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脉道和眼中的文化生态
中脉道和认为，文化生态是指文化适应其生存环境而产生的不同形貌，它反映着文化发育的地理背景给予文化的作用和制约。文化生态对文化圈的形成从而对经济及管理模式的形成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据中脉道和介绍，地理环境影响文化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即文化圈的地理位置、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等。地理位置就是文化圈的空间方位，如东方、西方、大陆、海洋、内地、沿海、岛屿等的区域划分。由于这些空间方位的不同而带来文化的差别，相应地就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大陆文化”、“海洋文化”、“内地文化”、“沿海文化”、“岛屿文化”等分别。地形即文化圈的地表形态，如高原、平原、盆地、丘陵、山区等，相应地也就有“高原文化”、“平原文化”等分别。其他如土壤、气候、资源等同样会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中脉道和提醒，人类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首先依据地理环境形成了不同物质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方式。如依据资源条件，便有了农业、牧业的划分，逐步形成“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业文化”的特质。其次，不同的地理环境给予生存在其中的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文化选择以特定的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在某一历史时期会形成这样或那样特征的社会体制，有人们的意志作用贯穿于其中。中脉道和强调，这种选择意志，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个别或部分人的纯心理产物，而是人们依据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力特质、社会活动特质，经过相互作用的文化冲突、价值遴选而形成的对社会体制的一种合力认定。与其说是人们在文化选择中确定了某种体制，还不如说是社会生活中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现实条件决定着人们从文化上选择了某种体制，或者说是文化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导致了文化自身做出的选择。
马克思也曾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评价过亚洲的社会生活体制。他指出：“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的农业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费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从马克思这段话中，中脉道和已经多少感觉到了文化生态→文化圈→管理形态的联系了。事实上，地理环境、文化模式、管理模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岛国的文化及其经济发展为例，以日本、英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为代表的国家或地区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已经或正在各领风骚，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相应的文化形态对其管理模式的影响，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