，报道了不少打骂医护人员的行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医护人员“躲避”的情况，毕竟寻求自保是人的本能。
关于“无责赔偿”
北青报：您认为事发医院如果没有责任，应该赔偿吗？
邓利强：羊水栓塞该不该赔，不能笼统地说，还要看在羊水栓塞形成之前，医院所采取的措施有没有可能增加羊水栓塞的风险。此外，当羊水栓塞出现时，医生是否及时发现其体征表现并予以处置。
如果医院完全无责，就不应该赔。如果存在责任，应按专家确认的责任比例进行赔付。“湘潭产妇死亡事件”从整个进程看，医院应该是尽力救治了，具体有无问题、责任大小，要看医疗鉴定。
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受到舆论的压力，一些医院不该赔也赔，导致医疗纠纷责任不清、是非不明。我们坚决反对在没有鉴定或者专家评议的基础上，为了息事宁人去赔，特别是这种已经被炒作起来的死亡案例，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责任认定。
北青报：一些评论认为，医患双方选择“私了”，源于现行医疗鉴定体制的信任缺失，因为我们的医疗鉴定体制有“医医相护”之嫌，您怎么看？
邓利强：专业人士鉴定专业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通例，也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做客观评价。所以，请大家尊重科学。如果经过专家鉴定，认定医院负有责任，不仅要对患者进行民事赔偿，还应对负有责任的医护人员进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对引起新闻事件的医疗纠纷，有清晰的、对社会负责任的处理结果。
关于“报道追责”
北青报：若如您所说，一些“噱头”报道造成了医患关系割裂，又导致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畏手畏尾、顾虑重重，为何很少看到受舆论伤害的医院去诉诸法律？
邓利强：从医院的角度看，新闻事件如能平息就谢天谢地了，他们觉得与媒体打不起官司。不过，日前我们中国医师协会刚刚向中国记协投诉了一个记者，他在“产妇缝肛门”、“走廊医生”等一些涉医报道中，都发表了与真相完全相左的文章。
在涉医的“问题性报道”中，个别案例性质恶劣，某些记者极端不负责任，混淆事实，歪曲真相，恶意撕裂医患关系。而且长此以往，乐此不疲。我们投诉的那名记者，其情况就属于这样。
就“湘潭产妇死亡事件”，我们会继续关注其医疗责任认定。如果最后证实，事实与个别媒体报道有较大冲突，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将积极联系当事医院，协商权益维护问题，追究相关媒体失实报道的责任。
北青报：这里是否存在记者因涉及医学专业而产生的“误读”呢？
邓利强：这涉及的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一种是因记者未尽到责任，没在技术上、专业上寻求帮助，其缺失造成了文章报道的“外行”；另一种就是故意不做，制造话题煽情，以达到炒作的目的。第二种情况典型的莫过于“缝肛门”事件的不实报道。
为了减少医患间的不信任，中国医师协会正在思考，如何应对医疗纠纷中的虚假新闻，目前正着手设计制度化的应对方案：比如投诉、乃至诉讼。以此促进媒体在医疗纠纷的报道中，更加理性客观地去维护，而不是去撕裂这条社会中的“生命保障线”。
关于“体制改革”
北青报：北青报记者在采访“走廊医生”事件中发现，无论事实如何，“走廊医生”兰越峰还是被很多网民追捧，对她的处理也被认作是贪腐者“报复”的加剧。这怎么解释？
邓利强：毋庸讳言，“过度医疗”确实有一定的普遍性。民众觉得兰越峰的说法符合自己的日常体验，所以倾向于相信她是“医界良心”。
个人认为，医患关系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紧张局面，与政府对医疗的投入不足、医疗卫生立法的摇摆、媒体以保护患者为初衷导致的医患关系撕裂等诸多因素都有关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对医疗投入的不足。
从表面看，我国医疗占GDP的比重与世卫组织最低4%的规定相差不多，但我们医疗支出的来源、分配比例出现了问题。老百姓看病贵，即使有医保，也要求个人有较大部分的支出，作为个人额外支出，显然会增加老百姓的经济压力。
政府投入不足还表现在，经过三次医疗改革后，医院、医生养活自己的方式，主要不是来源于政府支出，而是来源于医疗行为的收入。而医疗行为的收入，主要不是靠医生的知识和技能获得的收入，而是来自于卖药和使用医疗器械。
北青报：尖锐的医患对立似乎是越来越突出。
邓利强：这和我们立法过程中的前后摇摆、朝令夕改有关。
我国对患者的权利保护经过了痛苦的过程。198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虽然是国务院颁布的，但行业保护的色彩很浓；医患间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尖锐矛盾开始出现。媒体也及时地捕捉到了社会热点，引起全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1998至2000年，每周都会有大篇幅关于医疗纠纷的报道，立足点都是负面的，医患关系甚至成了大众对社会问题不满的发泄点。在此情形下，最高法在2001年底出台了以保护患者为初衷，但法律逻辑存在问题的“举证责任倒置”。而2009年12月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又取消了“举证责任倒置”，使医疗卫生立法滞后于社会期待，很多媒体又将其解读为立法上的一次“倒退”。
北青报：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媒体该如何更好地进行医患报道？
邓利强：医疗是比较专业的行为，报道需要专业的判断能力，报道者可以求助专业人士，可以综合列出各方意见，唯独不能选择性臆断。
报道者更应该关注的是医疗体制应该怎么改革。只有进一步深化医改，才能在根本上消除医患相互恶意揣测的土壤。
医学界尊重媒体的监督权，但在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特殊环境下，希望媒体的报道将医患关系带回到冷静、理性的轨道。
（文/本报记者 张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