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主:期待简政放权更“解渴”
新华网北京7月27日电 作为市场“神经末梢”,中小企业对简政放权带来的变化最敏感。近日,记者在北京、上海、江苏、湖南、湖北、陕西等省份调查时了解到,中小企业主对中央此项举措纷纷挑大拇指称赞,但也坦率讲了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执行效果打折扣、一些该放的权力还没放、部分基层干部懒政隋政,让他们有时觉得“不解渴”。
怎样破解权力下放“落地难”?
权力下放后,如果政策衔接不畅,就会导致“落地难”。
有些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落实时间较长。
陕西省一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说,今年5月初住建部就发了文,允许民营企业自己选择施工单位,不再需要招投标。“这个文件不错,但是一些地方至今没有动静,我估计一年以后能执行就不错了。”
配套改革跟不上,简政放权效果也会打折扣。
中小企业对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反映普遍比较好,但是,一些地方改革后,“先照后证”让营业执照办理变得方便、快捷,而变为后置审批的部分许可证办理起来依然难度大、耗时长,影响企业的开业进度。
陕西商洛市一家建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早早拿到了工商营业执照,但由于建筑企业资质证书迟迟没办下来,他的企业还是不具备参加工程招标的资格。
不少企业负责人认为,简政放权改革需要加强“整体思维”,统筹推进,多考虑配套环节的可操作性,为先行者提供更大范围的支持。
全国最早试点“一照一码”改革的江苏宿迁,只因后续的改革措施跟不上,至今存在着新旧系统并行的尴尬局面。如果按照“一个营业执照一个登记号码”的编码规则,企业登记号码为18位编码;而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企业的注册号仍为15位编码。
据了解,正是由于改革先人一步,宿迁的企业登记号码系统与其他地区乃至国家的系统并不兼容,只得同时保留原有系统。
如何打破既得利益链?
“上面暴风骤雨,下面雨过地皮湿。”部分中小企业主反映,两年多来,国家大力推动简政放权,但是一些与企业实际利益相关的职能部门至今尚无实质性动作。
上海一所高校的产业园负责人对记者说,进行基建时,消防部门至今仍要向企业推荐施工队和相关消防设备,而且施工队的报价要比市场高一半,甚至翻倍。
西安一家工业地产老总则谈到一次在环保部门的遭遇:“为避嫌,他们决不推荐环评单位,但是如果你找的不是其关联的单位,即使找全国知名的环评单位,环保局会拖着不办事,1个月通过的环评可能拖到5个月。”
更让中小企业主不解的是,有的地方不仅没有简政放权,反而把原来下放到基层的权力上收回来。
西部一个省会城市,先后对国土、规划、环保实行了垂直管理,一些原来下放给开发区的权限,被纵向集中回来。当地高新区的国土部门,以前还有公共基础设施的土地审批权,但现在这项审批权上收到市国土局了。如今企业到高新区国土部门根本办不了实事,递送的资料得由高新区再转交到市国土局办理。
部分中小企业负责人认为,一些地方简政放权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改革损害了部分群体的既得利益,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他们甚至不惜阻挠改革。
中部地区某市工商联负责人讲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家公司投资的花鸟市场原本只需要一本房产证,但房管部门要求企业将花鸟市场分割成12份,办理12本房产证。企业后来发现,花鸟市场用于抵押贷款时,银行要求房管部门对房产证盖章,每盖一个章就要收费550元,12本房产证要盖12个章,收费6600元。仅此一项,房管部门就可多收费6050元。
一些企业负责人认为,要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必须打破既得利益链,将简政放权的推进力度与干部考核挂钩。西安一家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贾先生说:“简政放权到底成效如何,应该由改革的受益者——企业和老百姓来评判。这样的考核对官员才有压力,才能倒逼基层政府真正落实简政放权。”
警惕“懒政之害胜于腐败”
简政放权,有利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使官员更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不该什么。然而,对于简政放权带来的种种变化,企业坦言“有喜有忧”。
北京一家文化公司董事长说:“一方面,以前即使是上级领导同意的事,下面的人往往也要‘卡一卡’,给点好处才给认真办,如今‘吃拿卡要’的现象少多了。但另一方面,不愿意承担责任、“打太极”不办事的官员基层仍然存在。”
他的公司在一个城市搞一个项目,“局长批了,副市长批,副市长批了市长批,由于项目涉及教育和交通等多个部门,光有领导批示,最后仍然很难推进。”
“懒政之害胜于腐败。”西安从事化工生产的一位老板感慨,对企业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和生命。有些基层官员不作为,一个“拖”字,完全可以把企业整死。他的企业出口项目需要到质检、海关等部门办理手续,一旦这些部门拖延办事,出口时间错过了合同约定期,仅违约金一项就会使企业损失惨重。
“比方说,他们表面上承诺,一件事只需7个工作日完成,但工作人员只要在第六个工作日给企业找个小毛病,如递交的材料写字不规范、章子没盖好,就可以把材料退给企业,然后重新计算7个工作日。”他说。
一些受访企业界人士表示,目前简政放权主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推动,企业基本是被动接受,如果企业能成为一股自下而上、推动改革的力量,将会加速改革进程。
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政府权力运行要公开透明,不仅公开结果,而且公开过程,打消企业顾虑;二是通过司法改革,切实保护企业权益。(记者毛海峰、周琳、凌军辉、关桂峰、袁汝婷、李劲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