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三江清流滋润华夏大地——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重大命题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南宋大学问家朱熹《观书有感》二首其一。这首哲理小诗所蕴含的追本溯源的源头生态保护哲学耐人寻味、发人深思、意味深长。三江源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和普惠东南亚的澜沧江的发源地，要保持三江之水“清如许”，就必须要保护建设好三江源，确保三江“源头活水”滋润华夏大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应运而生。
一、什么是国家公园
(一)国家公园概念。国家公园概念最早源于美国，由美国画家乔治·卡特琳于1832年提出，译自英文“National Park”。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定义，国家公园是一个广阔区域被指定用来为当代和子孙后代保护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的生态完整性，排除与保护目标相抵触的开采或占有行为，提供在环境上和文化上相容的精神的、科学的、教育的、娱乐的和游览的机会。根据这一定义，结合世界各国开展的国家公园实践，国家公园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护典型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和管理的面积较大的自然区域。
(二)世界各国国家公园发展情况。从1872年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诞生以来，世界各国都根据实际建立了国家公园，截至2014年7月底，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全世界符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定标准的国家公园有5220处。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阿根廷冰川国家公园、俄罗斯北极国家公园、新西兰峡湾国家公园等都是享誉世界而且管理和保护经验相对成熟的国家公园案例。
(三)我国国家公园试点现状。长期以来，我国国家公园尚未有统一规范的建设和认定标准，主要以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湿地公园等形式存在，并开展相关建设和保护工作。近年来，各地围绕国家公园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2006年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通过地方立法成立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设立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2008年国家林业局同意云南省作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开展国家公园建设工作；同年，环保部和国家旅游局选择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区进行国家公园建设试点；2014年初环保部批复浙江省开化和仙居两县开展国家公园试点。这些都是探索性的，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2015年1月20日，国家发改委等十二部委联合发布《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改革正式启动，并确定青海、北京、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南等9省市作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省。2015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今年3月5日，中办、国办正式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标志着中央批准的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这种全新体制试点探索是全国第一家，青海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
二、为什么要建设国家公园
(一)历史的镜鉴。中国古人就有“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历史智慧。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一场重大生态事件往往决定一段人类文明走向，并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这里举几个典型例子：古埃及文明陨落。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畔，始于公元前3100年左右。当时，尼罗河流域雨水丰沛，气候温润，农业快速发展，人口大量繁衍，造就了古埃及漫长而辉煌的文明。但由于尼罗河上游地区森林不断砍伐，过度放牧，大规模垦荒，致使水土流失加剧，加之降雨量逐渐减少，干旱频繁发生，昔日的米粮之川和广袤牧场失去了往日的润泽和繁盛，沙漠干旱葬送了古埃及文明，时至今日这一区域90%的土地完全沙漠化。楼兰古国遁迹。楼兰古国位于新疆罗布泊西北，于公元前176年前建国，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与汉朝关系密切。当时，罗布泊烟波浩淼，河流清澈，人们泛舟捕鱼，耕田放牧，狩猎游憩，物产丰盛，丝绸之路南北两线在此分道，楼兰成为古代中国与西域重要的商贸通衢。但由于人们垦种过牧，打破了自然生态平衡，加上战争连绵，致使水利设施严重破坏，良田牧场损毁殆尽。公元3世纪后，塔里木河下游河床淤塞，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另觅新道，罗布泊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水源枯竭，土地干涸，沃野沙化；公元630年，延续了八百多年的楼兰古国最终烟消云散，遁迹绝世。罗布泊消逝。古罗布泊诞生于第三纪末、第四纪初，距今有1800万年，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曾是塔里木盆地众多河流汇集之地，碧波万顷，鸥鹭翔集，周边水草丰茂，沃野千里。人口众多、商贸繁荣的楼兰王国便在罗布泊之滨兴盛。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上书：“楼兰，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此后，它成为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之后由于气候变迁及人类过度开发利用，导致上游来水减少，周围沙漠化加剧，迅速萎缩，到1972年完全干涸。罗布泊干涸后，周围生态环境发生巨变，草本植物全部枯死，防沙卫士胡杨树成片死亡，沙漠以每年3—5米的速度向罗布泊推进，很快和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融为一体。罗布泊从此成了寸草不生的地方，被称作“死亡之海”。窥一斑而知全豹，重大自然生态事件频频向人类发出警告。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自然生态的变迁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兴衰。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我们：“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历史的教训，自然的惩罚，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
(二)生存的考验。“山川凝浩气，物华启人文”，中国有句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前提和基本条件。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极大地释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国力空前强盛，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正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阔步前进。长期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推动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整体维护了我国发展的环境基础。但由于我国人口不断增加，伴随着社会进步，物质需求急剧增长，加之对增长的迫切愿望，阶段性GDP崇拜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突出、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考验，党中央审时度势，立足当前面向未来，进一步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十八届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提升到新的高度，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长期以来，国家实施大规模植树造林、沙漠化防治、水土保持、国土整治、草原建设、天然林保护等一系列措施保护生态，整治环境，加之人民群众生态意识不断提高，局部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但全局性生态环境问题依然严峻，生态环境恶化程度总体加剧，生态破坏带来的危害日趋明显，生态赤字逐渐扩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水土流失加剧。根据遥感调查，全国现有土壤侵蚀面积达到37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2%。水土流失不仅广泛发生在农村，而且发生在城镇和工矿区，几乎每个流域、每个省份都有。水土流失既是土地退化和生态恶化的主要形式，也是土地退化和生态恶化程度的集中反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全局性的和长远的，有些甚至是不可逆的。
(2)沙漠化面积扩大。北方地区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过149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5%。近25年共丧失土地3.9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不仅面积大，而且发展变化快。在土地荒漠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与之有关的各种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3)生物多样性资源丧失。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拥有陆地生态系统的各种类型，物种数量居北半球国家第一。但同时我国也是生物多样性破坏较严重的国家，生物栖息地的丧失与片断化、栖息地环境恶化、资源过度开发和外来生物入侵使我国高等植物中濒危或接近濒危的物种达4000—5000种。
(4)草原退化严重。我国近4亿公顷的天然草原中，目前约有90%的可利用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此外，还有大气污染、水污染、地下水位下降等突出生态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紧张，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100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目前，我国有16个省区市重度缺水，6个省区极度缺水，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缺水。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9个省、自治区，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长江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脉，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流入东海，全长6380公里。澜沧江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境内唐古拉山北侧，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出境成为国际河流湄公河，我国境内长2139公里。三江之水覆盖了我国66%的地区(含南水北调工程覆盖地区)，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水、发展之水、文明之水。三江源的源头活水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国家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其特殊性重要性和全局性影响不言而喻。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目的就是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保障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多样性和典型性，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确保源头活水源源不断，生命之水长流不竭，为我们的生存发展赢得更多的绿色空间，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方“净土”。
三、怎样建设国家公园
(一)国家总体要求。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文化遗产、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各类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合理界定国家公园范围，实行责权清晰高效统一的管理，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实现对重要生态系统的持久保护和永续利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主要目的是借鉴国际经验和做法，丰富完善我国自然保护体系；以实现重要自然资源资产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为目标，在突出生态保护、统一规范管理，明晰资源权属、创新经营管理、促进社区发展等方面进行探索。通过试点对列入国家禁止开发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等进行整合调整，使区域内各类保护地交叉重叠、多头化管理的“碎片化”问题得到解决，探索形成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资金保障机制，使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归属更加明晰，统筹保护取得重要成效，既实现生态系统和自然文化遗产的完整有效保护，又为公众提供精神、科研、教育、游憩等公共服务功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保护管理模式。
(二)试点区域选择条件。国家明确选择具体试点区域时，应突出考虑面积达到一定规模，可以满足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需求；具备国家代表性资源和独特景观；有可操作性，试点解决的问题具有典型性。其中，保护地交叉重叠、多头管理、切割自然生态系统、碎片化比较严重、自然生态系统保护问题比较突出的区域，可作为重点选择对象。在试点内容上强调，一要突出生态保护第一，将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试点工作要最大限度服务服从于生态保护；二要结合实际，对现有各类保护地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整合，明确管理机构，整合管理资源，实行统一有效的保护和管理，探索跨行政区管理的有效途径；三要结合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科学确定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各自的产权结构，明确界定并保护所有权、管理权、特许经营权；四要创新经营管理。试点区管理机构要积极探索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要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资金投入机制；五要妥善处理好试点区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要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试点区的规划、保护、管理、运行等要积极吸收周边社区居民和社会公众参与，接受社会监督。
(三)构建生态文化高地。文明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成果，是人类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下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象征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走来，先后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如今正在朝着生态文明的道路前进。每一个不同的文明阶段都有着与之相对应的主导文化，原始社会有人类最初始的原始文化，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则是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必然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生态文化。
我国古代圣贤和先民对“天人关系”、“人地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具有朴素的生态哲学观念，蕴含着博大的生态智慧，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并以其指导人们的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周易·乾卦》中“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说的就是在处理天地人三者关系时，人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才能谋求与天地之间的和谐，但人又不能消极顺应，应更为积极主动，如《周易·象传上乾》所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是古代朴素的系统哲学思想，也是古代朴素的系统生态思想，孔子在《易传》中主张以天地人为法则，构建世界体系。汉代董仲舒认为，天地人三者之间虽然各有各的作用，但它们是“合而为一”的，他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强调，“事物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道家则提出了“天人一体”思想，《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的这个道理。《阴符经》第一句话就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非常深刻地指出了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珍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是天之道，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古代哲学家的自然宇宙观。荀子主张“山林泽梁，以时禁发”。《吕氏春秋·功名》更有精彩的论述：“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庄子的《齐物论》则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推向了极致，发人深省地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明朝王阳明指出，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均为一体，互为伙伴关系。中华文明孕育的系统生态思想，从周代经先秦至明清，不断发展、丰富、完善和强化，符合古代社会各时期生产力发展现状，彰显了中华古代文明和生态哲学理念走在人类文明前列的东方神韵。在历史跨入生态文明和生态危机并存的现代社会后，当我们翻阅古今文化经典时，不难发现建立国家公园就是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建设生态文明大国的必由之路和历史抉择。
四、如何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超过12万平方公里的三江源地区开展全新体制的国家公园试点，努力为改变‘九龙治水’、实现‘两个统一行使’闯出一条路子，体现了改革和担当精神。要把这个试点启动好、实施好，保护好冰川雪山、江源河流、湖泊湿地、高寒草甸等源头地区的生态系统，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保护管理经验，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求“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使青海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名片”。这是中央的嘱托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青海责任重大，必须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举全省之力，集各方智慧，扎实推进体制试点各项工作，实现“一年夯实基础工作，两年完成试点任务，五年建成国家公园”的庄重承诺，给中央交上满意答卷。
(一)范围划定和考虑。按照国家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对交叉重叠的各类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系统性、完整性、典型性的要求，在范围划定上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国家公园作为国际公认的一种保护地类型，具备国家代表资源、独特景观和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特质，保护具有国家层面意义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文化遗产，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形象的代表和民族自豪感的体现。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水塔”，发育和保持着世界上大面积的原始生态系统，素有“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之称。其自然生态的原始性、自然文化的原真性表现得尤为强烈，人类活动干扰程度低，人口平均密度1平方公里不足1人，是高原野生动物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白唇鹿和旗舰物种雪豹等集中栖息活动区域。选择在三大源头区域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有利于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对三江源、世界“第三极”、生态和生命“净土”的系统保护和世代传承。二是按照功能定位，在较大尺度上对三大源头保护区进行功能重组，增强多功能分区间的联通性、协调性、互补性，最大限度实现对源头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保护。三是国家公园的一个显著特点、基本属性是全民共享，范围划定中，在突出生态保护的同时，兼顾了自然景观的独特性和生物多样性，在交通上具有一定可达性，满足人们生态体验、自然教育和科学考察的需要。
三江源国家公园由长江源园区、黄河源园区、澜沧江源园区组成，总面积为12.31万平方公里，占三江源地区面积的31.16%。其中：冰川雪山833.4平方公里、湿地29842.8平方公里、草地86832.2平方公里、林地495.2平方公里。3个园区合计有12个乡镇，53个村，16793户牧户、61588人，贫困人口2.4万人，各类牲畜65.37万头(只、匹)。
在目标定位上，确定将三江源国家公园建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三江源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区，青藏高原大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
(二)创新生态保护体制机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核心是体制机制创新，包括管理体制创新、生态保护模式创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模式的创新。一是在生态保护上，遵循“山水林草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进行多类项目和资金整合，按照三江源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自然现状，将冰川雪山、草原草甸、森林灌丛、河流湿地、野生动物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一体化管理。二是按照生态系统功能、保护目标和自然禀赋将各园区划分为核心保育区、生态保育修复区、传统利用区等不同功能区，实行差别化保护策略。三是在管理机构上，重点解决“九龙治水”，执法监管“碎片化”问题，克服政出多门、各自为阵、分散管理的弊端，探索实现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两个统一行使”。组建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代表政府行使管理职责；在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3个园区分别设立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进行“三个划转整合”，将国家公园所在县涉及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的有关机构职责和人员划转到管委会；将公园内现有各类保护地管理职责全部并入管委会；对国家公园所在县生态资源环境执法机构和人员编制进行整合，由管委会统一实行生态资源环境综合执法，从而实现完整意义上的“两个统一行使”。四是在运行机制上，全面体现绿色、共享、开放、合作和公益属性。三江源国家公园属中央事权，园区建设、管理和运行等所需资金逐步纳入中央财政支出范围，探索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立，经营项目实施特许经营，有序扩大社会参与，提升国家公园社会化管理水平；秉承开放理念，借鉴先进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公园开放水平和国际知名度；充分发挥国家公园的生态示范、自然体验、环境教育、体制引领作用，促进共建共享。
(三)以生态保护促进民生改善。处理好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重点之一。三江源国家公园涉及的两州四县一区，自然条件严酷，传统草地畜牧业是主体产业，牧民增收渠道窄，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融合到当地生态系统，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实现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资源资产的严格保护和永续利用，必须处理好生态保护与当地牧民群众全面发展的关系，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紧密结合，与民生改善有机融合，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是科学合理设置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使牧民由草原利用者逐步转变为生态保护者、兼顾草原科学合理利用，建立牧民生态保护业绩与收入挂钩的机制。二是鼓励引导当地牧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扶持他们从事公园生态监测、生态体验、环境教育服务、生态保护工程劳务等工作，使牧民在参与生态保护、公园管理中获得稳定收益。三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园区牧民对草原承包经营权不变，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稳定草原承包经营制度，通过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在充分尊重牧民意愿的基础上，尝试将草场承包经营转向园区特许经营。四是鼓励支持牧民群众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以投资入股、合作、劳务等多种形式开展经营项目，从中获得收益。同时，加强县城和乡镇配套设施建设，引导老人和孩子继续向城镇集中，让牧民群众更多地享受国家公园建设发展带来的实惠。
(四)构建人人共建共享格局。丰富、完整、原真的生态系统和独特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宝贵的江河源头活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最珍贵的自然资源资产，是给中华民族提供的最有价值的生态产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有效保护好这里的冰川雪山、江源河流、湖泊湿地、高寒草甸，维护和提升水源涵养功能，保持明星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让三江清流滋润华夏大地，是对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体制试点中，通过搭建国家公园这个平台和载体，吸引社会团体、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积极投身到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中来，构建三江源生态保护的广泛“同盟军”，最终形成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和共建共享格局。
(五)全力保障试点工作落实。时势造就使命，使命需要担当。毛泽东主席指出“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在于落实”，“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我们党领导下的重大生态战略，是一种全新的体制试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完成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需要加强领导，把试点的落实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头等大事，牢固树立统筹思维，切实强化大局观念，按照“天字号”工程的要求，勇于打破部门利益的藩篱，冲出旧的体制束缚，以加强国家公园范围内的生态保护为最终目的，集中精力搞试点，心无旁骛抓保护，聚精会神抓落实；需要加强协调，强化“一盘棋”的思想，以大局为重，上下同心，协调联动，建立协调机制，相互配合，形成合力，齐心协力共同搞好试点工作；需要我们做拓荒牛和试水者，珍惜机遇，本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担负起党和国家的重托，知难不畏难，敢为天下先，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和突破，努力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完成好历史赋予的崇高使命。
五、结 语
恩格斯曾说，“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其本质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演进，从敬畏与依赖，到征服与控制，再到和谐与共生。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生存博弈中，国家公园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探索实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今，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在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青海这个大美之地、三江源这个中华民族的生命源头，扬帆起航，璀璨绽放。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不仅是青海的事情，更是提高中华民族生态福祉，造福子孙后代，惠及全球的伟大壮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必须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契机，齐心协力，艰苦实践，努力创造，开拓创新，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
文章来源：青海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