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爱尔福特纲领》及考茨基的“解说”在华早期传播与中共的关系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及考茨基的解说《阶级争斗》一书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共的创建与早期思想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其有关议会斗争的思想和阶级分析的模式，值得格外重视。《阶级争斗》等书中关于“阶级分析”的具体示范，为中共领导人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制定正确的革命方略，提供了分析路径和认知启示。

关键词：《爱尔福特纲领》；《阶级争斗》；考茨基；中共；议会斗争；阶级分析

《爱尔福特纲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1年在爱尔福特党代会上通过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党纲。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党曾有过一段光辉的革命历史，在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指导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该党的历史、基本原则、组织章程、斗争策略等，都曾被介绍到中国来。特别是该党领导人考茨基为宣传阐释《爱尔福特纲领》而撰写的“解说”（首部中译本名为《阶级争斗》），更为最早的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且对早期中共产生过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这一纲领及考茨基的解说在中国最早传播的情形，以及它们与中共的创建和早期思想活动之间的历史关系问题，一直缺乏深入研究，故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

1891年6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起草了新的党纲，并将其寄给恩格斯请求指导。恩格斯为此写下详细的批评意见，这就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该党执委会充分接受了恩格斯的有关意见，又重新起草了两个方案。其中，由该党著名活动家、理论家和主要领导人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施坦合作撰写的那份草案，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并获得爱尔福特党代会通过，史称《爱尔福特纲领》。

《爱尔福特纲领》全文约3000字（译成白话中文字数），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考茨基起草，是关于基本原则的理论申说，它主要参照了马克思《资本论》的部分章节（第24章第7节），阐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消灭资本主义、废除阶级统治、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之终极目标。第二部分由伯恩施坦起草，属于党员工作的实践指针，提出了在现有制度内进行社会改良的10条要求以及保护工人的5条要求。其中关于社会改良的要求里，像扩大选举权、废除禁止结社和集会的法律、男女平等、政教分离等内容，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的要求，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实践政策的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当时德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只要德国资产阶级愿意推翻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无产阶级就应该与他们一起进行民主斗争。尽管无产阶级不可能因此获得政权，却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奠定社会基础。因此，《爱尔福特纲领》中实践部分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

《爱尔福特纲领》大体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建党原则，代表了19世纪末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工人运动的理论水平，该纲领后来成为第二国际各国党制定纲领的样板，一直有效到1921年。尽管纲领中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回避了暴力革命和民主共和国的问题，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思想灵魂人物考茨基受到列宁批判之后，长期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纲领、潜藏着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倾向等，但其在实施之初和以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理论合理性及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容否认的。

事实上，《爱尔福特纲领》产生之时，就曾得到过恩格斯的基本肯定。他明确表示:“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拉萨尔主义最后的残余也已肃清。这个纲领，除某些地方表述欠妥外（也只是措词含糊和过于笼统），至少在初读以后，提不出更多的意见。”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又说：“纲领的理论部分现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要知道，主要的是要使纲领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引起争论之处，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0、234 页。）后来，列宁也曾充分肯定过这一纲领的积极意义。如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由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组成的新党纲时，列宁就曾反复以《爱尔福特纲领》做参照，在对普列汉诺夫起草的纲领草案的批判意见中，逐条提出修改建议，并多次引述《爱尔福特纲领》的内容和表述。在一些具体条文下，批注有“说得太不通俗，太抽象。爱尔福特纲领说得好得多”；“参看爱尔福特纲领”；“德国人说得更有力些”等语句（《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6、188、189页。）。《爱尔福特纲领》还因此被列宁誉为“整个第二国际的典范”（《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1页。）。实际上，直到20世纪初年，该纲领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指南1904年，在该书第5版出版之际，译者就声称：“19年前在爱尔福特通过的这个纲领，仍然不仅仅适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且只需相对微小的调整，就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见The Class Struggle (Erfurt Program)译者序。）。不过，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的党纲，在最高纲领部分明确地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与《爱尔福特纲领》有所不同的。

由于《爱尔福特纲领》只是一份提纲挈领的文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讨论纲领草案时，就曾提出过要为它编写一本通俗的解说书的任务，以对这一纲领做详细的解释、论证和说明（〔德〕考茨基著、陈冬野译：《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三联书店，1963年，第1版序言第1页。该中文译本是新中国成立后依据英译本和1959年出版的俄译本翻译，并参照日本弘文堂书房出版的日译本校订。）。考茨基那本著名的10多万字的小册子《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就是专门为此而作。该书于1892年在德国公开出版，后来又多次再版。

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的序言中，考茨基明确表示，他写作这本小书的目的，既是为了解释纲领本身，又并不局限于此，同时还要“根据爱尔福特纲领就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对于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的每个方面，做通俗的说明”。在考茨基看来，一般人要想通过阅读和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等系列经典著作，来掌握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原理，实际上是不太现实的。“阅读所有这些著作，尤其是阅读《资本论》，并不是人人都能办得到的，而且至今还缺乏社会主义文献的小册子和专门著作之间的中间读物，还没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一切主要原理作通俗而又概括的叙述与论证的著作”。考茨基强调，他撰述《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就是要试图填补这个空白”。 （〔德〕考茨基著、陈冬野译：《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第1版序言第1—2页。）也正因此，该书实际上成为当时及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相对通俗化、整体化传播的入门读物。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深入分析德国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的基础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同时简述了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趋势和内涵、国家产品分配原则等基本理论。此外，还辨明了社会上对于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诸如消灭家庭、共产共妻、彻底剥夺个人自由等，回应了各种反对和质疑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过，该书最有影响的内容，却在于有关“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具有示范意义的“阶级分析”部分。考茨基指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它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一途，诸如劳动保护立法、议会斗争等斗争方式，一开始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事实上，正因为该书突出地论述了有关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的内容，1910年英译本出版时，英译者本人就直接将书名取为《阶级斗争》，而把“爱尔福特纲领”放在括弧里作为副标题处理，即The Class Struggle（Erfurt Program）。

二

在中国，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纲领的宣传介绍，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过程开始的。早在20世纪初年，在日本人有贺长雄著、《译书汇编》翻译连载的《近世政治史》，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著、周百高译的《社会党》，以及幸德秋水著、多家中译的《社会主义神髓》等译著中，就开始零星涉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爱尔福特纲领》思想内容的信息如1903年由日本人幸德秋水著、中国达识译社译的《社会主义神髓》就曾提到：“一千八百五〔九〕十一年矮尔府尔脱大会德国民主党宣言曰：‘社会的革命，不特劳动者之解放而已。凡苦恼于现时社会制度之下之人类全体，宜一律解放。’故得实行社会主义，凡为雇主者无驱使被雇者之权，学者无威吓之苦，于是全体人类不为金钱束缚，贫穷之家无有不就学之儿童，进取个人的性品，修练其技能，以伸张自由之权。”（参见《浙江潮》编辑所1903年10月5日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收入黄开沅等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不过据笔者目前所见，在中共二大制定自己的政纲之前，全面绍述、正面宣传、明确肯定这一纲领的内容和思想最有影响的文献，当推谭平山1919年5月发表在《新潮》上的《“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以及1920年10月李季翻译的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和1921年1月恽代英根据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英译本而翻译的《阶级争斗》两书，后两部译著是陈独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进行思想准备和宣传新思潮，特别组织翻译和出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论著。

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谭平山把Erfurt译为“英符尔”，认为《爱尔福特纲领》“撮其要义，乃以马克尔史共产主义的意见为基础，以劳动者为社会本位，主张生产机关之公有，分配之平等，一切特权之废止，及排斥资本家之专制。惟欲达到以上各种目的，不得不于政治上活动，获得政权，以为设施之凭藉，此其大略也”。社会民主党本此主张，“有党纲十条之宣言”，“至今仍奉行而不变”。该文还特别抄录了纲领中实践部分的完整内容，即关于政治改良的10条要求和保护工人的5条要求，并强调“以上所列乃近日社会民主党之要领也”。

谭平山的《“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是五四时期鼓吹民主思潮最具影响力的专论之一。该文认定“德谟克拉西”乃时人所公认的“世界之最大主潮”，坚信其在当时“犹未达完全之域，将必更有发挥广大之时”，强调民主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精神等方面，更体现在社会方面。在谭平山看来，“社会的德谟克拉西”值得特别注意，它包含着“劳工神圣”、打破贫富阶级差别和实现社会经济平等的新观念，寄托着体现更大范围民主发展的未来希望，而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思想主张，恰恰“颇能发挥社会的‘德谟克拉西’之精神”，故值得向关心民主动向和人类前途的国人郑重介绍。这就是他何以要在文中不惜篇幅、专门译介《爱尔福特纲领》的原因。该文写道：“原社会民主主义之沿革甚远，故其根底牢固，必有发展完满之日，其中亦含有颠扑不灭之真理，为吾辈人类今后之所必要求者。兹摘其沿革要义及其党纲于后，想必有心世道者所乐闻欤？”（谭鸣谦：《“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

不过，在当时谭平山的眼中，苏俄革命反对专制压迫，虽由追求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直接发展而来，但其走向“劳农专政”即无产阶级独裁的做法，却似有违民主精神。他希望被压迫的广大下层劳工一旦“完全满足他具体的自由与具体的平等便罢，不必再去行使霸权，去压制他人，和征服他人” （谭鸣谦：《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2月。）。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考茨基本人对苏俄革命的批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非议观点大体一致。然而同时，谭平山也明确表示，苏俄人民虽“境遇可哀”，但“志向可嘉”，（谭鸣谦：《“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故其对民主的发展前途，仍抱一种乐观态度。

1920年10月，李季翻译出版《社会主义史》一书，被陈独秀列入他主持的“新青年丛书第一种”，由新青年社发行。该书原为英国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柯卡普（Thomas Kirkup）的著作，1892年初版，以后又多次再版，可谓传播社会主义的一部世界名著。1913年，英人费边社会主义者辟司（Edward R.Pease）增订此书，特地补充了1892年之后、尤其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有关内容。李季所译该书，依据的就是这一英文增订版。但书中的前九章却没有增补，仍为柯卡普原著，其中第九章题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对该党的历史及其主要领袖人物的事迹有较详细的叙述，还特别称赞社会民主党人“凡人类和各党派担负历史上伟大的事业所必须具之各种优美的德行，他们统统都表现出来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首次基本完整地译述了《爱尔福特纲领》的全部内容，认为该纲领“可以视为工人团体所公布出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原则中一种发挥尽致的表现”，应当“全部宣布出来，以供读者诸君的检阅与研究”。（〔英〕克卡朴（即柯卡普）著、李季译：《社会主义史》，新青年社，1920年，第251页。其中翻译《爱尔福特纲领》的部分，见251—258页。）

在柯卡普看来，《爱尔福特纲领》的中心点或目标是“集产主义”，但也重视现有条件下的合法斗争，他甚至很欣赏考茨基、伯恩斯坦等“党中领袖都一致主张做事时采用合法的和和平的方法”之特色，并批评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具有“革命的急躁性”，认为这种“革命的急躁性”并不能有效遏制和颠覆德国“贵族党”的统治。柯卡普表示，他完全相信“这种党纲的各要点将为勤敏通达的工界以后几十年讨论和教育的资料”，因为它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范围内，已把德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利益、热望和理想“都联合成一体了”，不过尽管如此，它却并不“代表一种什么固定的教义”，而是“一种活泼泼的信条，反映一种活泼泼的运动”，毫不掩饰其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赞赏之情。（参见〔英〕克卡朴著、李季译：《社会主义史》，第259—266页。）

《社会主义史》一书由蔡元培做序推介，是五四时期知识青年了解社会主义的流行读物，它对传播《爱尔福特纲领》的思想内容、激励中国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积极影响，是很自然的。而与此同时，它也传播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那种积极与资产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思想主张。

五四时期，传播《爱尔福特纲领》内容最为完整、阐发其思想最为深入系统的著作，无疑是恽代英翻译考茨基详细解说这一纲领的《阶级争斗》一书。该书的翻译，乃是正在筹创中共的陈独秀特别委托给恽代英的工作。其翻译的英文底本，也是陈独秀从上海邮寄给时在武昌的恽代英的。（ 《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1页。）据笔者查考，该书的英译底本，为英国人William E.Bohn根据此书1907年德文第8版翻译而成，1910年由美国芝加哥 Charles H.Kerr＆ Company出版。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它的英译本本名就叫The 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1921年1月，恽代英所译的《阶级争斗》一书，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由新青年社在上海正式出版。

在《阶级争斗》一书中，恽代英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翻译体现了时代的局限，如只把“Proletariat”“Proletarian”译为“劳动阶级”“劳动者”和“劳动家”，尤以“劳动家”一词使用最多，而基本不译作“无产阶级”“无产者”。虽说这在当时也属常见现象，但毕竟有所欠缺。书中也有译得不准确的地方，如译“Educated Proletariat”为“教育上的劳动者”“教育界的劳工”“教育界的劳动者”等，即为一例，毕竟“受过教育、有文化教养”与“教育界、教育上”等在内涵方面，还是存在差异。不过总体来看，恽代英所译的《阶级争斗》仍可以说是较为完整并大体忠实地传达了考茨基解说《爱尔福特纲领》一书的原意，特别是较为忠实地传译了其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主要内容，尽管也有一些含混和删节之处。

以“阶级斗争”说为例。《阶级争斗》一书的第五章，就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它在分析无产阶级（称为“劳动阶级”“劳动家”）各个阶层之特点、斗争性及其力量的基础上，强调了其以本阶级自觉意识为主导所从事的保护工人权益的“劳动立法”活动，已构成为“阶级争斗”有机组成部分的意义。译著指出：“劳工法规的竞争，逐渐成为劳动家资本家间的阶级战争。欧洲大陆及美国劳工法规的竞争，较英国为后起。一起手便带了阶级战争的色彩。劳动者不能更盼望从有产阶级得着甚么，只有自己努力起来。现在他只有完全靠他自己。”（〔德〕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新青年社，1921年，第161—162页。）该书第四章“未来的共同生活”的第一节“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也较多涉及相关问题，它强调革命的形式有多种，不必只有“暴动流血”一种，但改良必须以革命为目标，“可以从革命的一点进行”，参见该书第78—81页。

与此同时，该书对“议会斗争”在无产阶级政治斗争中的重要地位也给以强调，认为这一斗争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要想达到自身的目的，必须设法影响“国家主权”，而在由议会或国会控制立法权等主权的国家，不通过选举代表参与议会，就等于自动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和根本利益。与农民和小资产者相比，无产阶级自身也有参与议会斗争的优势，他们有政治眼光，具有团结和联合行动的优势，也守纪律等，“他们的联合，是他们最好的国会活动练习所。他们有好多机会，为国会立法演说的训练”。不仅如此，无产阶级还可以通过成立本阶级独立的政党，来有效地组织与推动其议会斗争。恽代英译本写道：“当劳动家以自觉的阶级，起而从事国会活动，国会便变了一种性质了。他再不只是资本家手里的工具了。劳动家参预这种活动，正以他是打破劳动界无关系的分歧，而给与他们的盼望及信心最有力的工具。这是使劳动家能免于他经济的社会的道德的堕落（英文原义为屈辱地位——引者注），最有力的工具。”“所以劳动家没有理由不信任国会活动。而且他有许多理由，去尽他的力量求国会比较政府别部分的权力加增。使他们自己的代表人，在国会占最多数。除了出版自由结会自由以外，普通选举亦是劳动家健全发达必要的条件”。（〔德〕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第170—171页。）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考茨基对议会斗争的过于偏爱，以至于不乏一种政治上的天真。不过，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考茨基并没有把议会斗争和劳动保护立法等斗争，当作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可以根本依赖的形式和最终目的所在。他在此书中也曾强调，无产阶级的这类斗争，必须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紧密结合，才能显示出更为根本的意义。如果斗争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最终也只能成为一种无止境的循环罢了。用译著的原话来说即是：“只要一天劳动者的阶级战争，是反对社会主义（英文原义为：与社会主义相背离——引者注），他所做的只是在现在社会构造之内去改进劳动者的地位，那便一天不能达到终点”；或者说：“当社会主义的生产不能显然作为战争的目的物，而作战的劳动者，他所努力不能过于现在生产方法的范围以外时；阶级战争总体永远跳不出一个圈套。”（〔德〕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第183、181页。）实际上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完整地把握《爱尔福特纲领》中关于议会斗争思想的全貌。

除上述内容之外，《阶级争斗》一书还传译了考茨基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国际性、其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不可分割性以及联合利益相关各阶级共同运动的必要性等认识，以此来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去更加自觉、更有成效地领导无产阶级去从事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在中共创建前后，《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等译著在中国的出版和早期传播，对于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极为突出的影响，肯定是与《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等一道，把“阶级斗争”的观念牢牢地刻印在他们的头脑之中。对此，毛泽东后来的有关回忆，可谓典型例证。毛泽东曾说，“有三本书对我的影响尤其深刻，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译成中文的马克思著作；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作的《社会主义史》”（〔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110、116 页。）。1941年，他在延安提到这一思想经历时又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378—379页。）人们由此可窥见当时《阶级争斗》等书在中国的实际思想影响之一斑。

三

研讨《爱尔福特纲领》及考茨基的“解说”内容和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及它们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共有关思想活动之间的历史关系问题时，我们不得不首先注意到如下事实，那就是在中共建党前后，起初有较多人，包括陈独秀、李达等在创建中共过程中曾起到舆论主导作用的关键人物，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日文信息所获知的有关这一纲领的内容和意义，与他们从同样的渠道获得的考茨基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对其以往思想的新阐发，特别是列宁领导的俄共正在对考茨基等人的思想展开激烈批判这一新背景，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说得更明确一些，也就是以陈独秀和李达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他们在得到苏俄、共产国际支持和指导建党的帮助之初，也即在中共建党前后的岁月里，实际上曾从1915年至1918年间列宁所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国家与革命》等论著里对所谓“考茨基主义”的批判中，从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昭示中，一度先入为主地认定：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思想灵魂人物”，乃是主张“议会道路”和“阶级调和”论、根本背弃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代表，从而急于要在思想上彻底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即便是在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乃至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出版之后，他们也未能很快理会或认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倡“合法运动”的倾向，尤其是考茨基那套有关“劳动立法”和“议会斗争”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论说。直到中共二大前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以陈独秀为例。从1920年9月他发表的那篇通常认为标志其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向的《谈政治》一文开始，至1921年初得读恽代英译版《阶级争斗》之前，他似乎都不太确切了解考茨基等社会民主党领袖关于“阶级斗争”的具体观点和态度，而只是简单承袭苏俄的有关批判性说法。同时，他最初所理解的“阶级斗争”，也只是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全部内容的“阶级战争”而已。由于考茨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便连带认为考氏亦完全不赞成“阶级斗争”，所以在那篇著名的《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中，他一面批评考茨基（译为柯祖基）以“民主政治”为辞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可惜忘记了这一主义的根本原则；一面又明确认定：“不赞成阶级战争的人自然要向议会讨生活”，但“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1921年1月），《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第96—97页。）实际上，当时的陈独秀不仅没有弄清有目的地主动参加“议会斗争”行动，与那种一味依赖这一斗争形式的“议会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区别，他甚至压根就“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利作政治活动”（ 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他明确表示：“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 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1920年11月），《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0页。）。

李达也是如此。这位中共一大选任的中共中央宣传主任，从1920年11月出任《共产党》月刊主编起，到1922年5月中共二大召开前夕止，其所发表的一系列有关论文中，对考茨基关于“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的看法，与陈独秀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可见李达的《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39、46—56、91—104页。）

正因为陈独秀、李达的这类认识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无论是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草拟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还是1921年中共一大所通过的纲领和有关决议，都只提到要“铲除资本制度”，“打倒资产阶级国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基本没有涉及如何对待“议会斗争”“劳动立法”以及党外联合等方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有关内容。

不过，这却并不意味着那些参与创办中共的先驱者们就没有从正面上受到过《爱尔福特纲领》及考茨基“解说”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议会斗争”等合法行动的问题上，意见都始终和完全一致。事实上，有关争议一直存在。甚至在中共一大会议期间，六场会议里至少有三场都涉及过这一问题，并展开过热烈的争论。

据记录中共一大会议情形的俄文资料记载，在专门讨论党纲问题时，有关的辩论就相当激烈。其中，受到《爱尔福特纲领》思想倾向影响的一派意见认为，中共党员可以而且有必要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去做国会议员，进行破坏性斗争，“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共同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并最终为无产阶级采取彻底手段、夺取政权进行准备和创造条件。因此建议，中共必须挑选有条件的同志参加议会，“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外，他们还主张，“在行动上要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不过他们同时也强调，不能对国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放弃党的斗争原则，不能忘记夺取政权的最终目标。而另一派意见，则对此根本加以反对。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23页。）据董必武1929年对中共一大的回忆，这份报给共产国际的会议记录，实为李汉俊和他两人所起草。如此，方能理解何以这份记录对坚持“议会斗争”说的整理竟如此的完整、条理和周全，远非张国焘等后来的回忆可比。

在当时的会议上，持强势的反对意见者，除大会主持人张国焘之外，还有李达、刘仁静等多人；而坚持“议会斗争”的弱势意见持有者，则以李汉俊为最突出的代表。此外，尚有陈公博等也偶尔附和其意见。这在张国焘《我的回忆》和李达的有关回忆文章中，都有过记述。如李达就回忆说：“李汉俊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看了考茨基的书才转变过来，他很想做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去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张国焘甚至记述说，李汉俊在会上竟然提出，中共是要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还是先执行德国社会党的政纲党纲，尚需进行慎重的研究后再行决定，结果遭到张国焘、刘仁静等的激烈指责。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94—96页。）

在中共早期，李汉俊的确是一个受考茨基思想影响较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人物。他此前不仅参与翻译过署名戴季陶、胡汉民合译的考茨基著作《马克斯资本论解说》的部分章节，还读过恽代英所译考茨基《阶级争斗》和陈溥贤所译的考茨基《马克斯经济学说》两书。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一个月，他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一文，对青年探究马克思主义学理发挥过积极的引导作用。他在该文中推荐了三本著作，关于“经济学说”主题部分，除了他自己译的《马克斯资本论入门》之外，还有一本就是陈溥贤所译考茨基的《马克斯经济学说》（标明“柯祖基著”）；而在“阶级斗争”的主题部分，他所推荐的唯一指导性著作，则是恽代英所译的那本《阶级争斗》，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李汉俊坚持考茨基有关议会斗争的主张，反对在中国立即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位时任上海共产党小组临时书记、地位本在李达之上并实际负责筹备中共一大的牵头人（中共一大主会场就在他家客厅），在这次会议上，竟然未能被选入党的核心领导层。会后，李汉俊一气之下（当然也有不满陈独秀个人的其他因素），立刻离开上海、赶赴武汉高校去任教，从而成为中共建党初期的一大损失。

然而，令陈独秀等感到意外并一开始很难适应的是，以列宁为首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却并不满意中共一大党纲脱离实际的过高定位。1922年初以后，列宁要求中共与国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子合作、甚至主张国共直接合作的指示，通过各种渠道纷纷传到中国。陈独秀和李达等人对于“议会斗争”等合法斗争形式的态度，也随之逐渐发生变化。大约在1922年6月，中共彻底完成认知转变，在中共二大上更是正式确立了党的最高和最低两个纲领，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这其中，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固然发挥了直接作用，但也明显包含了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前身）的1903年党纲和它直接仿效的《爱尔福特纲领》精神影响的某些因素。 相对而言，由于前述《社会主义史》和《阶级争斗》等媒介传播的缘故，当时的中共党人对此前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的直接了解，反而不如对《爱尔福特纲领》的了解更为方便。

从中共二大宣言和有关决议的内容来看，它不仅吸收了上述两个纲领中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明确区分的基本精神，在关于当下民主革命任务之具体内容的规定乃至表述形式上，也都对上述两个纲领有所仿效。比如，《爱尔福特纲领》在“保护劳动者权益要求”的第1条中明确了“制定工人保护立法”的内容，包括实行8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童工，除特殊理由，禁止夜间劳动，每周最少给予工人36小时以上无间断之休息时间；禁止实物工资制等内容。同样，中共二大纲领在“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部分的第1条中，也规定了“改良工人待遇”的要求，包括废除包工制；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卫生设备；工厂保险；保护女工和童工；保护失业工人等内容。可见两者之间实有一脉相承之处。这种党纲上的彼此借鉴，对于处在幼年期的中共来说，是既自然也合理的。

不仅如此，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二大还特别制定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等文件，对通过议会和工会开展合法斗争作出了明确的决议。这虽然同样与接受共产国际的有关指令直接相关，同时也体现了《爱尔福特纲领》和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精神的某种影响。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共一大期间李汉俊等人被压抑的主张，在中共二大上实际得到了某种认可和采纳。

从以前完全鄙弃“议会斗争”，到此时对“议会斗争”的方式加以限定，早期中共内部的这一主流变化无疑是较大的、值得格外关注的政治思想现象。这其中，实际也容纳了对所谓“考茨基主义”的批判或反思因素——那就是相对淡化其在旧体制下保持“合法性”的一面，明显加强了“议会斗争”与“社会革命”直接相联的主动出击性和目的性一面，或者说凸显了其“激烈的革命色彩”。这从中共二大关于“议会行动”议案的有关表述里，不难窥见一斑。该议案声言，在第二国际投降于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有必要“重行估定无产阶级参与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民意机关’的价值”，应该完全抹去“马克思主义上面改良主义的油烟”，“阐明无产阶级议会行动的革命性质”，“把这类合法的行动完全隶属于违法的革命行动之下”等。这一议案对中共党人如何参与议会斗争，还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表示：“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所以应当跑入这类时常被封建的武人势力所胁迫、破坏的议会中去，高声告发代谢不穷的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所扶持的武人政治的罪恶，酿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同时又在各级议会中，辩护无产阶级和贫苦农人经济生活的利益，以反抗本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一切的压迫”。 （《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4—15页。）

从上述言论不难看出，中共二大关于“议会斗争”的议案与《阶级争斗》一书中的思想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着一定差别。

与此同时，中共二大在关于工会斗争的决议案里，还明确提出了“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于为劳动立法运动”的任务。事实上，还在中共二大召开之前的1922年5月，中共就已经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等文件，公开表明了将领导工人阶级为捍卫自己的权益进行“合法斗争”的立场。这实际上是间接承认了考茨基关于“合法斗争”也属阶级斗争一部分的观点。中共二大后不久的1922年8月，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宣称要重开国会、制定宪法，中共利用这个机会，又发起了颇有声势的“劳动立法运动”，提出了“劳动法大纲”，要求国会通过。劳动立法运动对于建党初期出现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今天，当我们不仅重视中共暴力革命的历史，也并不轻视其早期“合法斗争”历史的时候，深入探究其“合法斗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也就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四

笔者以为，考察《爱尔福特纲领》及考茨基的“解说”与早期中共的历史关系问题时，最值得重视的一点，或许还表现在后者的汉译本《阶级争斗》中那种具体的“阶级分析”模式的完整呈现，及其对早期中共领袖所形成的示范效应上。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它实际参与启发了中共领导人对于当时中国的各主要阶级进行细化认知，并推动其尝试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把握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依靠力量，动力、对象和前途等问题，从而为其随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恰当的革命策略，提供了分析路径和思想范式方面的认知启示。

在《阶级争斗》一书翻译出版之前，国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问题的认识和分析，主要得之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两书。前者除了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著名论断外，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特点、命运等进行了简要论析。同时强调，在这两大阶级之间，存在一个广大的“中间等级”，即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并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阶级”中，马克思也曾试图对阶级问题做一专门论述，但可惜篇幅极少，只留下了不到800字的手稿。该书认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三大阶级之外，还有若干中间的和过渡的阶级存在。马克思指出三大阶级“分别靠工资、利润和地租来生活，也就是分别靠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资本和他们的土地所用权来生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01—1002页。）这种根据收入来源定义资本主义社会之阶级的做法，吸收了亚当·斯密的观点，与《共产党宣言》中主要以财产之有无为根据来划分两大阶级有所不同。

《阶级争斗》一书除吸收上述两书的核心内容之外，在阶级划分上，似乎还强化了“劳动”与“非劳动”（即寄生）阶级的区别。这与恽代英在翻译中强化无产阶级的“劳动”特性，喜欢直接把proletariat译成“劳动阶级”不无关系。但也正因为如此，一般不被认为属于劳动阶级的“流氓无产者”，在此书中却被恽代英归为“下流劳动阶级”。不过，《阶级争斗》一书的阶级分析真正有别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特点却不在于此，而在于其从经济基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相结合的综合角度，来作阶级分析，并将其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有关分析具体到彼此内部的各个阶层上，达到较为细化的程度。而且这样的分析，还与各阶级及阶层的革命性乃至政党的阶级斗争策略自然结合起来，这种分析模式，毋庸说正是当时处于创建期的中共领袖们所最为需要的。

《阶级争斗》一书的有关分析告知人们，“社会主义的运动，不能对于有产阶级有几大的希望”，真正能克服自身阶级的缺陷、投身社会主义运动的有产者很少，即便是“下层的有产者”亦然。只有当诸如小生产者、小商人、小农、小店主和知识分子等感到自己将沦为“无产者”的威胁时，他们才有可能投身社会主义运动。在考茨基看来，唯有无产阶级才是社会主义的生力军。但也不是所有无产者都赞成社会主义。奴仆虽然是无产者，但他们与有产阶级连成一体、命运攸关。“主人的收入越大，权利名位越大，这些跟班所沾的余润亦越多”，他们对主人、雇主非常忠诚，且仗势作恶。“虽然他们自己没有财产，但他的运命很依赖这种财产”。学徒的地位，与奴仆很相似，他们都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力军。（参见〔德〕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第148—151页。）流氓无产者（恽译为“下流劳动阶级”），也被认为是靠不住的。“他们没有事做，只有讨乞，偷盗，卖淫。他们被勉强的抛弃灭绝一切惭愧荣誉或自尊的感觉”，只能堕落下去。他们奴服于有力者，作为寄生虫，无法反抗现存社会制度。“这种阶级，从不肯在革命运动中打冲锋。但他在社会扰乱之中，摸昏水鱼，是常有的事。有时他给要倒的阶级最后的一跟；但他虽在革命已经发生后渔取些利益，在最初究常是泄露机密的人。”（〔德〕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第151—153页。）

《阶级争斗》一书特别强调，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唯有工资无产阶级（恽译为“赚工钱的劳动家”），才是最值得信任的部分，他们“是近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根基”，因为其“不与剥夺者一同生活”，而且也“不像资本时代以前的工人一样，忌妒富人，仿效富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又使其富有团结性和联合斗争的能力，“一切近代生产情形，使工人阶级的固结增加”，绝大多数工人的劳动条件是相同或相似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单独改善这些条件，只有通过全体工人努力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当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并“唤醒了无论何团体的工人圆满的阶级自觉的时候，全工人阶级固结的自觉，由联合而生的能力的自觉，亦唤醒了”，劳工运动就变成了革命的运动，工资无产阶级遂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真正的生力军。（参见〔德〕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第154—157页。）

《阶级争斗》一书对阶级的分析并不是静止和僵硬的。它并不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成铁板一块，而是将其置于动态的复杂变化之中去把握其处境、特点，并以此来制定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该书强调“在一切战争之中，各种阶级化成为各种形式的联合，以与反对方面战。被剥夺者的军营中，有时包含革命与反动两种原素。革命者的军营中，有时包含剥夺者与被剥夺者两方面。在一个阶级之中，常常依个人或全部分的智识性情或地位，而或为种种分裂”（〔德〕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第106—107页。）。正因为如此，该书对于包括农民在内的“中间等级”，便认为是可以适时地加以联合的社会力量。

在《阶级争斗》一书出版后四个月，李达翻译荷兰人郭泰（Hermann Gorter）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也得以问世。该书第八章将资产阶级分为“大资本家”“旧贵族阶级”“中等阶级”和“中下阶级”等部分，并分析了他们对于殖民主义和社会政策的不同态度，（〔荷〕郭泰著、李达译：《唯物史观解说》，中华书局，1921年，第68—75页。）可以说在早期引入阶级分析方法方面，也起到一些示范作用。就笔者目前所知，中共二大召开之前，中共党人所能接触到的“阶级分析”的具体示范性作品，除了《阶级争斗》和《唯物史观解说》这两部书之外，似尚未见其他更有影响的文本流播。

事实上，中共二大之前，中共党人一般只是简单套用《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分类概念，尚缺乏真正以中国国情为基础进行的、与政党政策相联系的“阶级分析”实践。有之，则自中共二大宣言始。而这种实践，正是在《阶级争斗》等的有关分析模式的启示之下开始的。

在中共二大宣言中，以陈独秀为首的起草者首先对侵略和压迫中国人的国际帝国主义进行了阶级分析，指出其“资产阶级掠夺无产阶级”的阶级实质，同时，对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的加剧以及各派军阀抢夺地盘的纷争更加激烈的新局面下，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境况以及对待革命的态度，也做了透视。宣言从农民、无产阶级和幼稚资产阶级三大类出发，来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指出“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贫困和痛苦”。宣言将农民分为“富足的农民地主”“独立耕种的小农”“佃户和农业雇工”三部分，认为“第一种占最少数，而第二、第三两种的贫苦农民至少也占百分之九十五”；强调“中国三万万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由于农民成分过于复杂，当时宣言没有直接使用“农民阶级”的概念，也没有从中直接分化出一个“地主阶级”的概念，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特的包含多阶级成分的大社会集团来对待。这也是受马恩和考茨基有关分析的影响所致。

中共二大宣言同时还指出，“自从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以来，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是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加以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增加了手工业者无产阶级化的速度”，他们“势必痛恨那拿痛苦给他们受的世界资本主义，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而“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并逐渐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工人阶级则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下，其革命运动也必然要蓬勃发展；等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57—71页。）。由此，宣言明确提出了在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即最低纲领。

可以说，中共二大宣言中关于中国的阶级分析，奠定了此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进行阶级分析的基本格局。此后，陈独秀、恽代英、毛泽东等人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认知，但从中也都可不同程度地看出所受《阶级争斗》的影响。如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分析各阶级对待“民族革命”的态度时，就明显借鉴了《阶级争斗》等书中关于德国各阶级对待“社会革命”态度的分析，他甚至明确宣称：“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国各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中共真正符合国情的成熟的整体性阶级分析，要到大革命失败之后甚至抗日战争时期才得以最终完成。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