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夏吾才让跟了张大千
1988年夏，我和一位记者同事去黄南藏族自治州采访热贡唐卡艺术的代表人物夏吾才让。他家住同仁县吾屯上庄。那是一个宁静疏朗的山村，村里不少农家都有绘制唐卡的人。
夏吾才让那时刚刚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是青海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但从他脸上看不出一丝荣誉感。言谈之间，除了农村人固有的朴实，还透出些佛家弟子的恬淡和超脱。
大师那时年近七旬，面容清癯。眼睛不大，但有神采。他不懂汉语(这让我们有点意外)，也不太爱说话。我们之间的交流是靠陪同前往的黄南州文化局干部杨秀(名字我已记不准了)做的翻译。
我们在主人的引领下参观了他绘制的几幅唐卡。虽然我对唐卡艺术素无研究，但面对那一幅幅工艺精品，我们立时被倾倒了。这些用迷人的线条勾勒的佛像、云朵、莲花、殿脊瓦楞、袍裳褶皱，细微到毫发，绚丽如梦幻，让人叹为观止。
我们想了解夏吾才让的从业生涯。遗憾的是，由于语言障碍，他说得很简略，而且几乎听不到细节。或许是他自己把它们丢失了。一个生命对于生活的独一无二的体验，以及在艺术天地里刻骨铭心的感悟都无从窥探。我们无法深入到他的内心。他为什么不学汉语呢？农业区的少数民族同胞学汉语，乃是笼中捉鸡一般的事情啊。
对于他的一些经历，我们仅仅知道了梗概。18岁时他遇到了中国画大师张大千。他那时是塔尔寺的一名普通画工。张大千来青海是为了一个绸缪已久的宏大计划——去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他从四川来青时带着家眷，准备在敦煌稳稳当当地住下来，消消停停地实施他的计划。但这个计划他难以独自完成，敦煌壁画浩瀚璀璨，靠他一双眼睛两只手远远对付不了。他需要帮手。对此他早有主意。四十出头的张大千，不仅早已成名，而且久闯江湖，老于社交。他先是拜见和游说塔尔寺的寺主，征得同意后，挑选了二十几名画工给他做帮手，其中就有夏吾才让。考虑到迢迢旅途的安全，他又说动了当时的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最终，马步芳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护送张大千他们到敦煌(他简直就是个社会活动家)。
莫高窟的凋敝让张大千吃惊。由于国民政府财力捉襟见肘，又兼连年战争，莫高窟连起码的值守经费都难以保证。年复一年，风推沙拥，都快把一个个洞口埋住了。夏吾才让他们到达后的头一个任务就是挖沙清理洞口。
他们在敦煌一住就是两年多。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借着烛光，伏在画板上临摹壁画。一般情况下，由张大千构图，画工们调制颜料，为画图着色。张大千为什么专门来青海找人，而不是直接从四川带上技艺娴熟的帮手？这下清楚了。作为国画大师，虽然对于色彩的掌握早已炉火纯青，尚不掌握天然颜料的特点和用色技巧，并且，敦煌壁画极为强烈的色彩搭配与他过去平淡简约的画风也大不相同。面对佛教壁画艺术这一课，他还得从头修起。他找的这些画工，是帮手，也是师傅，他实在是找对人了。
我后来看到一些介绍夏吾才让的资料，都说“早年师从张大千……两年后师满……”云云，似乎是夏吾才让得了张氏真传。我认为这是臆断之言，所凭乏据。张氏与夏吾才让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师徒传承关系，充其量是夏吾才让受了张氏的一些艺术熏陶而已，他们的关系本质上还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敦煌两年，张氏所学到的，肯定比夏吾才让所学到的更多。这从他们各自后来的艺术发展实践就可以看出。张大千自敦煌回到四川后，画风大变。莫高窟的壁画给了他深刻的艺术启迪，此后他的画作一改往日的纤细阴柔之态，气势恢弘，色彩极度绚丽，线条柔中带刚，尽展盛唐遗风。除此以外，他也从夏吾才让他们那里学到了天然颜料的独特用色知识。可以说，敦煌两年，张大千是最大的艺术获利者。这“利”也包括他最后带走的那二百七十多幅临摹作品。而夏吾才让呢，收获也不小，敦煌的两年临摹实践，对他来说，无异于一场旷日持久的高级研修。内心的艺术感受必然大异畴昔，他日后绘画技艺的精进，毫无疑问也包含着源自敦煌的艺术营养。只不过面对我们的询问，他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讷讷数语而已，无力做出归纳。
但有一个关键问题：夏吾才让从张大千那里学到了什么？他后来画的唐卡作品中，借鉴了张氏的哪些技法？对此提问，夏吾才让依然语焉不详。这固然由于语言表达的困难，但也说明了一个清楚不过的事实：张大千带他们来敦煌，并不是来给他们教授中国画的。不仅如此，艺术切磋的基础也不存在。一方是博学多才、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大家，一方是技能熟练而没有多少文化的年轻画匠，素养相去甚远，难以论道。
所以说，张大千与夏吾才让到底有无师承关系，这是明摆着的事情。
这是闲话，暂且按下不表。
需要说的是，在敦煌期间，张大千从众多的画工中发现了夏吾才让的天赋，有了收他为徒弟的想法，曾不止一次地动员他：“夏吾才让，等把这里的活弄完，跟着我走吧，去四川学画画。要不要得？”
夏吾才让的机会来了。须知，当时江南画界有多少青年才俊欲拜张氏门墙而不得。现在，登天的梯子就在眼前，何不就此攀援而上，去叩响国画艺术的壮丽宫阙？
然而夏吾才让和机缘失之交臂。他犹犹豫豫地回绝了张大千。我们问起原因，他含糊地说是不想离开家乡。这让我们深深地为他惋惜，尽管这事与我们的采访主旨无关。惋惜归惋惜，理解归理解。妨碍他做出决断的，就是青海人固有的地域文化心理：保守和谨慎。和偏远地区的普通农村人一样，夏吾才让对于出去闯荡世界心里没谱，缺乏勇气。
此后我经常设想，假如当年夏吾才让毅然决然跟了张大千，那会怎么样？
一种可能是，他会得到张氏亲炙，很快进入一条旁人也许要摸索多年才能找到的正确路径，迈进中国画的门槛，惊叹其堂奥之深。他会跳出佛教壁画艺术的拘囿，一头扑进中国画无比广阔的天地，从张氏那里全面地学到花鸟、人物、山水等不同题材的画法，掌握工笔、写意、重彩和泼彩等技法神韵。以他的天资和勤奋，技艺突飞猛进，多少年后，他应该和张大千一样，属于艺术领域中的神仙般人物了。
但事情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从匠人到艺术家，有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综合文化素养。中国画讲究诗书画一体，其实是强调画家首先必须是文人。全面修养的建立，才有发展的可能。夏吾才让没念过书，这就决定了他在文化素养方面先天严重不足。除非他用上十几年工夫，“恶补”汉文化课。且不论有无此可能性，即使有了，如没有创新能力，也未必成为第二个张大千。更大的可能是，他最终成为一个功底扎实但缺乏创造力的画家。因为，广义地看，绘画艺术与一般的工艺美术不同，前者重创造，后者重传承。创造能力强的古今名家，多为狂放不羁，善于奇思妙想之人，这近乎“气质决定论”。夏吾才让的气质显然不属于这种类型。艺术家的技能可以在后天的磨练中获得，但艺术气质一定是从娘胎里带来，而不是从老师那里得来。虽说每一代国画大师都在以古人为师，但绝不是对前人的重复。他们信奉的是“师古而不泥古”，是“学我者活，似我者死”。他们终生追求的是自成一格：我不想像你，你也别想像我。所以，不仅张大千没有传承人，齐白石、徐悲鸿也没有。再往前，郑板桥、王冕、徐渭、石涛、八大山人、赵孟坚、韩滉、顾恺之等等，也都没有传承人。
工艺美术就不同了，它讲究的是规范和传承，忌讳的是随意突破和改造。所谓推陈出新，也只是雷池之内的动作，总不会越界。当然，继承规范以及有限度地改进规范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能够把规范演绎到极致的人，也是高手。夏吾才让苦心磨炼，在线条勾勒、结构比例、色彩调配、人物造型等方面将他平生所学融会贯通，把热贡唐卡艺术的绘制水平推到了新高度，已属难能可贵了。
所以，假如当年夏吾才让跟了张大千，青海此后将少了一位顶尖级的工艺美术大师，而中国画坛未必多出一个重量级的画家。年少的夏吾才让谨慎，保守，没有跟着张大千负笈远行，选择留在家乡，也许是对的。
人世间能人真不少，但深知自己并能把握好自己的并不多。把握好的，就是成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