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打维权官司也在行
图为1933年5月1日，鲁迅在上海春阳照相馆留影。
鲁迅的“硬脾气”，众所周知。
1925年发生的一件事儿，让鲁迅的“硬脾气”有了用武之地。说起来，这是鲁迅任职教育部佥事时，发生的一起诉讼。
当时，爆发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波”。在学校中兼任教师的鲁迅，站在学生一边，抨击了杨姓校长的种种劣迹，支持学生的正当诉求。而教育部最高长官章士钊，则支持杨姓校长。这么一来，两人难免矛盾激化。
两人之前在文学上已颇有分歧，并在报刊上“笔战”不断。而这起风波，立场的不同，让两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鲁迅看来，自己行得正，站得直；但在章士钊看来，鲁迅却有点“无理取闹”。
他认为此时的鲁迅，毕竟还是以教育部的职位为正职，在女师大授课，不过是兼任。而且，这风波是因学生不满校长而起，和兼任教师的鲁迅，实在没什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帮着学生，反对自己的上司，在章士钊看来，这就是“瞎搅和”。
章士钊认为，鲁迅别有用心。所以，如何处理上，章士钊是先礼后兵。先派人安抚鲁迅，让他不要闹，还说如果不闹，以后就让他当校长。但鲁迅没有让这“糖衣炮弹”炸丢了理智和操守，果断拒绝了。
接下来，章士钊得到段祺瑞批准后，以“迅不及掩耳手段”，将鲁迅免了职。不过，章士钊将鲁迅免职，并非真的想一脚把他踢开，而只是想小惩大诫。在章士钊看来，得了教训的鲁迅，只要回过头来，好言相求，保证不再闹事，自然就可以复职。
哪知，这却正好触到了鲁迅的“硬脾气”。他一纸诉状，将教育部给告了。
受理这官司的，是平政院。平政院在裁决书中提到，首先鲁迅是否有违规行为，应当谁主张谁举证，教育部既然认为鲁迅违规，就该提供充分证据，但这点教育部没做到；二来，就算鲁迅真的违规了，也该交由相关委员会裁决，教育部没有权力将其免职。同时，章士钊的理由是“形势严重”，所以不得不简化程序，以“迅不及掩耳手段”将鲁迅免职。但平政院认为，区区一名佥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支持学生运动，所造成的影响也挺有限，和“形势严重”实在是不沾边。基于以上种种理由，平政院判定，免职命令无效。
其实，早在鲁迅决定诉诸法律、维护自己权利时，教育部就希望能小事化了。章士钊本意，也并非将事情闹大，而是希望对鲁迅小惩大诫。所以，在诉讼过程中，章士钊一直希望能和解，且不惜替鲁迅安排了一份委员会的工作，直属于教育部，比免职前的职位更吃香。无奈，鲁迅铁了心，非把官司打到底。
这场维权官司，有几点还是挺令人钦佩的。
首先，鲁迅从始至终，坚持不和解，就连律师都没请，全由自己亲自上场。诉状是自己亲笔写的，开庭答辩时，也由自己来。可见，鲁迅的脾气，硬得可以！
其次，平政院的判决效率和结果，多少令人心生敬佩。效率上，从起诉到胜诉，不过半年的时间。鲁迅告的，可是堂堂的教育部！而比起效率，更令人意想不到的，还是这官司的结果。
一说起那个年代，多数的印象，总和军阀混战脱不了关系。你方唱罢我登场，政局瞬息万变，军阀混战，社会黑暗。于是乎，司法自然也成了军阀操纵政局的工具，为何判决结果反倒让鲁迅胜诉？
堂堂教育部，败在一个小职员手里，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少见的！一方面，固然有舆论压力的作用，借官司的判决来缓解汹涌的民愤，平息学潮；但同时也说明，当时哪怕社会黑暗，但司法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权。
而从另一反方面看，鲁迅打笔仗在行，打起维权官司来，也毫不逊色。（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郭华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