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母娘刚需或成亚洲经济新引擎拉动中韩大宗消费

　　对不少等着“洞房花烛夜”的中国男性来说，先要过的是“丈母娘刚性需求”这一关——置办婚房。近日，有欧洲媒体就对中国这个有趣但并不浪漫的社会现象颇感兴趣。瑞士《新苏黎世报》援引一项中美学者有关“结婚市场对经济作用”的共同研究结果称，因为“丈母娘刚需”，中国男性及其家庭成员压力更大、付出更多。特别是男方要攒钱买房，还对中国经济起到推动作用，“贡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丈母娘刚需”渐成国际专业术语，不仅在中国，在韩国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研究样本。但在东北亚地区，日本、蒙古国、俄罗斯的丈母娘很少对女婿提出买婚房等硬性要求。有调查显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欧美国家的婚姻自由也面临挑战，“门当户对”成为趋势，很难说这背后没有“丈母娘刚需”的影响。

　　“丈母娘刚需”影响中国经济

　　“结婚支撑中国经济”正成为西方关注中国经济的一个新视角。瑞士《新苏黎世报》5月10日详细报道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晓波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共同完成的有关“结婚市场对经济作用”的研究。文章称，在中国“男多女少”，有房子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会有更多的胜出机会。同时，新婚夫妇对住房的需求也抬高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中国大城市房价上涨，与男性准备婚房有关，男女性别比例失调严重的地方，房价就容易居高不下。据报道，瑞士只有38%的人拥有私人住房，而中国人的比例是90%。文章称，这一现象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因为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石之一，能占经济总量的10%”。为攒钱买婚房，中国男性及其家庭比女性付出更多努力，这对中国经济起到推动作用，学者们甚至给出具体数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来源于此。

　　在瑞士媒体看来，对中国男性而言，一些丈母娘提出买房才能结婚的“刚性需求”是巨大压力。提到中国社会的“丈母娘刚需”现象，《新苏黎世报》评论称，这可不怎么浪漫，在中国结婚时不买房只适合那些还没有认识到残酷现实的年轻人。此外，女方在婚嫁市场上的强势地位，其实恰恰缘于中国妇女过去所受的歧视。传统上许多家庭都希望有儿子，而不是女儿，各种原因造成现在“中国男人比女人多，平均115名男子才对应100名女子”。该报还援引中国学者张晓波的话说：“有儿子的家庭必须努力工作，为有足够的结婚费用省吃俭用。”

　　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张晓波19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西方很多国家的媒体都注意到他们的相关研究。德国“中国声音”网今年3月13日曾报道说，在中国，一场婚礼对新郎来说“亚历山大”：要买房、办婚宴，没有几万欧元不行。为此，男方父母通常会省吃俭用。文章评论说，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还流行“裸婚”，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畸形的婚礼经济。《法兰克福汇报》去年5月4日还以“中国男人为结婚像牛马一样干活”为题报道说，在北京，一套位置偏远的住房价格大约相当于一名中产人士15到20年的收入，为此，很多“经济适用男”忙于挣钱，没机会结识女性。俄《新消息报》近日以“中国男性没有房子无法结婚”为题报道称，在中国，如果姑娘在结婚时男方没有住房会让她及娘家人感到没面子。中国婚姻越来越物质化是造成中国离婚率大幅上升的原因之一。

　　被人戏称为“丈母娘刚需”的社会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张晓波认为，它的正面作用包括刺激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很多男性更愿意去创业)，提高居民储蓄率，增加对房地产等“身份性商品”的消费。负面作用是，有儿子的家庭往往压力要大一些，男性更容易从事危险性的工作或延长工作时间，容易导致身心疲惫、工伤事故和死亡率上升，造成幸福感下降。鉴于中国性别比例失调等原因，张晓波预测，20年后，对中国男性来说，婚姻市场的竞争还会很激烈。

　　东北亚国家的丈母娘各不相同

　　俄罗斯、韩国、日本目前都是低生育率的国家，结婚生子对这些国家有特殊意义。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报道，俄婚庆市场规模明年将至少扩大一倍，可带动餐饮、花卉、旅游等相关产业，有助于刺激国家经济的发展。莫斯科一家婚庆公司老板称，婚礼花费一般在12万到75万卢布(1万卢布约合1250元人民币)。俄新网今年1月24日报道称，在俄罗斯，年轻人结婚不一定要买房子，原因有三个：房价太贵一般人买不起；可以申请公共租赁房；女多男少，因此，不存在男方必须买房的问题，姑娘们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在俄罗斯，男方结婚后居住在女方家中的现象十分普遍，由此产生的不是中国新郎“丈母娘刚需”的苦恼，而是要面对“丈母娘综合征”的考验。据俄相关机构调查，“倒插门”的俄罗斯男子最怕丈母娘唠叨和挑拨夫妻关系。

　　在韩国，结婚同样花费不菲。韩国一家知名婚庆公司去年底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人用于办婚礼、置婚房的费用平均约为135万元人民币，其中，男方出3/5。和中国类似，婚房的花费占比最大，而且越年轻的新婚夫妇住房开销越大。该公司负责人认为，20到29岁年龄段的夫妻在置办婚房时更乐意贷款或接受父母帮助。韩国MBC电视台5月19日的一则报道称，该台针对1000对夫妇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认为包括婚房在内的结婚花费给婚后生活带来债务负担。韩国社会最近出现一个新词——“五抛一代”，指的是那些因为生活艰辛放弃恋爱、结婚、生育、人际关系和购房的年轻人。

　　韩国人在婚宴规模、新房大小等问题上很爱攀比。韩国《朝鲜日报》去年底的一项调查显示，62.8%的韩国人仍认为“婚房应由男方准备”，50.9%的人认为“婚礼如果只有亲戚和好友参加会很寒酸”。总体上，韩国丈母娘在子女婚姻上发言权比较大，具体结婚事宜往往由双方女性家长商谈完成，因此未婚男性对未来的丈母娘都是恭敬有加。有意思的是，最新民调显示，“丈母娘刚需”现象已引起部分韩国人的反感。韩国婚恋公司“全盛期”5月18日公布的针对1000名50岁以上成人的民调结果显示，93.6%的人对“结婚应由男方准备住房、女方筹备婚礼”的传统观念持否定态度。其中超过六成受访者认为，“应不分男女共同负担住房”，认为“男方当然应准备婚房”的仅有6.4%。

　　不断加速的“高龄少子化”问题被日本各界看成“国难”，为此，鼓励民众结婚生子已经成为日本政府考虑的头等大事。当然，结婚、生子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不可小视。日本Rikuruto研究所发布的“全国结婚情况报告”显示，2012年日本每对新人结婚花费约合18万元人民币，给相关产业创造49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如果每对新人都生育小孩，将为日本经济做出重大贡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家计调查”显示，2013年，拥有15岁以下孩子的日本家庭每个月每个孩子的平均花费约为6800元人民币。相对来说，在东亚国家中，日本是最不受“丈母娘刚需”影响的国家。在日本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多是“婆婆”闪亮登场，与媳妇演绎各种恩怨情仇，基本见不到丈母娘的影子。这是因为“照顾好丈夫及自己的家庭”是日本社会对已婚女性这一角色的传统定位。对于女儿的婚姻与家庭，她们只是“关心的旁观者”。在东京某电信公司工作的藤田夫妇是《环球时报》驻日记者的朋友。结婚前，两人各自租住单人公寓，婚后开始合租一套两居室，租金比以前各自租房时还省下1万日元(约合510元人民币)。结婚时，藤田的父母给了他们一些礼金，女方父母觉得不能丢面子，也给了相同数目的礼金。结婚后，藤田的母亲偶尔会在节假日来看看儿媳妇，可是他的丈母娘基本不会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也明确表示不会帮他们带小孩。

　　据《环球时报》驻蒙古国记者观察，在蒙古，尽管女人当家说了算，但子女结婚有房或无房都没关系，关键是小两口感情要好，因此年轻人购买婚房的情况不是很多。按照传统结婚习俗，男方应提供蒙古包，女方提供家具。从蒙古国统计委员会发布的一项数据看，蒙古家庭月平均收入约3084元人民币，但家庭月支出基本上也是这个数，说明蒙古人喜欢超前消费，很少储蓄。在乌兰巴托，举办一场稍好些的婚礼约花6.5万元人民币。如买房，一平方米约在7000元至1.5万元之间，这样的高房价碰上低收入和“月光族”，使许多年轻人不得不住在父母家里。在牧区，年轻人结婚时买个蒙古包约花1万元人民币，还包括家具在内。

　　欧美婚姻走向“门当户对”

　　据德国《焦点》周刊5月18日报道，西方一直被认为是婚姻平等的模范，但针对美德两国的一项调查显示，欧美人婚姻越来越走向“门当户对”，比如医生只找医生，男医生不会像过去那样娶女护士，女性也不会嫁给地位比自己低的男性。有社会学家担心，门当户对会让社会差距越来越大，加深社会的不平等。

　　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的统计显示，德国去年约有38万对新人步入婚姻殿堂，男性平均结婚年龄37.5岁，女性34.4岁。婚礼在德国被称为“人生中最大的一场秀”。据德国《焦点》周刊报道，德国人结婚买新车和婚房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费用多由男方家庭支持一部分，剩余部分由新人向银行贷款。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经济学者斯特凡·海舍勒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结婚带来的消费约占德国经济的0.2%到0.5%，而且德国也开始出现‘丈母娘刚需’了，特别是在跨国婚姻中。”海舍勒尔认为，“丈母娘刚需”在中国尤为突出，也与中国女性地位提高、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因素有关，尽管对中国经济有拉动作用，但“这种经济和社会现象并不理性，也给婚姻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