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记——“小八路”们的抗战足迹

　　（抗战胜利70周年·重走战场）少年从军记——“小八路”们的抗战足迹

　　新华网北京6月1日电 如今的和平年代，“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无忧无虑、开心快乐的日子，但对年逾8旬的刘振魁、朱磊、陈振民、郭学哲等老人来说，他们的童年或多或少是在抗日敌后战场勇敢地抗击日本侵略者。

　　为何从军：“要活着，就得参加革命”

　　1930年出生在山西吕梁太行山区孝义县司马村的郭学哲，7岁那年时逢“七七事变”，目睹日军残暴行径的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加入村里的儿童团，与团里的五六个少年一起站岗放哨。郭学哲说，日本军队无故开枪将他的二舅打伤，他从小就对日军恨之入骨。

　　同样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年仅14岁的朱磊毅然离开河北定县老家，加入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的八路军。“不当亡国奴”成为他最初的参军动因。

　　1938年，抗日的烽火已经燃遍燕赵大地。恰好八路军129师到栾城征兵，16岁的刘振魁报名参军成了一名“红小鬼”。记者采访时，祖籍河北省栾城县的老人刘振魁侃侃而谈：13岁起他给地主家当童工，一直干到16岁，“要么给地主当童工，被‘砸明火’（夜间抢劫）时可能就没命了，要活着，就得参加革命。”

　　1942年，河北唐山的陈振民正在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被告知学上不成了，因为日寇把学校抄了。13岁的陈振民面对两个选择：回家务农和投身抗日！他选择了后者，成为一名“小八路”。86岁的陈振民如今已是四世同堂，看着自己10岁的重孙，老人感慨地说：“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当时是全民抗日，我10来岁时，已经跟着母亲化装送情报了。”

　　现实中的“鸡毛信”

　　对很多人而言，影视作品中小八路为八路军传递鸡毛信、送情报的剧情已经十分熟悉，对现在的孩子而言，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这些老八路回忆自己的童年，却充满自豪。

　　7岁加入儿童团。1944年，当时在娄德一家酒店做工的13岁的郭学哲被正式发展为八路军的地下交通情报员。郭学哲说，“当听到‘你已经是八路军的交通员了，就是小八路啊！’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1944年12月初，郭学哲接到党组织下达的任务，前往泗水县窑山村土地庙送情报，经过30多里路，就在他即将入城时，日本宪兵队开始对出入城的百姓进行搜身检查。当看到年仅14岁的郭学哲时，一名日本宪兵吓唬他：“我看你是小八路！”郭学哲没有惊慌，沉着应对,安全地将情报送到指定地点。

　　通过在酒店做工的机会，机敏的郭学哲发现了不少重要情报，驻娄德日本宪兵队的王翻译在郭学哲做工的酒店喝酒，跟人聊天时透露盘踞在娄德镇的伪警察所有8名伪军、8支步枪的信息，被有心的郭学哲迅速传递给武工队，这个伪警窝点后来被端掉。 1944年12月，徂徕县武工队10人在泗水县宫治成酒店被敌人团团包围，生死关头，郭学哲将10名武工队员打扮成酒店蒸酒工人的模样，成功地从后门逃出敌人的包围。

　　那些鲜血染红的地名

　　在采访中，这些当年的小八路感慨万千：自己是幸运者，而更多的人血洒疆场，没能活着看到抗战胜利。

　　1938年11月的一天，刘振魁接到命令，一支日军部队攻占河北临城县，“上级首长要求我们一定要消灭这批鬼子”。刘振魁所在的连队是冲锋连，“我们扔掉行李，只带上必要的武器，急行军跑了12里地。”刘振魁说，当他和战友们冲进日军营房时，“鬼子还在睡觉，裤子都没穿就往外跑”。在一片喊杀声中刘振魁打死一名日军，“这时候有个鬼子朝我扔了一枚手榴弹”。他立即捡起来扔了回去，炸死了一个鬼子指挥官。

　　在参加的大大小小战斗中，胡家楼突围战让陈振民最为难忘。1944年，他们从玉田出发到胡家楼那天，300多人被4000多名敌人包围，部队分三路突围。陈振民说，很多同志都牺牲了，“当时一颗子弹擦腰而过，我逃过一劫。”

　　与白求恩等人的交集

　　这些小八路曾与不少著名人物有过交集。

　　对于朱磊来说，早年从军印象最深的还是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的短暂共事经历。1939年下半年，朱磊曾与白求恩在一起工作过约2个月时间。白求恩勤勉的工作作风、高尚的医品医德深深地打动了他。

　　朱磊说，一次战斗后，白求恩和另一位医生王玉荣连夜为伤员们治伤。白求恩负责上半夜，王玉荣负责下半夜。由于王玉荣当时还肩负培养学员的任务，就让学员们试着练手，因此进度较慢。第二天早上，白求恩看到下半夜手术没做几例后非常生气：“你们为什么不给伤员做手术？”

　　“虽然白求恩知道实情后立刻向翻译和王玉荣道了歉，还自责没想到如何培养学员，但这还是显示了他的敬业和认真。”朱磊说，有时候白求恩看到重伤员没什么东西吃，还会把组织专门为他提供的大米饭、肉食端给伤病员，喂着伤病员吃。（记者乌梦达、李俊义、尹亮、孙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