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迎春：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

近年来，自由主义改革论试图改变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以西方自由主义的所谓“原理”、“理念”为衡量改革成效的尺度，试图改变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竭力主张中国的改革应当“去马克思主义化”、“去社会主义化”，竭力主张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改革都应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一些自由主义改革论者提出了“改革倒退论”、“既得利益论”、“无知无耻论”、“思想阻碍论”和“语言腐败论”，这些改革主张集中体现了自由主义改革观。如何认清这些理论观点的精神实质和实践危害，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防止掉入自由主义改革论的话语陷阱，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我们要始终注意把握好马克思主义改革观与自由主义改革观的根本区别，否则，就容易掉进自由主义改革论的话语陷阱。

一、改革倒退论

国内外经常有人唱衰改革，因为改革没有按照他们的路线图向前推进。有人这样评价过去的改革：“过去十年，我们的理念大大倒退了，我们从相信市场到更多地相信政府，从相信企业家精神转向相信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这就导致了经济上的‘国进民退’。……未来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正、自由、法治、民主的社会。未来经济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重，而且最重要的仍是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市场，这里私有产权制度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国有企业的效率是相当低的。”自由主义改革论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理念非常清晰，政治上信奉西方核心价值观，他们所说的“公正、自由、法治、民主”与我们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公正、自由、法治、民主没有共同之处。经济上，唱衰国企实际上是要消灭国企，将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

自由主义改革论者认为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力量有两个，一个是领导力，一个是理念。他们认为领导力和理念有四种组合方式：第一是有正确的理念，也有很强的领导力;第二是有很强的理念，但领导力较弱;第三是理念是错误的，领导力也非常弱;第四就是理念是错误的，但领导力很强。据此，他们认为：“最好的是第一个，最糟糕是第四个。过去中国几十年的历史都可以总结为：首先，1949～1976年，毛泽东是最高领导者，他有很强的领导力，但他的理念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是最高领导者，我认为他有正确的理念，也有强的领导力。但在过去十年里，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变化，我们一些理念不再正确，但好在领导力还比较弱，所以，尽管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但还不是灾难性的。”这种高论实际上是一种主观臆断。被自由主义改革论者认为“理念大大倒退”的十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取得明显进步，然而，这些在自由主义改革论者的理念中是得不到反映的。可见，他们的理念也是有选择性的。到处宣扬这种罔顾事实、充满臆断的理念，这是在故意制造陷阱，只是制造陷阱的人可能未必认为这是陷阱，他们是错将谬论当真理。

二、既得利益论

近年来，自由主义改革论者用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指称中国共产党，对党进行污名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党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允许在执政党内部出现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党必须随时清除利用权力捞取私利的腐败分子，以保持自身的宗旨和纯洁性。所以，在当代中国，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者是一个伪命题。而自由主义改革论者认为：“人们普遍认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改革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不讲人民群众这个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只讲统治集团内部少数人的觉醒，这无疑是一种英雄史观。统治集团内部少数人为什么会觉醒？在自由主义改革论者看来，还是因为那个神奇的“理念”：“美国独立战争后乔治 华盛顿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两任，然后就回家种地，是出于理念，而不是利益。”经济学教授只看到理念而看不到利益的历史作用，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更为离奇的是，有的自由主义改革论者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相提并论，认为邓小平推进改革，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进行改革也是理念使然”。我们知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开创的改革大业，始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来没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而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改革，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改革论者念念不忘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社会主义的葬送者，其用意不言自明。一些自由主义改革论者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顺应了历史潮流，中国也应该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家，中国共产党应该有勇气顺应“历史大势”实行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否则，中国共产党就没有雅量和智慧。这种将中国指向邪路上的雅量和智慧，中国共产党永远都不需要。

三、无知无耻论

有自由主义改革论者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这说明自由主义改革论者对市场经济的了解近乎无知，基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恰恰导致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掠夺，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甚至大大小小的战争也是这个内在矛盾导致的。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神圣化是自由主义改革论的核心主张之一，在自由主义改革论者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一切灾难是不相干的。

自由主义改革论者认为：“人类犯错误就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一个是无耻，特别是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结合起来是人类最大的灾难。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再往前100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无耻与多数人的无知相结合的结果，差点导致整个国家的毁灭。无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为了个人私利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市场的逻辑是什么？你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别人不幸福，你自己不可能幸福。所以在市场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不会变成无耻的行为。”用“少数人的无耻与多少人的无知相结合”批判不同性质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对历史的无知，认为市场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不会变成无耻的行为”是对市场制度的无知。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了许多侵略战争，制造了大量的人类灾难，这些灾难在自由主义改革论者那里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为追求私利而超越道德底线的无耻行为同样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对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也要有清醒的认识。由于市场崇拜论无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四、思想阻碍论

当代中国的改革离不开思想理论的指导，这个思想理论的指导是一个综合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自由主义改革论者看来，这样的思想理论是改革的障碍，它阻碍改革向前推进，即“意识形态约束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由主义改革论者从这样几个方面，阐述了意识形态是如何约束中国改革进程的：第一，改革领导人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显性的、明确的改革目标。第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不同的人对同一改革措施做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使得下级执行部门无所适从，等待观望，延误了一些改革，也加大了政府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第三，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改革者在政治上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主张“左”的观点的人在政治上最安全，主张改革的人经常受到来自“左”的攻击。第四，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改革政策在形成过程中不能公开讨论、集思广益，增加了实施中的风险，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除经济学家外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难以参与改革的讨论，贡献他们的智慧，无形中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推到了改革批评者的阵营。第五，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难以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使得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澄清：第一，在改革问题上，中国不存在“改革领导人”和“不改革领导人”之分，改革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是哪个人或少数人的事情。第二，说“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改革者在政治上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在当代中国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是自由主义改革论者的主观臆想。第三，说“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除了经济学家外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难以参与改革的讨论”也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经济学家外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为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做出了许多努力和贡献，许多“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同自由主义改革论者试图误导中国改革的言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第四，说“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难以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无非是想说中国没有实行完全西方化的政治改革，这样的配套改革中国不需要。

五、语言腐败论

近年来，自由主义改革论者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叫“语言腐败”，认为消除语言腐败是推进改革的重要任务。他们是这样给语言腐败下定义的：“语言腐败是什么含义？简单说就是人们出于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目的，形成一些语言词汇，附加一些不同的含义，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含义，然后就可以忽悠听众，达到某一种目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语言腐败”是一个政治概念;第二，“语言腐败”的作用是“忽悠听众”。这两点针对自由主义改革论自身是很恰当的。自由主义改革论者列出了语言腐败的历史存在情况：“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最为集权的一些国家。这些最为集权的国家，它怎么去运行？它就必须借助于语言腐败的手段。好比希特勒，我们知道希特勒的纳粹，纳粹的意思是什么？叫国家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很好的词，希特勒也借过来，变成一个国家社会主义。但我们都知道希特勒真正干的是什么。另一个我们知道，在苏联，在斯大林的这种集权体制下，语言腐败也是非常严重。”可以看出，自由主义改革者的“语言腐败论”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主义话语，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的集权体制只是他们批判社会主义话语的历史由头。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教育，是我们党加强自我教育、提高理论水平、统一思想认识、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方法。但在自由主义改革论者看来，这种方法非但没有用处，还会“导致人们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大大地退化”。自由主义改革论者一味相信自己神奇的理念，其他都一概加以否定，制造了大量的语言腐败，这倒是一个事实。自由主义改革论者认为，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因为语言腐败造成了大量言行不一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消灭掉一半的语言腐败，这一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语言腐败，那就是官员腐败，我估计80%都可以消除。然后我们道德的建设就会逐步跟上来。当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真诚的，当我们的官员不胡言乱语的时候，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界，他的行为都会有一些改变。”这些话很隐晦，貌似深刻，其实混乱不堪。这里所谓的“语言腐败”，实质是贬损、抹黑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即马克思主义话语。自由主义改革论者希望中国能有一场语言革命，实现自由主义话语的一统天下，这是“语言腐败论”的实质所在。

                ——作者系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 《唯实》，2015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