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重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边芹对华夏文明危机的警示（一）
边芹，旅法女作家。近距离观察西方数十年。她以独特而敏锐的眼光，就中国当下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困境，写了一系列警示性的文章。
作者通过对中国日常文化生活的大量细节的观察，抨击了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情绪和文化思想领域的颓败倾向。
文化审美权被夺。在天罗地网般的话语战场中，真正的武器是对细节的操纵。各类媒体无处不在的大幅画面天天播放着西方影片或广告，轰炸着大众的视觉和潜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
大学讲堂和媒体普遍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和利己主义哲学，不加筛选地传播西方思想，解构中国文化，误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史，瓦解中国文化自豪感、诱导大众道德自卑感。鼓励全社会“向钱看”、当“快乐的小猪”，淡漠国家主权和尊严。
不少文人盲目崇拜西方、取媚西方人，甚至以充当西方仆从为荣。
“精英”们大规模逃离本土，带动史无前例的“学英语热”和“出国热”。
作者尖锐地指出：近几十年，中国人在西方的文化霸权面前，再次处于弱势。
作者希望，不要对其作品轻易贴上“自大、排外”的标签。“作为‘世界统治集团’的西方和作为个体的西人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就像说老虎是肉食动物不等于“仇视老虎的宣言”。“我并没有把西方说得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并不存在;我也并未反对西学，只是要告诉国人什么才是西方的真传，学人之长要学真传，而非花招，尤其是人家特意推荐的迷惑对手的花招。”
作者长期旅居欧洲，从“浪漫地欣赏西方文化”，逐步转为深入客观了解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层内涵、其长处和短处，并与中国进行综合的比较，这样就更深刻而痛切地感受到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作为文艺评论家，作者的文字表达不免激烈，但透过激烈的言辞可体会到其忧国忧民的一片苦心。
实际上，作者再次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华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的交往中应有的态度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文明是在和西方文明的交流、较量与取长补短中，不断改进与丰富着自身。中华文化在对传统的继承和锐意进步中，爆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没有这种精神力量，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当今时代，各国文明的相互交往和影响在不断加深，自立自尊、平等交流、取长补短，应该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当前，我们应该特别提倡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边芹的意见，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文化征服战：对审美权和道义权的争夺
全球化了，一些人以为“世界是平的”，这种想法是天真的。这个世界在资本的逻辑下，富者更富，穷者愈穷，在精神文化上更为崎岖不平。
作者认为：西方(这里主要指英美法等国)有一股力量，几百年来努力碾平世界，谋求绝对统治。作者将其称为“集团”、“帝国”。西方的精神世界中不存在“和而不同”。他们不断寻找和制造对立面、打击和摧毁对立面，这是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征服使命”凝聚在西方文明的基因中。西方“思想霸权的力量似如来之手，伸向异文明的每一个角落”， 悄无声息地“导演”着世界，这就是思想的征服战。
对内：强化“界内”意识，高度凝聚“精神集体主义”。
多年来，西方向世界展示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其实这只是外表，内里的东西是集体主义、精神专制主义。“自古只有‘社会集体主义’的中国人永远也吃不透西人的‘精神集体主义’”。
“集团”的真正力量来自精神集体主义，以及由此结成的他人看不见的网。它的特点是没有恒定的善恶、是非标准，只有随利益不断挪移的界内界外。这一点传统宗教是没有的，而是犹太精神的产物。
“精神集体主义”可以质疑政府的政策，却不可与西方统治集团针对敌对国的举措公开唱反调。这是一贯的“政治正确”。
西方凝聚“精神集体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培育和加强“集体优越感”，锻造自觉当卫士、当战士的意识。这不仅用于对外(他文明)，而且也用于对内(本文明)的下层，在精神上牢牢捆绑住教民大众。西方文明在十几个世纪里，精神世界囚禁于一本《圣经》，于今也只不过是换了一本“圣经”而已。
对外：窃取审美权和道义权，解构他国文明 。
“帝国”征服世界的所有努力，就是不断强化自己的精神力量，解构他国的精神力量。在一个隐蔽世界，长期、接力地展开文明战争。
一个文明有两个权是不能丢的：审美权和道义权。失去了审美权和道义权，这个文明就成了身体尚未冷却的僵尸。
审美权是一个文明的根基。文明外衣是卷在这个轴心上舞动的。。“二十世纪全球一系列革命……都是嫁接了信仰而无审美权做基石。从苏联六十年代以后的电影可陆续看出，一个失去了信仰的制度，无需外界强敌直接攻打，它自己就会倒掉……信仰这座漂亮大厦的一砖一瓦不是别的，就是审美权和紧随其后的道义权。”
审美权的窃取往往从细节着手。在表面信息流通变得无比“自由”的当代，文明间的战争是靠细节的操纵取胜的。由心理专家设计的解构“他文明”的纯熟技术，在文艺作品中以看似不经意的细节，诱导大众的潜意识。“集团”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指鹿为马，设计“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在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宣传中逐渐改变人们的审美观。
审美权被蚕食吞噬，要比国家的一个政策错误甚至一场战争失败还可怕得多，因为这常常是不可逆转的，是最温和最致命的攻心术。 这是摧毁一个文明的转折点。你会一步步交出道义权。“解构他人的战船、一钉一铆地拆卸，对手到船沉了都不知漏洞出在哪儿。”
审美权易手和道义权被劫持，由此产生了幻觉，这一幻觉让背叛者失去羞耻感，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还自觉“无上荣光”。
从“征服中国”到“导演中国”
征服世界与“导演世界”并行不悖。国际上总在博弈，地球就是棋盘。西方人认为自己是棋盘的主人而俯视全球。如果说“征服世界”是外在的西方，那么“导演世界”就是内在的西方。“导演”就是解构他国的文明精神。“很多国人认识的西方止于前台表演，不懂得前台表演的目的是为了征服世界，而征服世界先得导演世界……导演世界是‘集团’秘不示人的那部分。”
“征服”和“导演”是一架庞大推土机的两只轮子。征服世界必须让征服者接受使命，让被征服者接受命运、被打的人觉得该打，这需要高超的导演技巧以及旷日持久的情节。 “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油点似地扩散”。“文明推土机”一层层、一遍遍推，从圈内渗透到圈外，由电影艺术文艺渗入百姓精神世界。看不穿这一点，自然就看不透我们早就落入“导演”的指挥范畴。
中国被“集团”视为“真正对手”。 几千年遵从温良恭谦让的中国，“是一个不以宗教而以文化统治的文明古国，……是一个至今未被收服为打手的君子之国，是不打掉就没法让他们独霸世界的障碍。”中国并非谋求与西方对抗，只是客观上横亘在“集团”征服世界的道路上，因而必然被当作对手。这是西方统治集团长远的策划。
作者指出：中国人百年来曾经拼死抵抗外敌的武装侵略并取得胜利，但当下面对西方向我们悄然发动的“文明战争”却陷入被动。 很多国人误以为“只要富强起来，文明战争必定打赢”。但实际上，“穷与富、工业化先进与落后并非一个文明失魂的决定因素，真正的转折点是审美权进而道义权的失手，信仰的崩塌。”
争夺中国人的审美权和道义权。审美权被夺是中国在“文明战争”中落败的起始。西方人用他们的审美观(或特意为中国编制的审美观)覆盖中国传统审美观，长年累月的诱导，让中国失去传统优越感、不断增加中国人的“道德卑贱感”。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竟拜倒在一个“两百年打劫成功的暴发户”脚下。
西方擅长在“艺术绸缎”下面搞隐形的意识形态大战。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核是追求高贵的情感和精神，而西方“集团”则鼓励其文艺作品在细节中不断宣扬“负面中国”——“封闭、落后、愚昧、贫穷、卑琐、压抑、扭曲、无个性、无个体自由”。营造中国人“道德卑贱”，是百年来“集团”从未歇手的方针，不同时期变换的只是名词和概念、为心理解构服务。这样一遍一遍把你披挂几千年的道德优越感剥去。被剥的人没有应有的警觉，甚至在艺术的感染下，形成一种“自戕的愉悦”。
西方的涉华电影中，一部分是有中国人为正角的西方电影，另有部分中国电影被挑进“文艺国际”俱乐部。这些作品中均包括被作者简称为“父殇”的细节。传统中华文明讲究尊父敬母，但在西方涉华影片中，“父亲”永远是反面角色。这是他们“政治正确”不可逾越的一条线，而且有着不易觉察的国际携手性。我们从中可以体察西人的“精神同一性”深达什么程度。也许是“文艺国际”的刻意筛选，没有这类细节的电影被悄悄封掉，不给其登台的机会。
策动精英不断“反思历史”。 “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要征服一个能干的民族，有比刀枪更隐秘也更有效的办法，就是篡变他的历史观。改变历史观是个潜移默化的活儿，尤其是怎么让少数精英之外的人群接受。
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鼹鼠”对付前苏联的毒招，前苏联领导人向理论界发出“历史不留死角”的指示，如此“伪史”层出不穷，整个俄国革命史、苏联建设史被全盘颠覆。
这些年，中国的一些媒体孜孜不倦干的就是雅科夫列夫当年交待的事情，试图重写新中国革命与建设史。特别是不遗余力诋毁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把中国革命史妖魔化、污名化，抹掉华夏文明的红色元素。
我们没有接受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命运，并为之殊死抗争，但却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西方对世界的解释。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荒谬之事，这等于是说，一百多年来我们浴血奋斗反对的东西，其实在这30年期间我们从源头就接受了，即承认了征服者对世界的解释权。“接受了西方“集团”的信仰体系，却幻想着保住我们的独特和独立”。
诱导中国人专心发财致富 。在经济上允许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外国的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乃至文化思想等纷纷进驻中国，中国制造与服务进入西方市场。中国迅速积累起巨大财富，物质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精英阶层乃至中产阶层上层纷纷“活在当下”，为赚钱而疯狂，成为“快乐的小猪”。原本被钉上耻辱柱的“买办”，如今堂而皇之上了光荣榜。底层的弱势群体也多半在“明天会更美好”的期待中。
西方左手送出的东西(物质财富)正是右手牢牢抓住的东西(精神统治)。几十年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心无旁骛。“银河号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甚至驻南使馆被炸事件，这些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件，也未曾动摇国人发财的意志。
我们硬实力的提高并没有加强自己的软实力，并没有从物质的进步中获得本应转换的尊严(得意和炫耀并非尊严)，连原有的尊严也毫不足惜地丢掉了，甚至到了丢而无意识的程度。
招募为“集团”尽心竭力的“公知”。几十年来，福特基金、民主基金、阿登纳基金等西方“财主”在中国不断撒钱。在西方思想长期浸润之下，一批合乎他们理想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被“锻造”出来。他们在悄然不知中改造了自己的审美观，进而丧失原有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习惯于在征服者设定的轨道上做惯性思维。
“一些公知尽心竭力为‘集团’当下手，像‘猎犬’一样奔去叼回主子射中的猎物，自己却丝毫不察”;“觉得只要好吃好喝、潇洒自在，头颅拴在谁的腰带上都无所谓。他们目前正处在‘享受诱饵’的历史阶段……这‘历史最好时期’既有自己劳作的收获，更有猎手悉心放置的诱饵。”
选择小卒，给利益小人以大荣誉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多数知识精英毕竟有着基本的善恶感，当“猎犬”是很忌讳的。有鉴于此，西方“集团”特意挑选所谓“政治正确”(可有效解构中国精神文化)的作品，通过另立独特标杆——揭露丑陋,——诱导重塑中国的审美标准。文学“世界奖”、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此类手段的一种。
只要用正常的脑子推理一下，就一目了然：一个小国、几个评委何来操纵他国历史的如此能量?”被中国以及喜好中国文化与武术的国际读者热捧的金庸，就不可能被诺奖看中。不管他在中国乃至东亚有多大影响。西方“集团”怎么可能让传承中国古典士文化的人走向“国际”呢?
留学“海归”不乏“蒋干盗书”。 西方为世界精心准备了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欣赏学习的，但这有时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用来让对手上当的东西，实际做的是下面那套。 说的事从来不做，做的事却从来不说。这种文化上的分裂，处理起来非常从容，切换非常自然顺畅。
西方自己爬到金字塔尖，却让别人止步不前。在自己大搞经济垄断时，却宣扬“竞争越自由经济越有效”，“小的就是美好的”。近现代中国大批西方留学者，把人家用以解构我们精神的“秘方”拿来，自以为取得了真经，实际却是 “蒋干盗书”。经济上的华盛顿共识，政治上的“普世价值”，科技上的转基因……哪一样都可以将中华民族置于死地。
有些人盲目听信西方说教，以为文艺作品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实际上西方在文化领域(从图书市场到电影市场)，西方并未真的“玩”市场经济，只不过人为控制得非常有技巧，而且上层抱团守秘。这个所谓“市场”，其实就像纵横交错的水田，田埂的设置和入水出水的闸门完全是人为严密控制的，市场只在可控制大小的田埂内自由行事。市场这张牌只是引君入瓮的圈套，套的是傻乎乎真信的人。
拆除中国的精神城墙 。这是西方“集团”近百年来一直在做的事。祖国，除了边界、领土、落脚点这些概念，还是人的精神家园。一个人哪怕腰缠万贯，没有精神家园就是永远的流浪儿。“集团”在不能明火执仗征服的情况下，最便捷的战法就是：改变一个文明对世界的解释权，妖魔化爱国主义，在人们的头脑里打破“祖国=精神家园”这一历经世纪用血肉铸成的概念。文明战争，说到底就是守不守得住精神家园这个“魂”。
在“宽容开放”的口号下，中国人不知深浅地投入了这个不能玩的游戏，不知游戏的终点是自己的绞刑架。当道义权被劫走的时候，那将物质进步转换成尊严的目标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越追越远。而没有尊严这一精神城墙，你什么样的兵器能守住江山?!
经济导刊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