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释法，法治的最佳教学法

　　以案释法，提升司法文明，推动法治进步，最终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之愿景。这一过程，司法机关正在努力，你与我也要积极参与，协同共治。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最高检日前发布了《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的规定(试行)》，提出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或较大争议、可能引发上访或社会群体事件等案件向社会公众以案释法。

　　法律的遵守，不完全是法律的自发秩序，也不是内在效力的逻辑延伸。法律的遵守，依赖于全民内心的信仰。守法必先知法，知法才能守法，提升公众对法律认知与认同，是法治实践绕不开的话题。以案释法，不仅是法治的最佳教学法，还是以个案推动法治践行的有力推手。如不久前判决的两位名人的“名誉权侵害案”，法官释法说理——“由公共利益有限原则决定，公众人物的人格利益在法律保护上应当适当克减。对来自他人的负面评价也应负有一定容忍义务……”硬度与温度、法理与公理，全体现在这段至理的话中。

　　以理服人、入脑入心，以案说法更为公众所喜见乐闻，其普法效能不是空对空、生硬灌输可以比拟。上个月，“惠州许霆案”审判长——惠州市惠阳区法院院长万翔写了一份长达万字的判决书，社会反响强烈，有法律界人士誉为“伟大的判决”。一个精彩的以案释法，其“杀伤力”胜过一百场法律讲座。普法之外，以案释法还是一个司法与公众的双向互动，司法机关的执法理念、执法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检阅与监督，“打铁还须自身硬”可视为一种倒逼机制，裨益于司法机关自我规范、自我约束与自我提升，最大限度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最高检发布“试行规定”，正是对这一顶层设计的积极呼应。

　　法官释法说理近年来已经破冰，就目前实践来看，存在着“不好说”与“说不好”现象。由于新型案件、疑难案件越来越多，法律关系愈加复杂，一些“剪不断理还乱”案子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让法官觉得“不好说”；释法说理对法官的职业素养、逻辑思维、社会经验等要求较高，一旦出现瑕疵或疏漏，难免授人以柄，一些法官难免心存忧虑，担心“说不好”。检察官以案释法，一样可能面临这些难题——或害怕担责而对以案释法工作缺乏主动性与积极性；或被动应付，在释法时蜻蜓点水、含糊其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之流于形式。

　　推进以案释法，使之步履稳健，在普法教育、法治实践上走得更远，必须在两个层面落实：一要建立刚性制度，确保检察机关以案释法工作的必要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规范性原则、及时性原则得以落地，缩小检察机关干警“想释就释、不释就罢”的自由裁量权。二要建立以案释法的奖惩机制。以案释法无疑加重了检察机关干警的工作负担，一份精彩的释法案件需要花费他们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应设立相应正面激励机制，对表现突出的人员予以表彰和奖励。“胡萝卜”之外，“大棒”是对以案释法过程中的不当操作，譬如损害司法公信力、妨害案件公正判决、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予以追究。

　　以案释法，提升司法文明，推动法治进步，最终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之愿景。这一过程，司法机关正在努力，你与我也要积极参与，协同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