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文化政策的变迁研究

摘要：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文化政策变迁作为切入点，分析这一时期文化政策变迁的基本历程，并对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变迁进行反思，为目前的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文化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变迁

一般来说，改革开放初期是指自改革开放开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在此期间，由于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利好，无论官方或民间，团体或个人，在思想理论发展和政策制定上，都出现了积极活跃的一面。基于改革放权的发展，社会经济有了显著提升，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曲折中有所前进，为了与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相互适应，重构理性、秩序性的文化政策迫在眉睫。“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且也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命题：推进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政策的变迁进行研究，无疑对现阶段我国文化政策的发展，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推动，以及推进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文化政策变迁的基本历程

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理性精神的回归，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文化政策的总体发展趋势。虽然有这样的趋势，但是文化政策由于其自身的政治属性，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大。在总体的理性回归的前提下，文化政策的收紧放松，和当时的政治大背景，往往有着深刻的联系。

由于中国自古以来有着文人参政议政的传统，所以官方对民间思想文化领域的动态一向特别关注。特别是在现当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的争论和分歧点，很大程度上会引发政治分歧或政策分歧，在思想文化圈里出现的斗争，往往会被“上纲上线”到政治领域的角力。这是研究改革开放十年来我国文化政策制定和发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围绕着理性和政治性这两大主题，我国改革开放十年来的文化政策变迁大致经历了如下的重要历程。

（一）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为新的文化政策的提出扫清障碍

《关于建议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以下简称《纪要》），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纪要》被认为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第一、《纪要》是一种极其左的机会主义的路线。第二、《纪要》是极其反动的文化虚无主义。第三、《纪要》作为江青等人在文艺界文化圈进行打击报复的“合法”理论依据，其本身具有法西斯专政性质。

中共中央于1979年批准了解放军总政治部请示，决定撤销中央曾经批发的《纪要》。对在执行《纪要》的过程中，受到冲击影响，被错误批斗、处罚的各级人员及其所创造的文艺作品，进行摘帽和平凡，对参与过《纪要》的执行和宣传的人，既往不咎。

《纪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中共中央撤销《纪要》的通知之后，这一类冤假错案得到了集中性的平反昭雪，这大大提升了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创作热情。与之相对应的是，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践踏》；同时出山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全国的音乐协会、戏剧协会、文联和作协都开始全面性地恢复工作。

总体上说，《纪要》撤销的通知，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理性精神在文化政策上重新萌芽的一个标志，也是后来一系列文化政策制定实施的基础先决条件，《纪要》的撤销，等同于摘掉了长期以来扣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帽子和锁链，是中共中央对文化政策改革释放出的积极信号。

（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及《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是一次规格很高的会议，邓小平亲临现场，并致祝辞，把“四个有利于”设定为文化政策和文化工作的新的衡量标准。

在本次文代会上，最重要也是最深刻的文化政策调整，是把“不继续使用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提法”明确地搬到了台面上。邓小平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团结和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前进。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2]

然而，所谓“不继续使用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提法”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无论是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的文艺工作者，还是党的文化政策研究者，都难以对这一概念进行较为准确的把握。为了统一思想，把所有文化工作者的力量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人民日报于1980年7月，刊发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社论。

社论的提出，正式地解决了各方对“不继续使用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提法”的理解性分歧，“二为”方针①的提出，一是责任，二是保障。所谓责任，是指明确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是把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社会活动的体验和理解，同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规律联系起来，创作出能激励人心的，能激发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热情的包含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的艺术作品。所谓保障，是指在“二为”方针的指导下，人民群众成为了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作品的服务对象，“二为”方针保障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目的结合起来，从而催生了一大批有教育意义，且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积极向上的艺术作品。

（三）清除“精神污染”工作

“精神污染”特指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价值观念不正确的有害的文艺作品以及表演形式泛滥的文艺现象。从某种角度来说，精神污染被当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具象表现，导致社会上出现一系列思想问题，以及一小部分人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不信任情绪。

针对这一现象，邓小平同志在第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发言，除了对“精神污染”警示之外，最突出的，是对“表现自我”、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阐述。

为了反驳有关“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问题，中共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辨析人道主义在个人行为层面和历史层面的不可混淆[3]，将这一问题的学术探讨，上升到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的高度来认识，廓清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错误观点。

但是，当时出现了文化政策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左右摇摆。

二、改革开放初期文化政策变迁的反思

（一）文化政策的特殊性

文化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种，但又具有极大的特殊性。首先，意识形态属性是文化政策有别于其他社会政策、经济政策的重要特点。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其所制定和发展的文化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根本性的差异。其次，文化的发展是追求多样性的过程，一般类型的公共政策追求最优化和标准化，而文化政策在倡导最优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需要照顾到多样性。第三，文化政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即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实施周期非常长。

在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中，不同的学者提出过各种不同的评估标准。其中最普遍的，是由美国的威廉邓恩提出的。在邓恩的理论中，公共政策的评估标准被分为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这六大原则。将其对应到文化政策上，我们可以推导出几个合理的文化政策评估标准。首先是意识形态、资源投入和文化效益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是评估文化政策优劣的基础。另外文化公平和公众认可也是文化政策评估需要考虑的两个方面。最后，文化安全标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指标，文化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生存问题，是国家谋求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4]。

（二）先进与落后的矛盾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政策变迁中，有着很多的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中，文化政策思想的先进和文化管理方式方法的滞后间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个客观存在的矛盾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解决，导致了起源于思想领域的整个文化领域的混乱，所谓的“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产生，根本原因也即于此。随着时间的发展，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

（三）政策过程的粗放表达

好的公共政策需要从制定到执行，需要高强度的连续性，从路线、时间、任务上，都应该有精确规划。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政策方针大多通过会议、党报和领导人的讲话和文件传达。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会因为领导人意见的差异出现“左”“右”摇摆，产生巨大的内耗。另一方面文化政策的指导性具有时效性，如果不能根据实际的变化及时调整，到了某些节点，就会产生无以为继的问题，即便是正确的文化政策，如果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应变，也会逐渐变成落后的政策。

（四）人道主义与普世价值

对“普世价值”的讨论，要借鉴对人道主义讨论的方法，坚持二分原则，一方面承认其具有一定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要批判其在某些方面抛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导致脱离实践的问题。对此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姜迎春分析道，探讨人道主义和方法论，需要把握三个维度原则，其一是历史原则，其二是实践原则，其三是利益原则。否则，单纯地指出“人本性”的优越性，以及自由优于奴隶，公平优于不公平，和谐发展优于阶级斗争，多元化优于单一，理性优于不理性，就无法解释现实中和历史上所存在的奴役、非理性的存在的原因。抽象地阐述和争论自由、理性、公平等价值观，缺乏任何实际的意义。为此，在文化政策制定中，一方面要加强理论建设，引导社会思潮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对普世价值的探讨，要适当把握，既不能犯上纲上线的扩大化的错误，也要保持警惕，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切文化政策制定的原则。

（五）改革的问题要在改革中解决

邓小平说，“不改革会失去人心，只有死路一条。”这句话放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政策变迁问题上，特别恰当。于今日，也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由于文革的影响，文化事业的发展陷入了僵局，之所以有了后来在文化政策上的理性回归和在文化事业上的繁荣，坚定不移地走改革之路是其先决条件。今日，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上的改革已经成为各阶层人民的基本共识。然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阻力和问题，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在文化政策上的改革所体现出的魄力，也是今日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所必需学习借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头十年，文化政策的改革变迁虽然有所波动，但是从未停止。不因阻力和困难放弃改革，保持文化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在改革的过程中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政策变迁给予十八大之后文化体制改革的宝贵经验。

[注释]

①“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双为方针，其最初来源，是一九八零年二月，在剧本座谈会上，周扬同志所作的如下讲话：我们提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不比单提为政治服务更适合、更广阔吗？社会主义的涵义不只包括政治，还包括经济和文化。第四次文代会提出，我们的文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不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要内容吗？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A].邓小平文选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王达阳.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解读邓小平《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J ].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01):76-79.

[3]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N ].人民日报，1984-01-27.

[4]徐玉兰.文化政策评估：问题与对策研究 [D ].中山大学，2009.

原载：《泰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