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净：一个学者的乡村影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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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研究的田野调查中，郭净最初发现了一个看不见的乡村，这激发了他对影像权利的深入思考，并促使他十几年致力于村民影像的参与式行动。这种行动和研究，最终也让他受益匪浅，使他得以从“解放者”的眼光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观察者”的自由。

云南乡村影像团队的部分成员（从左至右为）：杨昆、王忠荣（苗族）、孙诺七林（藏族）、阿洛（藏族）、旺扎（藏族）、郭净、阿牛（藏族）。（摄影/和渊）

　　在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经常碰到当地村民提出这样的要求：“让我也拍一拍！”后来他发现，最让他们兴奋的，正是那些反映他们生活的纪录片。 

　　郭净1996年开始接触到纪录片，此前一直在云南、西藏从事人类学研究。同年，因为参加云南电视台的民间艺术拍摄计划，郭净和项目组成员开始接触纪录片制作，并成立了“azara影像工作站”。 

　　2000年初，他们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一个主要的项目就是开展“社区影像”的尝试，鼓励当地人拿起摄像机记录家乡的文化。郭净是该项目的主持人，也是参与者和见证者。 

　　“影像应当给予民众一种声音，而不只是一种信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群关心社区建设的云南学者在西部偏僻的乡村开展“社区影视教育”的参与性研究，帮助当地村民利用影像工具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并利用这些作品，进行本土文化的教育与传承活动。 

　　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经常有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把影像这种外来的东西引入村里，改变当地人的生活？” 

　　郭净给出的是一个怎样的答案呢？ 　　

看不见的西部乡村 

　　其实早在课题组到来之前，现代影像早就渗入了当地社区生活。 

　　学者们在很多乡村目睹了这般景象：每天晚上都有人聚集在一户人家堂屋里看电视。在一个神山脚下的藏族村庄，拥有电视和VCD放映机的活佛家成为全村人晚上聚会的场所。大家从吃完晚饭，一直看到夜里十一二点，有的人边看边喝酒、聊天，有的甚至当场睡着了。 

　　课题组成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者章忠云（熙绕桑波）深入调查茨中村影像历史发现：茨中人接触影像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初，村里几位老人还记得，他们十来岁时，县里有个放映队，第一次来村里时，村里人都去看稀奇，记得放的第一部影片是《草原上的人们》，当时村里懂汉语的人极少，放映的时候，两位师傅轮流把影片里的对话在话筒里解释给大家听。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电视机、录像机、VCD的普及，来自主流渠道（电视台、盗版光碟）的产品渗入到这个村庄。“这些产品既展示了外部世界的奇妙，让大多数没出过远门的村民长了见识，也提供了一种现代物质生活的幻象。但其中所包含的价值观与生活形态，都远远脱离当地民众的传统。”郭净说。 

        在郭净看来，这个地区的民众一直在受到影像的熏陶，充当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却从来没有通过影像发表看法的权利。影像对于他们，仅仅是一种信息，而不是一种声音。就连课题组自己所拍摄的影像，也同样带有外来者的视角，很难深入地揭示社区工艺、信仰、生产活动的细节，更难准确地捕捉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变化。乡村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成为别人的影像资源，而他们除了被动地观看，很少能利用影像发声，利用影像为自己服务。 

　　“影像应该传达谁的声音，为谁服务？”这是郭净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的一个问题。 　

将摄像机交给农民 

　　1999年，郭净有机会参加一些社区发展的国际项目，并从TNC、CBIK等非政府组织那里接受了参与式研究的培训，从事了很多实际调查。这期间，他才从理论上思考“为谁拍摄，拍给谁看”的问题。

2005年，香格里拉县汤堆村的制陶艺人孙诺七林在拍摄村民聚会。 

　　在与民间NGO接触的过程中，他了解到1991年由云南省生育健康研究会主持、福特基金会赞助的“妇女生育卫生与发展”项目，帮助云南53位农村妇女自己拍摄她们的生活场景，用照片故事表达她们的要求，影响生育健康的决策。“这启发了我们开始认真思考影像与参与式教育的相互关系。” 

　　郭净曾跟着昆明附近的大花苗学了一段时间苗语苗文，虽然没有学好，却融入他们的语言情境中，体验到了陌生的思想表达方式。“在学术的和NGO圈子里，专家有时会扮演解放者的角色。可在本土的语境中，我们这些外来的‘专家’变得有点‘弱势’，说话不再信心满满，甚至时而丧失了演说的机会，成了旁听者。” 

　　与此同时，一个被称为“DV运动”的纪录影像风潮在中国的城市青年中流行起来。许多人拿起家庭用数码摄像机，去拍摄以前不为人关注的边缘人群。作品虽然有的粗糙，有的标榜时尚，但其中最好的部分，却对影像的权利提出了疑问，而且明确地主张影像的民间化，致力于个人的影像表达。这对于郭净无疑具有启迪的意义：“我们理解的民间，包括了乡村的个人和社区，将影像制作的权利，以及利用影像开展公众教育的权利交到他们的手里，多样化的声音便在屏幕上出现了。” 

        2000年到2003年，来自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一群志同道合者，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在云南藏区开始实施“社区影像教育”项目。此后十多年，社区影像在各地发芽生长，在乡村之眼、卡瓦格博文化社、香港社区伙伴、草场地工作站、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雅安市乡村摄影协会、上海爱拍工艺影像发展中心等机构推动下，蔓延到云南、四川、青海、山西、贵州、河北、广西和上海，不仅出了一批作品，培养了一批作者，而且还出现了摩梭人和藏民自己举办的本土影像展。 

　　2009年，北京学者崔卫平在昆明参加了名叫“云之南”的民间纪录片影像展，在“纪录影像与乡村社会”关于社区影像的讨论，让她印象颇深。 

　　崔卫平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郭净这位瘦削而笑眯眯的云南学者：“郭先生常年来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自己拍摄纪录片并主持过社区教育项目的纪录片工作坊，是这个领域中的率风气之先者，并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并不急于显示自己的观点与力量，将社区影像的讨论主持得既轻松又有节奏。” 　　

香格里拉的先行者 

　　社区影像（后来也叫乡村影像）之所以发源于云南，是对现实逼迫的一种回应。 

　　云南藏区各民族因外来文化冲击而激发的文化觉醒，为课题组的项目奠定了基础。郭净正是在这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完善了对影像权利的思考和研究。

　　乡村影像第一批参与者是几位上了年纪的人。第一位是迪庆州香格里拉县（原名中甸县）尼西乡汤堆村的孙诺七林师傅。汤堆村历史上就以制作陶器闻名，而村里大多数陶匠都曾拜孙师傅为师。1997年，郭净认识了孙师傅，时不时带着新买的索尼数码摄像机到他家玩，拍过他们家砍柴、过新年、转神山、吃火锅的场景。 

　　那时，主流的视觉文化已经渗透到这个深山里的藏族村庄，村里有100多台电视机和10多台VCD。每次他拍了录像，孙师傅都要求看一看。第一代数码摄像机没有显示屏，孙师傅和他的老伴、儿子和孙子孙女就围在火塘边，凑着寻像器轮流观看拍的素材。 

　　郭净在孙师傅家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片——《黑陶》。 

　　2000年，“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郭净和一些当地学者开始实施“社区影像教育”计划。此前通过参与“滇西北大河流域保护与行动计划”，这些人类学学者和当地藏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白玛山地选定的第一个合作者，就是54岁的孙师傅。那年10月的一天，郭净带着一台索尼家用摄像机去汤堆，培训孙师傅怎么支脚架，怎么开机，然后孙师傅坐到熟悉的位置上，拍了一段自己做陶罐的录像。此后，摄像机就留在孙师傅家。之后两个月，孙师傅和儿子恩主拍了五盘录像带，记录了他家做陶、烧陶的全过程。后来，这部纪录片《黑陶人家》做成了光碟，作为社区教育的教材给汤堆小学学生看，小学还在孙师傅和老师们的指导下开了制陶课。 

　　参加“社区影像教育”活动的另外两位村民是德钦县茨中村66岁的刘文增和54岁的吴公顶。 

　　刘文增藏名叫扎西绕登，会汉、藏、白、纳西、僳僳族语，解放前跟洋牧师学过法语。他在昆明读过师范，教过三年中学，七年小学。因生活琐事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被开除公职，之后在茨中小学代课。他退休后没有工资，只有每月180元的低保，但依然快乐地生活着，自己种地，盖房子，做葡萄酒，为死去的人做棺材，参与教堂的管理，还会拉弦子、手风琴，吹笛子，是多才多艺的农村文化人。 

　　吴公顶也是天主教徒，搞科技致富，敢想敢干，被评为县里的能手。 

　　两位老人既维护着一百多年前传入的天主教信仰，又传承了法国人留下的酿酒工艺。他们又在章忠云的指导下学会了拍录像。两人拍摄的影片都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刘文增拍了《茨中圣诞夜》，吴公顶和儿子红星拍了《茨中红酒》。这两部片子后来作为社区教育的教材，放给茨中小学的学生看。两位老人还带着学生和老师参观茨中教堂，讲当年的故事，还教学生种植葡萄的秘诀。

        郭净至今记得2007年到上海参加“云之南巡展”的情景。晚上，他们去逛南京路，刘文增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兴奋地拉起弦子跳起舞，被同行的苗族纪录片作者王中荣拍了下来。这年12月圣诞夜，他们去茨中村，这段录像在茨中教堂里播放，把村民都逗乐了，刘文增自己也忍俊不禁。

2007年冬天，旺扎在屋顶上拍摄雪山日出。

　　香格里拉县吉沙村的村民旺扎2002年请朋友从香港买了台小DV回来，开始拍村里的唱歌、跳舞和开会。有家公司到吉沙开发千湖山搞旅游，非政府组织又来做生态旅游项目，在村里引起很大争议。众人辩论的时候，旺扎就拿着摄像机拍摄。之后他拍了过年烧香，拍了村民打篮球，还在吕宾等NGO朋友的帮助下用录像记录村庄的变迁。他把影片刻成光盘给大家看。大家都叫他“旺扎大叔”。郭净也跟着叫，其实他们年龄差不多。 

　　当学术界开始关注“乡村媒体”的研究时，香格里拉的老人们已经拍了不少记录作品了。“旺扎大叔可以说是最早在这方面诉诸行动的村民之一。”郭净说，“旺扎大叔像个记者一样，随时关注着村里的变化，他制作的影片《吉沙纪事》长度只有二十分钟，却锲而不舍地追踪到山火、暴雨和水灾等一连串自然灾害的源头，揭露了盲目开发所带来的可怕后果。”

2012年，白玉的牧民勒旺在拍摄鼠兔。

　　在《水》这部片子里，旺扎又变成了一个敏感的诗人，在记录藏人祭祀水神的仪式和人们讨论问题的同时，他倾心地观察着水的流动，用优美的镜头语言传达出水和冰的呢喃细语。 

　　2012年冬天，章忠云听说旺扎大叔得了重病，特地到吉沙去探望。屋外下着大雪，屋内，旺扎大叔断断续续跟她讲着自己的故事，说摄像机就像笔一样可以把头脑里的想法表达出来，可以记录下村里的人和事，多年以后，这些东西就像一本本有关自己村子的书一样流传下去，让子孙后代可以知道家乡的故事。 

　　2011年以后，早年参与乡村摄影的老人们包括刘文增、旺扎大叔、孙诺七林都相继离世。“这些老人们支撑着香格里拉民间文化的根基，他们也是‘乡村影像’的先行者。”郭净说。 　　

牧人眼睛看到的世界 

　　2007年10月，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的云南人吕宾发起了“乡村之眼”培训，地点在云南大学内。会议期间，郭净第一次看到来自草原的人拿着摄像机拍摄的片子。三年后，他跟吕宾有机会深入到青海省果洛州久治县白玉乡参加当地民间组织“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组织的“乡村之眼”培训，他看到牧民在横幅上写着：“记录我们的环境和文化”。

2010年，青海“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与山水合作，发起当地的第一次“乡村之眼”培训

　　和牧民同吃同住，一起讨论到深夜的这次培训，让郭净收获颇丰。他意识到，在非农业地区做社区影像，有更为独特的价值。“首先是乡村影像的概念应该进一步本土化，传统的牧区原来没有村落的概念，牧民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把汉语的‘乡村’扩大为‘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