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有梁：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
回答“钱学森之问”应当注意以下三类方法：其一，应用“内外结合”的系统方法论，要从“内部”和“外部”去研究；其二，应用“时空联系”的进化方法论，要从“纵向”和“横向”去研究；其三，应用“三体相关”的层次方法论，要从“个体”、“群体”、“整体”三个层次去研究。要回顾历史，研究现实，展望未来。
“钱学森之问”不是简单性问题，不是应用“还原论”的线性方法可以破解的。只有各类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求同存异，知识互补，共同努力，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在现实中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将“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问题”联系起来，从近300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动力，科学技术进化的社会条件，杰出人才培养的途径等等，多层次多方面来给出“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问题”这一类“复杂性问题”的一种回答。当然，只是一种尝试性的回答。
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两者同样重要。同时，作者也进一步提出问题：“科学知识增长的问题”与“杰出人才成长的问题”有什么联系？各类知识是如何增长与传播的？各类人才是如何发现和培养的？
一、“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问题”
（一）钱学森之问的提出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引起全国广泛关注的问题，需要整个教育界、科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研究破解。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提出了问题，同时，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他希望中国有几所大学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新中国建国60多年以来，当然，我们的学校也培养了一些杰出人才。但是，我们中国的学校主要面向国家的经济发展，培养国家急需的“应用型”人才，解决当前我国急需解决的各种问题。培养“专业性人才”，成为中国大学的主要培养目标。中国大学的培养目标就确定了难以出现“学术技术的创新型”的杰出人才。研究“钱学森之问”，有利于中国的大学改变这种状态。
一流大学的经验证明：没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没有“自由探索”和“任务引领”的有机结合，没有“学术自由”与“鼓励创新”的有机结合，就不可能培养出现代的杰出人才。我们中国，也培养出袁隆平这样的杰出人才。但是，与同一时期的美国相比，的确，培养的世界第一流公认的科学技术创新的杰出人才相对较少。
（二）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与“钱学森之问”十分相关的问题是“李约瑟问题”。李约瑟等人历经几十年，完成多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原版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有几种中文译本），其宗旨之一，也是试图回答“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的正式表述是：“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李约瑟提到了的4位杰出人才。在同一时期，我们中国没有出现能够与之相比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杰出人才。伽利略（1564-1642）于1632年发表《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牛顿（1643-1727）于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杰出人才都有划时代的成果。时代在发展，现在看来，影响世界巨大的杰出人才又有了变化，今后，当然还会变化。
“欧洲300年文明展” 有三张落地照片:第一个是爱因斯坦(1879-1955),因为他对人类认识客观物质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第二个是马克思(1818-1883),因为他对认识人类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第三个是弗洛依德(1856-1939),因为他对认识人类自身做出重大贡献。说明这三位杰出人才对于欧洲，同时，也是对于世界的文明进步，影响深远。
近100多年以来，应当说有4位杰出的大师：达尔文，于1859发表《物种起源》，奠定了现代生物学的基础；马克思，于1867-1894发表《资本论》，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爱因斯坦，于1921年发表《相对论的意义》（包括了1905-1915的研究成果），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弗洛依德，于1917发表《精神分析引论》，奠定了现代心理学的基础。在这些基础科学方面，咱们中国没有出现这些学科的奠基性大师。这是事实，应当引起我们深刻反思。
“李约瑟问题”涉及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如何才能进步，走到世界的先进行列。“钱学森之问”涉及一个大学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这两个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很好地解决“钱学森之问”，可以更好地回答“李约瑟问题”；较好地回答“钱学森之问”，可以更好地回答“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问得宏观一些；“钱学森之问”问得微观一些。两个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
作者在《牛顿力学的横向研究》（1987，2014）和《爱因斯坦与教育》（2008）两书之中，就分别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本文则要将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综合集成”起来，给出一种新的回答。这两个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热烈讨论，但是，看法大相径庭，至今没有比较确定的答案。 所以，本文只能命名为：《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
（三）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问题是复杂性问题
“李约瑟问题”和“钱学森之问”都不是“简单性问题”而是“复杂性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教育密切相关。当代方兴未艾的复杂性科学研究，就是试图解决复杂性问题。钱学森先生指出：“如果子系统种类很多并有层次结构，它们之间关联关系又很复杂，这就是复杂巨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又是开放的，就称作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例如，生物体系统、人脑系统、人体系统、地理系统（包括生态系统）、社会系统、星系系统等。” 钱学森给“复杂性”这样的定义：“所谓‘复杂性’实际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或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苗东升将钱学森关于“复杂性”的定义理解为：“规模巨大性、组分异质性、等级层次性、非线性、动态性、开放性综合在一起所涌现出来的系统性，就是复杂性。具有这种特性的事物，就是开放复杂巨系统。” 作者认为：“复杂系统的显著特点是具有开放性、层次性、动态性、整合性、非线性、多样性、演化性、 差异性等等。” 社会系统和人脑系统都不是一个简单系统而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它同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既与个人相关，又与社会相关。“教育、素质、发展”这三大范畴，属于教育学的整体性范畴。 教育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认识教育系统在系统科学之中的分类性质，有利于较好回答“李约瑟问题”和“钱学森之问”。
应用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方法解答“李约瑟问题”和“钱学森之问”，会与以往大多应用简单性科学的“还原论”的分析方法研究这两个问题有所不同，研究过程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都会有所不同。我们要力求从开放性、层次性、动态性、整合性、非线性、多样性、演化性、差异性等等，综合集成起来的方法论，来探索“李约瑟问题”和“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认为：“要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要建立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外国人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但我不相信他们能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这要靠我们自己努力。”
（四）大成智慧学有助于复杂性问题的解决
“李约瑟问题”和“钱学森之问”都属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问题，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问题的普遍解决方法，人类至今并没有找到。还没有学术界公认的普遍有效的方法。钱学森为此奋斗了一生，到了晚年他终于建构起系统工程学、知识体系学、大成智慧学，找到了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方法论。如果我们不理解和掌握“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不理解和掌握“集大成，得智慧，善创新”的“大成智慧学”的一般方法论，就很难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也就难以解决“李约瑟问题”和“钱学森之问”。
虽然，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学者，都在尝试从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探索“李约瑟问题”和“钱学森之问”，得到了许许多多不同的见解和看法。这些看法都有利于“李约瑟问题”和“钱学森之问”的较为满意的解决。但是，我们一旦认识到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并不是可以应用简简单单的分析就可以得到满意答案。那么，我们就会认认真真思考和学习钱学森提出的系统工程学、知识体系学、大成智慧学，理解和掌握“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理解和掌握“集大成，得智慧，善创新”的“大成智慧学”的一般方法论。
本文尝试从“个体”、“群体”、“整体”三个层次，去研究“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问题”。个体层次，要回答“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或者，“培养杰出人才有何基本原理？”群体层次，要回答“大学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或者，“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有何基本原理？”整体层次，要回答“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如何走到世界的先进行列，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个体”、“群体”、“整体”这三个层次是由其内在联系的。整体制约群体，群体制约个体；个体影响群体，群体影响整体。这样思考，正是将“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问题”作为同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简单性问题去分析解决。
1978年9月27日钱学森、许志国、王寿云在《文汇报》上发表长篇论文：《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正式提出系统工程的概念。正是在这篇论文的结尾一段，钱学森已经涉及了“钱学森之问”了。他写道：“我们这样干是一种创新。这也使我们想起一百多年前的事：十九世纪下半叶，当时工业生产后进的美国为了追上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创办了理工科结合的科学技术高等院校，第一所这样的大学可以说是一八六一年建立的麻州理工学院。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美国为了同一目的又创办了着重培养研究人才的加州理工学院。这些突破传统的院校为美国培养了高质量的科学技术人才，使美国科学技术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今天为了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我国创办理工科结合的、培养组织管理科学技术人才的新型高等院校，并在其他高等院校设置这方面的课程，那我们一定能后来居上，使我国组织管理很快地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1984年初，在钱学森系统思想的启发下，作者在《教育研究》上发表连载三期的论文：《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及其对教育科学的意义》 尝试应用系统科学的原理，解决教育有关的复杂问题。在钱学森先生的直接教诲之下，作者完成又发表专著《系统科学与教育》，尝试从系统论的观点去研究认识论，又从认识论的观点去研究系统论，进而将系统论和认识论结合起来研究教育科学。《系统科学与教育》是在系统科学原理的指引之下，将教育原理、教育技术、教育美学、教育模式、教育经验基础上提炼的教育原则和方法结合起来去解决教育的复杂问题。
二、钱学森提出“大成智慧学”，他有回答
钱学森先生是一位战略性的科学家和前瞻性的教育家。他开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星际航行概论》三门新学科。他具体指导了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为了中国强大，做出巨大贡献。他为人类的航空航天事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包括钱学森直接和间接培养的中国科学家和外国科学家。他提倡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科学融会贯通。晚年，他提出“系统工程学”“知识体系学”和“大成智慧学”三大学问。钱学森创建的三门新学科和三大学问是一脉相承的。
“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自己有回答。作者认为，这“三大学问”是有内在联系的创新。特别是根据“大成智慧学”建构“大成智慧教育”，有可能较好回答“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自己就有回答。我们要在“大成智慧教育”的指引下，建构“大成智慧教学”，将“大成智慧教育”落实到学校教学，促进教师成才，学生成长，学校成功，我们中国就能够培养出较多杰出人才。
（一）从“系统工程学”到“知识体系学”
钱学森开创《工程控制论》（1954年英文版，1980年中文修订版）、《物理力学讲义》（1953年英文讲义，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星际航行概论》（1963年科学出版社）三门新学科。三门新学科都是钱学森根据工程技术的实际应用问题，提升创建的“技术科学”。在科学方法论上，都是跨学科的综合集成，都是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的具体应用。这与钱学森1955年回国之后，能够在短短10年之内胜利完成“两弹一星”的研制密切相关。这与钱学森晚年提出“集大成，得智慧，善创新”的“大成智慧学”有密切关系。
钱学森通过他参与指导组织“两弹一星”研制的长期实践，提升出“系统工程”的新概念。钱学森写道：“在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科研部门建立的这种组织就是‘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部的实践，体现了一种科学方法，这种科学方法就是‘系统工程’（Systems Engineering）。‘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
经过22年的不断研究，钱学森在他90岁时又出版《创建系统学》。 其研究的宗旨就是为了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问题。
钱学森将他建立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内容不断丰富扩展，钱学森同时又称“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为“人类知识体系”，即是“知识体系学”，属于知识论范畴；而他提出的“大成智慧学”，则属于认识论范畴。知识论着重研究人类认识的结果；认识论着重研究知识获得的过程，两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根据作者对于钱学森科学思想的学习研究认为，钱学森建立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现代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学”，钱学森提出的“大成智慧学”是现代较为新颖的“现代认识论”。钱学森创建知识论和认识论，对于学校教育的课程改革，特别是新型高等院校的课程改革，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对于培养杰出的科学技术人才，意义重大。
钱学森关于“人类知识体系”的探索直接促进他对于“大成智慧学”的探索，以及“大成智慧教育”的设想。
钱学森的“知识体系学”纵向有6个层次：1.前科学（包括：不成文的实践感受，实践经验知识库和哲学思维）；2.应用技术；3.技术科学；4.基础理论；5.学科哲学（钱学森称为“桥梁”，即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6.马克思主义哲学——人认识客观和主观世界的科学。“学科哲学”，例如“自然科学哲学”（我国称为自然辩证法）、系统科学哲学（我国称为系统论）等等，都在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的“知识体系学”横向不断增加，到1996年增加到11门大学科：1.自然科学；2.社会科学；3.数学科学；4.系统科学；5.思维科学；6.人体科学；7.地理科学；8.军事科学；9.行为科学；10.建筑科学；11.文艺创造和文艺理论。
作者认为，钱学森的“知识体系学”横向可以简化为6门大学科：1.自然科学；2.社会科学；3.数学科学；4.系统科学；5.人文科学；6.综合科学。其中人文科学主要包括：音乐、美术、文学、艺术等学科。综合科学则包括：管理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等等。这实质上还是钱学森提出的“知识体系学”。
上述11大门类学科，钱学森认为，其中，每一大学科都可以再细分为内容丰富的五大层次。例如，系统科学的第1层次“应用技术”包括：系统工程、控制工程、信息工程；系统科学的第2层次“技术科学”包括：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事理学；系统科学的第3层次“基础科学”：系统学（尚未建立起来）；第4层次“系统哲学”（系统论）；第5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推而广之，11大门类学科，都有各自的五大层次。
（二）从“大成智慧工程”到“大成智慧学”
复杂性科学研究是当今世界科学研究的热门，研究复杂性问题成为科学探索的前沿。世界一些杰出的科学家，1984年聚集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首府圣菲市开第一次研讨会，研究各学科共同关心的“人类究竟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复杂性的”这个难题，并建立起圣菲研究所。从1994年开始举办乌拉姆系列讲座。在首次报告会上，提出了“复杂适应系统”（简称CAS)理论。
在中国，钱学森最先关注复杂性研究。从1986年1月7日开始，钱学森亲自领导了“系统学讨论班”的开放式科学研究活动，参加讨论班的大多是来自科研单位和著名大学的中青年学者，讨论班的宗旨是吸取当代科学研究成果，创建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系统学。这个“系统学讨论班”坚持了数年，成果累累。逐渐形成钱学森学派。钱学森学派于1990年正式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简称OCGS)理论。 钱学森进而提出以人为主，发展大成智慧工程，以及大成智慧学。
钱学森说：“我是从搞工程技术走向科学论的，技术科学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因而我思考问题，一方面在理论上要站得住，另一方面在工程上还要有可操作性。23年来，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我们已经从工程系统走到了社会系统，进而提炼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和处理这种系统的方法论，即以人为主、人机结合，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并在工程上逐步实现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将来我们要从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发展到大成智慧工程，要集信息和知识之大成，以此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问题。”
接着，钱学森说：“系统科学的这一发展，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我们将集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知识、经验之大成，大大推动我国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实现古人所说‘集大成，得智慧’的梦想。智慧是比知识更高一个层次的东西了。如果我们在21世纪真的把人的智慧都激发出来，那我们的决策就相当高明了。我相信，我们中国科学家从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出发，进而开创的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学在21世纪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
钱学敏教授在《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对于“大成智慧学”这样写道：
“如何尽快提高人们的智慧，以适应新世纪发展的需要？这是钱学森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着力探索与思考的时代课题。他认为这是件大事，很重要，其意义甚至不亚于当年‘两弹一星’的研制、发射。他所倡导的‘大成智慧学’简要而通俗地说，就是引导人们如何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
钱学森为什么定名为“大成智慧学”？可以给出一种诠释：孔庙的大殿，称为“大成殿”。孔子的儒学就是“集大成”。孟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 孟子用音乐比喻集大成，生动而形象，称孔子是将智慧和圣德“集大成”于一身。
哲学（Philosophy）古希腊文为“爱智慧”的意思。大成智慧，就是将古代中国的“集大成”和古代希腊“爱智慧”结合在一起，就是“集大成，得智慧，善创新”。钱学森先生倡导研究和应用系统科学，坚持数年执着地建构系统学，努力解决复杂性问题，于是建立起一门学问：大成智慧学。
（三）从大成智慧学到大成智慧教育
“大成智慧学”与以往关于智慧或思维学说的不同，在于“大成智慧学”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式，迅速有效地集古今中外有关经验、信息、知识、智慧之大成，总体设计，群策群力，科学而有效地去解决各种复杂性问题。 从而，获得开放的复杂性巨系统的知识。所以，作者认为，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是现代认识论。
大成智慧学包含有钱学森提出的“知识体系学”纵向的6个层次：实践经验、应用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理论、学科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钱学森提出的“知识体系学”纵向和横向结合起来，应用在大学教育的课程改革里就是要将：社会实践、理科、工科、文科（包括社会科学）、艺术、哲学，几大学科和学科之内的6大层次“综合集成”起来，才有利于培养有创新的杰出人才。
大成智慧学这一命名是名副其实的中西融合，古今汇通。将大成智慧学的思想应用于教育，从而，建构起“大成智慧教育”的新模式。这是钱学森的一大创新。
老子在《道德经》中，第一段一开头就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实际已经指出，知识有两大类：一类是“可道的知识”，一类是“不可道的知识”。现代的“知识论”提出知识分为两大类：言传知识和意会知识，也称为：逻辑知识和经验知识，或称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或称为：编码知识和暗默知识，前者主要是客观知识，后者主要是主观知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阴阳互补”。两大类知识，一阴一阳，是互补的。
《中庸》上提出的“大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辩、行”中的前四项，“学、问、思、辩”都是有关“知识”，即学知识、问知识、思知识、辩知识。“学、问、思、辩、行”，简言之，即是“知与行”。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既包含“认识论”也包含“知识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入研究了“知行学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阴阳互补”的思想，在教育中的具体化。“学、问、思、辩、行”，这“五行”当然也是“相生相克”，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任何教育都离不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行合一”也就是“理论结合实际”。
（四）大成智慧教育：德才兼备，五育并重，五科并行
我国的教育方针已经明确提出：要让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五育”。现在有多种表述“五育”：“ 德、智、体、美、劳”，或“ 德、智、体、美、群”等等。 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强调的五育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创育。简言之是“ 德、智、体、美、创”。“劳”、“群”、“创”三者是相通的、相连的、一致的，因为，劳动创造了世界，群众创造了历史。“创”就包含了“劳”和“群”。
“创育”包括：创业教育、创造教育、创新教育。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中的“创育”，主要是指：创新教育。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希望培养出有创新的“杰出人才”。杰出人才的标志，就是要“有创新”。 创新教育，其中应当包容陶行知先生实施的“创造教育”，以及当代提出的“创业教育”。
钱学森特别强调：品德情感与智慧能力并重，培养高尚品德和科学精神的思路 。杰出人才的成长：要靠伟大的科学精神和崇高品德的教育与熏陶；要靠自觉地追求真理的兴趣与激情；要靠人在与计算机优势互补中对知识的有效集成与积累；要靠在社会实践中长期的锻炼。这是钱学森强调的“大成智慧”需要“德才兼备”的基本内容。
对于大学生而言，基本的“五学科”是：“理、工、文、艺、哲”。即理科、工科、文科、艺术、哲学。这里的文科即社会科学。
1993年10月7日，钱学森先生给钱学敏教授的信里，提出了培养18岁的“大成智慧学的硕士”。钱学森关于“大成智慧教育”设想是：“要人人大学毕业成为硕士，18岁的硕士，但什么样的硕士？现在我想是大成智慧学的硕士。具体讲：①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②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③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钱学森强调：“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大成智慧教育重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大成智慧教育要把哲学与科学技术相结合起来。大成智慧教育必须加强情感和品德的教育。大成智慧教育将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钱学森的这一观点，比当代一些大学强调的“通识教育”还要具体丰富得多。以上五条，可以简化为“理、工、文、艺、哲”五科并行。更详细，有11大部门。钱学森认为，人类知识体系纵向结构的三个层次：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技术；人的思维结构的三个层次：知识层次、情感层次、智慧层次。从上述两个“三层次”，来建构“理、工、文、艺、哲”，是课程改革的重大创新。
从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的内容，可以看到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送给钱学森的人生格言：“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 这对于钱学森“大成智慧学”有深刻的影响。
（五）大成智慧教育：人机结合，高效学习，缩短学制
对于当代的学生而言，要尽早掌握信息处理的工具：电脑和网络。至少要采用五种方式，进行高效而系统的学习：“人、机、网、书、传”。即“人脑、电脑、网络、书刊、传播”。1993年12月18日，钱学森先生给作者来信说，除哲学之外的四大学科是：“科学、技术、社科、文艺四大门”。同时强调：“人的智慧不只来源于人脑，还有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是人·机结合的智慧！” 钱学森的学术思想远远走在时代前面。
20年后，应用电脑和网络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在许多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MOOC这种大规模网络公开课，在2013年引发了世界很多国家的关注和争论。 有人将MOOC音译为“慕课”。我以为这种翻译不准确。如果要简明的翻译，就直接称为“网课”。对于“网课”教师必须熟悉和掌握，有效利用“网课”来进修和代替部分教学；但是，“网课”不可能完全代替教师在教室里上课。特别在基础教育里，“网课”的比例不可能太大。但是，大学教育理应充分发挥“网课”的积极作用。
传统的书籍和报刊，仍然是传播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人脑、电脑、网络、书刊、传播”五种方式，正在经历系统整合。现在，许多书刊都“网络化”了。电脑、网络、书刊三者“一体化”了。这给我们的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提倡高效率的学习，从技术上看，不仅需要，而且可能了。传统教学与网上教学的融合，个性化学习与共性化学习的统一，个别教学、班级教学、远程教学的三结合，这是教育革新的一个重要方向。
为什么要加上“传播”呢？这是指学习者，不仅要通过“人脑、电脑、网络、书刊”来进行高效的学习，而且，要将自己的创新，通过“电脑、网络、书刊”及时地传播出去，与同行进行及时交流。按照系统科学的原理，学习者主动传播知识本身，也是一种有效学习。高效的学习，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总是非线性的，而不是线性的。创新需要应用“人、机、网、书、传”五种方式整合。“自适应学习”和“自传播分享”相结合，将会大大提高全人类的教育水平。
钱学森提出大成智慧教育的学制是：“①8年一贯制的初级教育，4岁到12岁，是打基础。②接着的5年（高中加大学），12岁到17岁，是完成大成智慧的学习。③后一年是‘实习’学成一个行业的专家，写出毕业论文。这样的大成智慧硕士，可以进入任何一项工作，如不在行，弄一个星期就可以成为行家。以后如工作需要，改行也毫无困难。当然，他也可以再深造为博士，即主要是搞科学技术研究，开拓知识领域。”
现在中国的学校教育，有四次升学考试：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大学升研究生。为了准备升学考试，平均要用3年时间左右，在低水平上，简单重复地“应考”。大成智慧教育的学制主张，应当缩短这3年的“应试时间”。学习期间要进行平时考试，目的是为了及时改进教与学，提高教学质量。如果18岁达到硕士，则有可能超越考试，全力以赴，参与创新。
从“学、问、思、辩、行”，到“ 德、智、体、美、创”；从“理、工、文、艺、哲”，到“人、机、网、书、传”，这些，正是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关键词。
应用“大成智慧教育”的思想方法，启发我们要将“传道、授业、解惑、自主、合作、探究”的多种学习方式，结合起来，灵活应用。
（六）大成智慧教学的思维模式和基本程序
作者理解大成智慧教学的思维模式，是多种模式的有效结合是： ①教师晓之以理，学生思考接受。重在逻辑思维； ②教师导之以行，学生活动探究。重在操作思维； ③教师动之以情，学生情感体验。重在情感思维； ④教师传之以神，学生合作交流。重在交往思维； ⑤教师创之以新，学生整合顿悟。重在综合思维。
大成智慧教学的基本程序： ①教师启发讲授；问题、实例、故事、鉴赏； ②学生自主学习；预习、复习，都是自主学习； ③学生互动交流；课堂上两两交流，效率最高；④学生练习展示；学生展示成果，是变学为教； ⑤教师积极评价；正面积极的评价，促进学习； ⑥重视随机生成：抓住随机问题，是教育智慧。
教师的讲课要求高质量。但是，天天讲新课，教师很疲劳。教师要应用教育技术，让部分课程用网络的公开课来取代，或部分课程用教师自己的优质录像课取代，教师不再为天天重复单调的讲课而辛劳。大力提倡“自适应学习”、“自适应教学”，让每一位教师有时间空间持续有效提高自身作为教师的的专业水平，为学生提供更多、更精彩的优质教学，提供更生动、更有针对性的个别辅导。逐渐解决“优质教学世界稀缺”这一个“老大难”问题。
大成智慧教学的基本方法： ①故事引导成一线，精讲精练； ②实例生动纵横联，突出重点； ③启发讲授要精简，抓住关键； ④问题讨论促发言，互相共勉；⑤展示成果重发展，知识成链。
大成智慧教学的基本标准： ①时间短，效果好；因材学，因材教； ②乐于学，乐于教；主动学，生动教； ③结构简，过程优；細鉴赏，重提高； ④善启发，问题好；有实例，故事妙； ⑤有交流，有互动；真善美，循大道。
钱学森的“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对于广大教师自主建构多种多样的教学模式，以实现因材施教，提高教学质量有极大的启发性。
三、按照人才成长规律去培养杰出人才
作者尝试回答“钱学森之问”。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有6大基本条件：（1）学生的基础好，身心健康，博学深专；（2）遵循教育规律办大学；（3）有一流导师的指导，能够“站到巨人的肩上”；（4）强烈的“社会需求” ，有高期望，有高抱负；（5）自由独立思考的时间空间；（6）有长期超越寻常的个人努力。
（一）学生的基础好，身心健康，博学深专
学业基础好，身心健康，力争早日成才。成才年龄律：一般是25-45岁之间。有大器早成，也有大器晚成。不同专业，成才的年龄分布不同。根据杰出人才的统计，自然科学家创新的高峰期在37岁左右。杰出教育学家，出版成名之作在52岁左右。
要遵从以下三大规律培养人才。
【学习律】：理论与实践结合
每个人要成才，必须善于学习，终生学习，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第一，既要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学习经验知识(直接经验、间接经验)。学习是他人不可能代替的，必须依靠自己努力。学习又是不能孤立进行的，必须向他人请教。第二，学习促进创新，创新又促进学习。学习知识与创新能力成正相关，知识与创新相互促进。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乐学才能提高效率。第三，学习与实践是不能分割的，“学而时习之”非常重要。教与学是相互促进的，教是最好的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才有可能成为有创新的杰出人才。
以钱学森为例。钱学森少年时代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态度、基本方法，这“四基”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钱学森从小就树立了用科学技术报孝祖国的志向。1929年(18岁时)考入交通大学机械系铁道专业。193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1935年赴美国留学，他选择了航空工程专业，仅一年即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他又勤奋学习研究三年，193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博士学位与数学博士学位。钱学森的博士学位选择“航空与数学”，既是工程方面(航空)的博士学位，又是理科方面(数学)的博士学位。这真是在博学深专。
从钱学森的专业选择看，是很有远见的，均是当时的“前沿”、“尖端”、“综合”的领域。他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火箭技术等方面的前沿探索上，作出了突出贡献。钱学森一心想“学成归国，报孝祖国”。在第二次大战后，他不可能继续在美国研究与“军事”紧密相关的“火箭”技术。研究的领域越有保密性，他将越没有可能回国服务。于是，他改而研究《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这些领域均是他独具慧眼的选择，开辟了两个学科研究的新领域，受到国际科学技术界的高度评价。
钱学森成才之道的第一条是：志向远大，博学深专。这正是创新杰出人才成才之道的学习律。
【发展律】：经验与反思结合
每个人要成才，都有一成长的经历，要不断将经验与反思结合起来。第一，必须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和谐发展，成为合格人才。以德为本，健康第一，才能持续发展；第二，努力学习，深入实践，成为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有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才能持续发展；第三，任何一项重大创新都是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愤悱”，统计告诉我们，要经过10年以上的集中努力，开放、交流、涨落、远离平衡态，既要循序渐进，又要超越跃进，有所发展，持续发展，这才可能成为有创新的杰出人才。
以钱学森为例。钱学森在交通大学读书时，受到了优良的教育，许多优秀教师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钱学森对“恩师永志于心”。钱学森在攻读“航空与数学”博士学位时，主要导师是“美国航空之父”、世界杰出的力学大师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 1881-1963，美籍匈牙利人)。创新杰出人才的成长过程中，大多有杰出导师的指引。“师高弟子强”这也是一条统计出来的规律。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尊师重道”，另一方面也强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仁不让于师”。
钱学森尊敬他的老师，又超越他的老师。1947～1955年钱学森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授，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中心任Goddard讲座教授，开设物理力学、工程控制论等课程。1955年，钱学森从美国回中国前，去拜望老师，与老师告别，并将新著《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呈送老师。他的老师冯·卡门激动地说：“我为你骄傲!现在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钱学森之所以能“超越名师”，正在于他在科学技术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创新。在科学技术上没有发展就没有贡献，没有创新就没有贡献。所以“重在贡献”是基于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不能仅仅是师教子传，因循守旧；而是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钱学森成才之道的第二条是：超越名师，重在贡献。这正是创新杰出人才成才之道的发展律。
【整合律】：积累与传播结合
每个人要成才，打好基础、发展个性、促进创造，将积累与传播结合起来。第一，打好基础，包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基础，必须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劳动技能素质、审美创新素质，重在将这些素质整合起来；第二，要将学、问、思、辨、行整合起来，要教学研合一，真善美统一，德才识统一。重视发展个性，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善于选择，扬长补短，努力做到博学深专；第三，解放思想，动手实干，重在实践，勤于贡献。要善于辩证整合、纵横整合、系统整合，并且要重视传播，这才可能成为有创新的杰出人才。
以钱学森为例。20世纪30年以来，美国出现了理工结合的大学教育。钱学森就是接受了这种教育。“理”重在认识世界，“工”重在改造世界。只有深刻认识世界，才能有效改造世界；只有参与改造世界，才能更深刻认识世界。理工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穷究于理，成就于工。钱学森的学术代表著《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都是将理科与工科，交叉渗透，纵横联系，形成的新学科。《工程控制论》是将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提出的《控制论》，全方位地应用于工程学，形成新的学科《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提出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性质，这为以后的计算力学等学科，开辟了道路。
钱学森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深刻领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钱学森是“全面发展”的典范。1955年，钱学森回国以后，为中国的火箭、导弹、航天等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突出贡献，由此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与此同时，他为中国的近代力学、系统工程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方面作出奠基性的贡献。此外，他还在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上，有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倡导深入研究“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创建“系统工程学”、“知识体系学”、“大成智慧学”，再次走在科学技术的“前沿”、“尖端”、“综合”的领域。钱学森是许多交叉科学和横断性科学的倡导者。
钱学森成才之道的第三条是：理工结合，全面发展。这正是创新杰出人才成才之道的整合律。
钱学森的成才之道，可以概括出三点：其一，志向远大，博学深专；其二，超越名师，重在贡献；其三，理工结合，全面发展。研究钱学森是怎样成为创新杰出人才的，对于我们探讨创新杰出成才之道，富有启发。
进入大学的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要在“德智体美创”诸方面打好坚实的基础，要生动、主动地得到较全面的发展，要身体心理都健康。学前教育、小学教育，要有“游乐园精神”，要让儿童少年有“金色的童年”；中学教育要有“博物馆精神”，要让中学生在各种兴趣的尝试中，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我们的一些学校教育，用沉重的负担，死板的方法，繁多的考试，盲目的竞争，一言以蔽之，用“死整”、“整死”的教学方法，都明显违背了培养人才三大规律：学习律、发展律、整合律。
（二）遵循教育规律办大学
大学要按照教育基本原理去办学。
教育有三大原理：生存与发展原理；适应与超越原理；继承与创新原理。这三个原理就是教育的基本原理。教育的宗旨，要关心人的生存与发展；教育的方法，要采用适应与超越；教育的途径，要遵循继承与创新。
按照三大原理去实施教育，才有可能让每一个受教育者个人，在获得平安、健康、快乐、幸福的基础上，知识、能力、审美、人格得到全面发展，能够在社会上创业、创新、奉献、贡献。原理一是确保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原理二是要求学校教育要适应与超越；原理三是要求社会发展要继承与创新。三大原理分别应用于个体、群体、整体，具有系统性。
教育的第一原理——【生存与发展原理】：生存与发展原理的简要表述是：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享有基本人权，即生存权和发展权。你自己想生存，也帮助别人生存；你自己想发展，也帮助别人发展；你自己想受教育，也帮助别人受教育。教育促进健康生存，教育促进和谐发展。只有健康生存，才可能和谐发展。
教育的第二原理——【适应与超越原理】：适应与超越原理的简要表述是：教育一定要适应自然、适应社会、适应个性，才可能是面向现代的有效教育；同时，教育又要超越自然、超越社会、超越个性，才可能是面向未来的进步教育。教育要做到“适应与超越”的有机结合，适应是超越的基础，超越是适应的提高。
教育的第三原理——【继承与创新原理】：继承与创新原理的简要表述是：生命的进化依靠“遗传与变异”，社会的进步依靠“继承与改革”。社会的文明进化的基本过程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真正的继承。继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继承。要领会前人的创新，自己才可能有创新。
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这三大原理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去办大学，才有利于培养杰出人才。
大学要有安静的环境，让人沉下心来学习与研究。教师要有稳定的心境，深入钻研学术问题。学生要有独立的思考，自由探讨自己喜爱的学业。大学的师生都应有高度的自主性。用一句话来概括“大学精神”，这就是举世认同的“象牙塔精神”，即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精读经典，参与实验。更具体地说，大学精神是：“图书馆精神，实验室精神”。学生要进图书馆，要进实验室。我们需要“走出象牙塔”，但大学毕竟是“象牙塔”。大学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浮躁化”，都明显违背了教育的基本原理。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学，运动式的进行“院系大调整”和“大跃进的教育革命”；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办大学；1978年—1988年是中国大学发展较好的稳定发展的10年；90年代的大学的“大合并”；21世纪初期10年的大学“大扩招”。这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式”的教育革命，明显违背了教育的基本原理，大学能够稳定地持续地发展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
研究生教育应当是“解决未知问题为目标的教育”。有创新才能给予博士学位；没有创新则不能给予博士学位。有钱、有权、有势，就是没有创新也可以拿到博士学位，这是对学术的最大践踏和亵渎。学术的腐败是扼杀杰出人才成长的毒品。
（三）有一流导师的指导，能够“站到巨人的肩上”
大学教师要善于“站到巨人的肩上”，成为一流的导师。杰出人才必须善于学习、善于发展、善于整合。 教师按照人才成长规律去培养人才。学习律：理论与实践结合；发展律：经验与反思结合；整合律：积累与传播结合。
有一流导师的一对一指导。培养杰出人才需要一对一指导。对有潜力的学生要重点引导。杰出人才，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导师。社会公认的一流杰出人才，理应积极承担起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
杰出人才需要一对一指导。对有潜力的学生要重点引导。杰出人才，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教师。钱学森的老师是冯·卡门（美籍匈牙利人），他是 “美国航空之父”。 冯·卡门一对一指导过钱学森。杨振宁的老师是泰勒，他是 “美国氢弹之父”。 泰勒一对一指导过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是费米（美籍意大利人），他是 “美国原子弹之父”。 费米一对一指导过李政道。海森伯的老师是玻尔，玻尔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玻尔一对一指导过海森伯，师生两人先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代的大学教育应当是“创业创新教育”，研究生教育应当是“站到巨人肩上的教育”。研究现代生物学的学者，要站到达尔文的肩上，继承达尔文，超越达尔文。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要站到马克思的肩上，继承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研究现代物理学的学者，要站到爱因斯坦的肩上，继承爱因斯坦，超越爱因斯坦。研究现代心理学的学者，要站到弗洛依德的肩上，继承弗洛依德，超越弗洛依德。一个国家缺少一流的导师，缺少“站到巨人的肩上”的精神，就难以培养出杰出人才。
（四）有强烈的社会需求，有高期望，有高抱负
有强烈的“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是人才成长的最强大的动力。有高期望，是成为杰出人才的重要因素。名牌大学必须出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董事长、总经理、部长、总理、主席。要出领导人才。
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近代第一次产业革命，由于强烈的“社会需求”，大大促进了力学和热力学的发展；以电力和无线电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由于强烈的“社会需求”，大大促进了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电脑和网络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由于强烈的“社会需求”，大大促进了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旦社会有强烈需求，就会极大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才可能涌现出大批科学技术的创新杰出人才。
有高期望，有高抱负，是成为杰出人才的重要因素。名牌大学对于培养的学生要有高期望，大学必须出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董事长、总经理、部长、总理、主席。要出杰出人才。我国要普及教育，并不意味着否定“英才教育”。我国在较长时期里，严厉批判“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强调培养“普通劳动者”——这有合理性。但是，批判离了谱，不敢提培养“杰出人才”。只有低期望，从社会需求上，就拒绝了培养杰出人才；只有低抱负，目标短浅，眼光狭隘，这就很难出现杰出人才。
（五）有自由独立思考的时间空间
有自由独立思考的时间空间。在适当的时期，为人才提供有独立思考、自由创造的较长时间。大学教师和学生都需要有“创作、创造、创新”的自由时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培养大批杰出人才的关键之关键。
张衡（78－139）“精思博会，十年乃成”，写出《两京赋》等等名篇，并且他在科学技术上有一系列创新；秦九绍（1202－1261），守孝三年期间，写出13世纪的数学名著《数书九章》；伽利略（1564-1642）用了5年时间，才完成《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爱因斯坦（1879－1955），在专利局工作的第3年，于1905年，写出划时代的论文5篇；钱学森（1911－2009），1950年以后，在美国被“禁止回国”的5年期间，写出《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作者想表达直接一些，想来想去，终于发现，第一种境界即：广博地学习；第二种境界即：勤奋地思考；第三种境界即：独特地创造。要达到这三种境界，都要求学者有自由独立思考的时间空间。
（六）有长期超越寻常的个人努力
有一个统计律，十年成才律：从受专业训练开始，必须集中精力，有十年的专心努力，方才可能做出一流的贡献，成为杰出人才。十年成才律是成为杰出人才的下限时间，上限时间将更长。杰出人才要善于选择专业方向的前沿突破点。第二个统计律是成才年龄分布律：一般是25-55岁之间。有大器早成，也有大器晚成。不同专业，成才的年龄分布不同。自然科学家创新的高峰期在37岁左右。杰出教育学家，出版成名之作在52岁左右。杰出人才通常都要付出长期地艰苦努力，不受到严重的干扰和折腾，不要错过创新的最佳时期。
上述六条不是一个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既有个人成长为杰出人才的基本条件，也有学校教育在培养杰出人才时应当采用的基本原理；既有对于导师的基本要求，又有对于社会大环境的要求，有高期望，有高抱负。当然，良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而个人的自觉努力则是成为杰出人才的基本的内在原因。从上述六条可以较为全面看到：要成为杰出人才需要多方面的条件。
四、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动力
作者尝试回答“李约瑟问题”。近代科学技术西方领先于中国有六大原因：（1）地理大发现，刺激了社会生产 ；（2）封建主义消亡，资本主义兴起；（3）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解放思想 ；（4）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的增长；（5）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强大需求；（6）研究型大学的建立与发展。分别论述如下：
（一）地理大发现，刺激了社会生产
1493年，哥伦布（约1451-1506），发现美洲新大陆；成为新大陆开发和殖民的新纪元，是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麦哲伦（1480-1521）葡萄牙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家，先后为葡萄牙和西班牙作航海探险。地点从西班牙出发，绕过南美洲，发现麦哲伦海峡，然后横渡太平洋。虽然麦哲伦在菲律宾被杀，但他的船队依然继续西航回到西班牙，完成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欧洲人“发现了世界”。 麦哲伦被世界认为是第一个环球航行的人。欧洲人的这些地理大发现，大大刺激了社会生产，开辟新殖民地，促进全球贸易，建立世界市场。
中国明代的郑和（1371-1433），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240多艘海船、27400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访问了许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联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七次，其航海的规模和科技水平大大超过哥伦布和麦哲伦。郑和七下西洋，可以说是让中国人“发现了世界”。可是，中国很快就停止了“走向世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闭关锁国”，目无世界，特别是世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我们了解很慢。例如，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1687年出版在英国，中国在19世纪才开始有译本。
（二）封建主义消亡，资本主义兴起
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来，中央集权封建帝制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开始瓦解。比之于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但是，正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帝制，具有更高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社会，迟迟没有建立起来。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欧洲的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是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到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在长达近千年的时期内，欧洲大部分地方是封建割据，战争频繁，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停滞，思想愚昧，文化落后，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所以，“中世纪”在欧美普遍称作“黑暗时代”。15世纪以来，欧洲经过发现新大陆，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思想逐步得到解放。在欧洲，从英国的1688年的革命，英国正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18世纪，法国、德国、美国相继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大多西欧国家基本上都是在19世纪确立资本主义制度。
欧美经过300年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水平超过了同一时期仍处于封建帝制社会的中国。直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才结束了继续落后的局面。
（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解放思想
文艺复兴，是14世纪至16世纪末叶，西欧以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形式，掀起了反对封建文化，创造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运动。文艺复兴运动于14世纪发端于意大利；到15世纪中期以后，先后波及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等地。但丁的《神曲》、达·芬奇的《蒙拉丽莎》、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三巨人”的传世杰作。在科学上，则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为代表。文艺复兴实际是在继承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基础上的创新，人文主义兴起，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束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反对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王权的文化运动，追求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自由，提倡科学技术，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为的基础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缘起于法国。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是杰出的四大启蒙思想家。启蒙思想家们宣扬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与平等、民主和法制等思想原则，得到广泛传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思潮，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深化，是从反封建的思想意识深入到反封建的政治制度。
宗教改革是在16世纪至17世纪欧洲的一次基督宗教教义的重大改革，实质是反对封建统治和罗马教会的政治运动。这一次宗教改革重叠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中。宗教改革既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又促进了启蒙运动的深入。1517年，马丁·路德贴出了著名的《95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序幕；1536年，加尔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宗教改革运动形成体系。宗教改革确立了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生活方式，打破了天主教会的精神垄断，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发展了人文主义的思想。
16世纪开始，中国儒家的经典《四书》，老子的《道德经》，相继译为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等世界各国文字。孔子人文主义的伦理学说，老子自然主义的辩证法，对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这一系列解放思想的运动，都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至今仍在发挥正面的影响。15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东学西渐”，东方和西方的学术成就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已经不存在任何“本土意义”的科学与哲学。现代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成就是全人类的贡献。
（四）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的增长
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特别是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火药在开矿、采矿中的应用，造纸和印刷术在传播文化上的巨大功能，对于欧洲人发现新大陆、环球航行，以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古代技术的基础上，欧洲在牛顿力学和数学的指引下，技术有了更大进步。英国人瓦特（1736-1819）所改进的现代蒸汽机的普遍应用，直接推动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必然引发商业革命、价格革命，开始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工业革命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以工厂代替手工工场，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市场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高。特别是纺织品、丝织品产量成倍增长。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1807年，富尔顿制造出蒸汽轮船。1814年，史蒂芬孙发明蒸汽机车。大大提高了在海上和陆地的运输能力，国际贸易大大加快。人类社会，首先从欧洲开始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强大需求
最先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英国在全世界抢占商品市场，抢占原料生产地，倾销工业品。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需求，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英国领先开辟新殖民地，促进全球贸易，建立世界市场。英国的殖民地遍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澳洲，19世纪成为“日不落帝国”。20世纪，经过两次由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和引起的“世界大战”，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多样丰富，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加上清政府政治腐败无能，经济落后，闭关锁国，国防不强，必然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英国对中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大肆抢夺财宝，连年的战争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造成中国的落后和贫穷。资本主义国家以广大殖民地的落后和贫穷为代价，得到一时间的更大发展，但是，这个发展不可能是使世界持续的发展。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工业文明的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有强大社会需求；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缺乏需求，没有发展的动力。虽然，中国也有“洋务运动”，试图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但是，政治的动荡，连年的战乱，帝国的侵略，军阀的割据，给中国的发展造成巨大的阻力。马克思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集中表现。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
（六）研究型大学的建立与发展
近代的大学，欧洲建立较早，而且，很快发展了研究型大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这些思想解放的运动，都与大学息息相关。
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于1088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14世纪时，博洛尼亚大学就已经开设了法学、艺术、药学、哲学、数学、天文、逻辑学、修辞、语法等学科。皇帝费迪南德一世于1158年颁布法令，规定大学是一个不受任何权利影响，可以进行独立研究的场所。1364年还建立了神学院。众多科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名人都曾经在这里求学、研究或从事教学工作。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但丁、哥白尼等，都出自于这所大学。
法国的巴黎大学，创建于1180年。1180年法皇路易七世正式授予其“大学”称号，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并称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又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1458年，巴黎大学开设研究希腊文学的讲座。于1530年建立了后来广设学科、享有很大思想自由的法兰西学院。宗教改革的领导人之一的加尔文就曾在巴黎大学研究神学3年。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法国《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在1732年获得巴黎大学文科硕士学位。
英国的第一所大学是牛津大学，创建于1167年。1209年，一些牛津的学者迁离至东北方的剑桥镇，并成立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直是被人们联在一起的。牛津大学的知名校友约翰·洛克，于1656年获得学士学位，1658年获硕士学位。约翰·洛克对于启蒙运动有深刻影响，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学者。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杰出代表牛顿，1661年入英国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1665年获文学士学位。1667年牛顿回剑桥后当选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委，次年获硕士学位。1669年任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直到1701年。
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是海德堡大学，创建于1386年，16世纪的下半叶，海德堡大学就成为欧洲科学文化的中心。到1400年，欧洲境内便有超过五十所大学。原由阿拉伯人保存的古文献被翻译成拉丁文，重新研究这些古老文献，教育、辩论、创新的学风得以助长，这才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奠定坚实的基础，培养大批杰出人才。
——上述六条不是一个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地理发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加速了欧洲封建主义的消亡，资本主义的兴起。由此，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更强大的需求，促进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的增长。历史造就了杰出人才，杰出人才又改变了历史进程。大学在培养杰出人才方面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四、展望未来，中国培养大批杰出人才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探索。终于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可以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中国的科学技术达到先进的条件，也是咱们中国培养大批杰出人才的基本条件，有以下六条：（1）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不折腾；（3）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4）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5）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6）努力建设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分别论述如下：
（一）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报告，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8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的基本路线明确概括为：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坚定正确的方向，有团结稳定的环境，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
“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在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在“与时俱进”。社会主义道路——已经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法制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是“三个代表”指导下的共产党的领导。（“三个代表”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30年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个时代还将继续下去。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关键词，也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世界公认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中国才能持续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本身，就起到了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类似的“解放思想”的作用。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不折腾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主义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的基础上，汲取西方“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精华，提出了“三民主义”。 孙中山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先生在《论三民主义》（1919年）一文中写道：“何谓三民主义？曰民族主义，曰民权主义，曰民生主义是也。”“何为民族主义？即民族之正义之精神也。”“民权者，民众之主权也。”“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孙中山先生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探索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全新的探索，留下许多历史的经验和历史的教训。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必须“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历史经验证明：在社会道路的选择上如果搞折腾，就会极大影响中国的发展。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主流意识。中国应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不折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和平发展。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坚信：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是确保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和教育文化发展的根本保证。
（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在“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指导下，我国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根本任务，就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把人才作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证。
中国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以来，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中国学者在世界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取得专利的数量和质量，都渐渐接近和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2000年至2010年11月1日的10年间，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论文约72万篇，按数量计排在世界第4位；论文共被引用423万次，排在世界第8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5.87次，比上年度统计时的5.2次有所提高，但与世界平均值10.57次还有差距。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持续增加，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很低。每千人中的大学生人数，每千人中的科学技术高级人才，中国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在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方面需要长期持续努力。
（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它特别关注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资源、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给予鼓励，反之则应予摈弃。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理解“可持续发展”：整体层次、群体层次、个体层次。
在整体层次上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逐渐被全世界所认同，这是一种新的社会文明观。它要求社会发展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决不要对后代人的需要造成危害，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观也可以表述为：既要满足当代社会和人的发展，又要满足后代社会和人的发展。
在群体层次上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求一些区域的发展，要有利于其他区域的发展；一些群体的发展，要有利于其他群体的发展。这样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等等，正是为了建成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观还包含以下思想：既要满足这一区域和这一群体人的发展，又要满足那一区域和那一群体人的发展。
在个体层次上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求一个人在前一时期的发展，要有利于这个人在后一时期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还包含以下思想：一个人这一时期的发展，要有利于下一时期的发展。引导每一个人保持“身心健康”，是一个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在社会所有媒体中，强调“生活健康”。每天要有适合个人的体育运动，起居饮食要科学合理。实施素质教育是全民的事，并非只是学校的事。
（五）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给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简明而完整的表述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中说：“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集中代表了中国在新世纪所确定的人才观、自然观、社会观和科学观。“科学发展观”虽然是于2003年才提出的发展观，但它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中国古代儒家的“大学之道”的人才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古代原型；中国古代道家的“道法自然”的自然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古代表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小康大同”的社会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古代源流。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科学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古代渊源。
（六）努力建设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
上海交大高教研究所的《2010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其中前10名的大学是：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的大学比之于欧洲的大学，可以说是“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欧洲的大学已有近千年历史，美国的大学也有300多年的历史，有深厚的文化积淀。
Google前中国老总李开复在自己的微博上说：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有85%是美国的大学。美国大学成功的理由：（1）英明的政策与官员，大幅度提高科研经费、把国家科研交给高校；（2）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3）严格的教师录取、晋升、管理制度；（4）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5）私立大学奇迹般的崛起，巨额捐款、灵活制度；（6）雄才大略的校长。我赞同他的论断。我想补充一点：有国际视野，从全世界聘请名师和招收优生。
中国的现代大学，仅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国大学的发展历史曲折而艰难。现在中国的大学发展较快。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已跻身200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5所大学排在第201-300名。这说明，中国离建立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还差得较远。我们要将100多年来中国大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认真加以总结，以利于今后中国大学的更好发展。
2000多年之前，中国古代孔子首创私学，文翁开创第一所公办学校。中国的书院是研究型的学府，已有上千年的光荣历史。我们中国在继承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大学的成功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我们办大学要有自己的创新，这就完全可以建设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慢变量”、“序参量”，不可能“大跃进”，不可能“立竿见影”，不可能通过“运动式”推进，欲速则不达。淡泊方能明志，宁静方能致远，静心方能育人。培养杰出人才有其自身的规律，办好大学也有教育的基本原理，社会发展也要求有经济政治的结构和功能的转变。
——上述六条也不是一个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历史经验证明：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不折腾，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保护，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保证。没有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保护的大环境，学校教育不可能得到稳定的发展。但是，如果不努力建设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中国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也难以快速发展。
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施“三大战略”：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振兴中华”的根本途径。“科学发展观”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很好结合起来，解决了人文与科学相互分割的弊病，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在这样强大的社会需求之下，中国一定能办好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才。
从上述六条可以较为全面看到：如果再经历50年到100年的持续努力，中国可以再次走到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华文化振兴！中国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耐心！
结语
本文既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同时，还回答了“李约瑟问题”。作者认为这两大问题有内在联系。“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问题”都属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复杂性问题。复杂性问题应当有很多的回答，所以，本文只能是“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
在科学哲学之中，或者说在“认识论”和“知识论”之中，有所谓“休谟问题”和“康德问题”。“休谟问题”又称为“归纳问题”，是有关科学发展的逻辑问题；“康德问题”又称为“分界问题”，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问题。波普尔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有关“科学知识增长的问题”。 科学知识增长需要杰出人才创新。“科学知识增长的问题”这个科学哲学问题与“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问题”也是有关联的。
作者在这本文提出一个问题：
“科学知识增长的问题”与“杰出人才成长的问题”有什么联系？
知识，应当包括科学知识、技术知识、文学知识、艺术知识、管理知识等等。杰出人才里，有杰出的科学人才、杰出的技术人才、杰出的文学人才、杰出的艺术人才、杰出的管理人才等。这是需要分门别类加以研究的，于是，笔者更具体提出如下问题：
各类知识是如何增长与传播的？各类人才是如何发现和培养的？
——这问题就留给大家分类研究之后，再进行综合思考吧！希望大家给出有个性的回答，同时，探索有共性的回答。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科学》2014年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