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全球化背景下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几点思考
【内容提要】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间的相互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面、复杂、深刻，研究全球化对党执政基础的影响和挑战，以及如何更好地增强党执政的基础，对于巩固党执政的地位是有重要意义的。
【关 键 词】全球化/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通信技术的提升和普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显著加速，并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经济全球化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面临着许多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党加强执政基础，增强执政地位合法性也随之提出了新挑战。
一、全球化条件下更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建立与巩固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最为重要，可以说它是合法性诸种条件中的灵魂。在任何一个由思想理论意识观念构成的特殊组织体系中，意识形态通常都是以其独有的途径、方式和手段，以特有的概念体系，通过特定语汇的构建来证明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以及执政党所建立的制度体系的合理，目的是通过在人民中赢得政治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共识的基础上，实现执政党的组织目的。当前，我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思想意识文化领域的多元状况，如何更加有效的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党加强领导，增强执政基础的重大课题。
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思想文化、社会思潮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另一方面，也相互渗透，相互碰撞，甚至相互激荡，相互对抗。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后者暂时处于优势地位，而两种社会制度对峙、并存、竞争、合作的状况将长期存在，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始终亡我之心不死，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始终没有改变，我们在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的同时，更面临着来自于西方国家巨大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侵蚀、渗透的压力，因为西方主导的文化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居于优势地位，全世界都能鲜明的感受到来自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思想文化影响，其会以各种形式对公众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意识观念信仰产生重大影响，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党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受到严峻挑战。例如国内外某些敌对势力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手段，恣意歪曲历史，贬低党的功绩，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蓄意挑拨矛盾，散布虚假信息，丑化党的领袖，这必然会使部分公众上当受骗，进而丧失对党的信任，党执政的合法性随之受到影响。思想领域的活动规律告诉我们，主动、积极、系统、持续、有预判、有实效的工作是取得思想斗争优势的重要前提，必须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获得、占领、保持话语的主动权；态度坚决、毫不犹豫的张扬党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我们取得思想斗争优势的重要保证，必须在思想战线的所有领域高扬主旋律，以引导社会思潮始终朝向正确的轨道。如果我们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去占领主阵地，那就行同于自动缴械，交出思想战线的阵地和主导权，到那时与社会主义社会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意识观念就会大行其道。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①，要“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②。这就要求我们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始终保持思想上的高度警觉，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在激烈的思想文化的国际竞争中审时度势，牢牢掌握住意识形态的主动权。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党执政的特点更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必须无条件的在全社会居于统治地位，这既是一党执政的政党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内在要求。必须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及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效，使党所倡导和坚持的观点主张、理想信念、思想意识在社会大多数成员中达成共识，并真正成为主导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党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和各种思想文化的冲突中，取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四大理论成果，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使我们坚信，在秉持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同时，能够使先进的思想文化、优秀的历史传统、人类共同的思想理论成果实现有机的融合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广大公众能够从中找到共同的思想家园和信仰归宿。
占领、保持、巩固、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必须兼具国际和国内的视角，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与时俱进，不断改革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式和方法，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充实意识形态的新内容，因为，期望民众接受并自觉应用的意识形态，无论是意识形态内容本身还是民众接受的形式都不可能是千篇一律，恒久不变的。因此，在应用传统有效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的同时，还要开拓探索，不断寻求新的途径和新的方式，继承、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善于学习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做法，推动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如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及其形式不能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断寻求新的变化，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主流意识形态就会因缺乏有效性和针对性而最终丧失生命力。
二、全球化条件下衡量党的执政业绩既要纵向比较，更要横向比较
执政党执政的业绩，其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在推动一国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公平、对外交往与自身建设的事业中所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政策、措施的实际结果，对于执政地位的稳固与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执政党都会强调其执政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民众利益的最大化的，这种利益既表现为国家民族层面的整体利益，更表现在作为个体的自身感受的个人利益。所以，执政的良好业绩，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好坏，是执政党所构建并维护的政治体系能够持续获得民众满意、拥护、支持的重要基础。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从根本上来说都将取决于其执政绩效的好坏大小，正如亨廷顿所谈到的观点，不用说糟糕的政绩，就是政绩一般也会瓦解统治者的合法性以及统治者所建立的制度的合法性③。虽然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执政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灵魂，但是，如果执政党不能把其所认为的更为先进、更为合理、更为优越的思想理论观念措施转化为实际结果，则意识形态的作用就会大为降低，它与执政绩效之间是鲜明的正比关系。对此我们党有清醒的认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④。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绩效不是单纯指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成果，但它在业绩中始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上。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⑤。邓小平也曾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⑥。
可见，执政党必须不断地寻求执政业绩的最大化，寻求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实现执政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与此同时，也要不断地提供给公众有关其执政业绩的说明和阐释，以使公众对执政党执政业绩深信不疑，从而有效的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业绩成就巨大，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也受到了世界的普遍赞扬。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放在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背景下进行说明和宣传，这当然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我国已经并将继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的情况下，衡量执政党的执政业绩，就不能满足于仅仅或过多的和自身历史的纵向对比上了，更要进行横向比较。虽然常识告诉我们进行横向比较要看各国的历史、基础、环境和条件，脱离这些因素进行比较是不能科学全面地说明执政党执政绩效的大小和好坏的。但是问题在于，经济文化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人们得到信息、获取真相、了解不同观点看法的渠道不仅多样而且通畅，这必然会使公众对相关问题、相似事件、相同领域进行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的判断与比较，或许这种比较和判断并不科学也不全面，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既不能阻止这种比较会经常发生乃至成为常态，同时，这种在我们看来不科学不全面的比较结果，一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公众对执政党执政业绩大小、甚至执政地位是否合法上作出正确的判断。
因此，理论研究、宣传教育、舆论媒体应当主动加强对党执政成就的横向比较，这种横向比较的研究和宣传应当遵循科学的准则，合情合理，有说服力。例如，与人口同样众多、独立时间相似、发展基础相当的印度进行比较；发展速度上与其他发达国家历史发展进程相似的时期进行比较；即使是人均国民收入，也可以和发达国家历史上从相似值到另一可考查值之间做比较。就当代世界来说，对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存在的各种问题，重要事态的变化等，都应当加强对我国立场、观点、主张的研究、宣传和说明，以使公众能够对其关心、关注的事情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当然，加强对党执政业绩的横向比较研究和宣传，决不等于说纵向比较没有意义了，纵向比较不仅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不能缺少。
三、全球化条件下必须加强和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制度基础
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在资源配置方式上都采用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虽然我们党认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它本身并不具备划分社会制度的功能。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看，搞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制度上对应的是私人企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细胞的私人所有制形式。当我们环顾世界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一点，那就是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私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私人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样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挑战首先在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其次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经济是否占据主体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实行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根本规定，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实践，甚至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标志。实行公有制度在理论上是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而提出来的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必然会导致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而整个社会生产却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个矛盾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随之会引起社会阶级矛盾的巨大冲突，使生产力受到巨大破坏；私有制度也被看做是社会一切不平等、不公正、不民主、不和谐的总根源。恩格斯指出：“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⑦ 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掌的政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实现了多数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这就为消除经济危机，避免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真正实现社会的平等、和谐、公平、正义、民主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凝聚人心，赢得民众支持，使党的执政具有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原旨，它几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党的执政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等一系列重要原则的理论基础和制度基础。
改革以来，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伴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步伐的不断加大，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最终确定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从改革前的完全公有制转变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根本上讲是我国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实践上也说明这种转变是符合实际且取得了实效的。但是，紧迫的问题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公众通过经贸往来，人员交流，共享的信息等渠道已经或正在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资本达到了社会总资本的15％、25％、35％甚至更高；世界上的一些舆论把中国的所有制改革称作是私有化；一些地方一些产业的非公有制经济所创造的产值已经超过公有制经济；在国家新增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达到70％；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就会对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产生疑问，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对今日我国公有制是否居于主体地位也同样会打一个问号，这不能不说是对党执政的经济制度基础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
面对挑战，一方面，我们应当拿出勇气，实事求是，下大力气调查研究，从客观实际出发，在理论上对我国经济制度的调整与变革作出有创意的新发展，对公有制的含义、范围及其主体地位的确定给予更加符合实际，更加令人信服的说明，对西方一些国家国家资本比例问题给予透彻的分析，以消除公众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各种疑问。另一方面，我们要按照党提出的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要求，不断探索公有制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实力和竞争力，增强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使国有经济做大做强，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成为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和谐的重要保证，从而坚定人们跟党走的信念，坚定社会主义信仰，使党的执政基础不断得到巩固。
四、全球化条件下要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民族，一个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民族，一定是具有强大的民族精神的民族。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融入了新的内容，焕发了新的风采，民族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和拓展，从长征精神到延安精神；从西柏坡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从九八抗洪精神到汶川抗震救灾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一次次得到升华，这些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也受到了挑战。西方发达国家依仗其发达的媒体，大制作的影片和资金优势，在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念，他们认为，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是过时的概念了，并已成为全球化的发展障碍，应当用全球意识加以取代。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西曾说，“在人类全球帝国时代，通向人类解放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国家主权原则。它作为人类政治制度的基础，根深蒂固，已成为文化发展停滞和因此陷入困境的典型病症”⑧。他还说：“社会上一些更敏感和富有创新精神的人开始研究怎样在这个星球上建立了一个摆脱国家主权羁绊的新政治秩序。”⑨ 这种理论说穿了就是要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转化为在全球奉行的价值观共识，以达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目的。这种论调在我国的影响已经显现，有些现象更是触目惊心。例如有的人把学生的爱国热情，把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看做是狭隘的民族意识，是民族意识褊狭症；有的人盲目地崇拜西方，看我们自己则一无是处，尽管改革开放的成就世界瞩目；有的人完全丧失历史感，对国家对民族不准备承担任何责任；更有一些人已经或正在准备移民国外，改革以来又一轮移民潮已经来临。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须知，民族虚无主义蔓延，国家意识淡化，其结果必然会使人们自动卸去精神武装，接受西方国家的意识和精神，成为西方世界的俘虏；也必然会使我们一代代青年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弱化，理想信念丧失，政治信仰动摇，这将严重损害我国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严重削弱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此外，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在全球化时代不断蔓延。或许有的人认为，文化品位低俗一点、个人追逐幸福的标准过于露骨和物质化一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们认为，道德观、民族精神的内涵和性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政党制度，尤其是意识形态主张有着不可隔绝的关系。如果整个社会充斥着低俗、无聊的文化；缺乏高尚情操，物欲横流，惟利是图；享乐主义盛行，艰苦奋斗精神丧失，利己主义当道；缺少荣誉感，不知廉耻，“黄色”蔓延，赌博成风，毒品泛滥，请问这哪里是人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样子。但是，这些现象在主张多元化、多样化、自由化、个人主义至上的西方国家来看倒是正常且能理解和容忍的。所以，道德规范、民族精神与社会制度是有紧密联系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守社会主义道德观，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是抵御精神糟粕，消除拜金主义，高扬社会正气的需要；是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意识，消除民族虚无主义，巩固民族团结的需要；是提高党的威望，维护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我们要继续倡导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胡锦涛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⑩ 在全球化背景下，党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执政地位，夯实执政基础，毕竟政权问题是不能回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注释：
①②⑩《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1、4页。
③ 参见［美］塞缪尔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版，第59页。
④ 《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236页。
⑧⑨ ［意］奥雷利奥 佩西：《人类的素质》，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184、187页。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5期第76～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