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
张岂之，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素质教育研究。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等，自著有《顾炎武》、《中华人文精神》等。
《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用白话文解释，即人们所走的道路，直达的大路叫作“道”。《现代汉语词典》：道作名词时，指道路；方向，方法，道理。（乐群）
“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本意是道路，引申为自然法则，称为“天道”，而“人道”则是关于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即社会和人的价值标准。“天道”和“人道”相互关系的研讨，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周易·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关于季节、时令变化的学问，使人们能适时地进行农耕活动；“人文”则是“文明”的同义语，含人的道德情操和社会制度。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一个焦点就是：如何理解“天道”与“人道”。
老子（李耳）春秋末期人，做过东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史官，他在《道德经》中阐述了独特的“天道”与“人道”论。
《道德经》赞扬“天道”，认为“道”演化为万物，没有神力，自然而然。“天道”不争、不言、不骄，没有制物之心，它像无形的巨网那样广大无边，将世界上的一切都囊括在其中。与此不同，“人道”自私、偏狭、不公，“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第77章》）。为克服这种社会弊病，老子倡导“人道”效法“天道”。
治国者要有“柔弱”、“无为”的品格：淳朴，谦卑，像水一样与百姓在一起；圣人“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49章》）。这样经过“天道”改造过的“人道”，达到“道法自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道德经》关于“天道”与“人道”的论述，展示出中华古代辩证思维的绚丽画卷，充满智慧和洞察力。不过，《道德经》用自然“天道”否定“人道”，在理论上也有其偏颇的一面。
孔子关于“人道”的理论
这里只谈孔子“人道”论，至于儒家《易传》和荀子关于“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的论述从略。
儒学的开创者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显然，在孔子看来，“道”指人的理想和高尚道德情操，是人成为“君子”的必备条件。孔子还说，当“道”与个人的生命冲突时，志士仁人应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生命，以维护“道”的尊严。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思是：人有认识能力，有道德自觉，有使命感，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依据孔子的解释，这种使命感建立在对百姓的关怀上。这被后世称为“民本论”。子路问孔子：“愿闻子之志。”孔子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又把能够广泛地有利于百姓而解除他们患难的行为称为“圣”。在他看来，即或是尧、舜也没有完全做到。战国中期，孔子的民本论为孟子继承、发展，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百姓最重要，社稷（土神和谷神，象征国家）次之，君主又其次。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这500年左右，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剧变的历史阶段，是从血缘宗法社会向统一的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开创了学术思想“百家争鸣”局面，各家各派都有关于什么是“天道”、“人道”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特别是儒家，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针对佛教的“佛统”论，韩愈在《原道》一文中阐述儒学的传承谱系：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又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自信他有责任接续这个传承谱系，称之为“道统”。
韩愈“道统”论阐述了儒学的“先圣明君”既是治国理政的典范，又是正宗思想的传承者，宣传“君”和“师”的统一，体现“内圣外王”的融合。韩愈借此说明：中华人士应尊奉儒学而非其他。
韩愈在理论上还有一大贡献，就是为士子们学习研究儒学指出了言行统一的道路，他推崇《礼记》中的《大学》，认为其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人立志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一脉相承，有序可循。
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作出了很大贡献。所谓“古文”，指先秦两汉时的散文，文体自由，表述清晰。魏晋以降，在汉代赋体的基础上形成的骈文，讲究对偶、声律、典故和词藻，华而不实。针对此，韩愈倡导“文以载道”，力主进行文体改革，用古文来振兴儒学，弘扬道统。韩愈的文章观点鲜明，说理透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在中唐时期，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刘禹锡等，以及韩愈的学生李翱都是古文运动的推动者。
儒、释、道融合的历史文化意义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于是提出了儒、释、道融合问题。这取决于儒学这一主流文化是否能与时俱进，并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以充实自身；还要看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是否能实现中土化、世俗化。唐朝时，长安佛教寺院很多，形成了不少佛学宗派，称之为“中国佛学”。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所创立的唯识宗（因他们长住长安慈恩寺，又称慈恩宗），其论说来自印度，中土化不足，只流行了40年即告衰落，这与中土化、世俗化比较充分、以六祖慧能为代表的禅宗远远不能相比。禅宗认为，“心”是最根本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去做。
北宋时期儒、释、道融合趋于成熟，理学成为儒学的新形态。理学中的关中学派开创者张载（1020-1077年）在凤翔府（今陕西省眉县横渠镇）授徒讲学，提出儒者应有文化的担当精神，这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我们重温张载的上述名言，仍然感受到强大的精神鼓励。
中华民族历来重道崇德，这是优良传统。“道”与“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内涵，但也有共性，由此反映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重视历史文化研究，推进文以载道、文以化人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说：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比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中所凝结的先人智慧，对今天治国理政有不少启示。他指出：发掘和利用工作做好，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做到以文化人、以史资政。
西汉时大史学家司马迁是今陕西韩城人，他撰写的《史记》创立了“本纪”、“列传”、“表”、“书”的史学体例，从五帝之首的黄帝开始叙述中华历史，为后来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奠定了坚实基础。《史记》论述治国理政者要有深厚的道德素养，又有治国理政的才干。还认为，西周时制礼作乐的周公和西汉时的萧何就是这样的政治家。司马迁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他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停留日久，进行考察体验，在《史记》中写了《孔子世家》，将孔子定位于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至圣”，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书》的作者班固，今陕西扶风人，他撰写的《汉书》扩大了史学范围，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中外交往等都属于史学研究的范围。他把《史记·大宛列传》改写成《西域记》，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国家的历史，以及汉朝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历史，这对我们今天理解陆上丝绸之路有很大帮助。
两千多年前，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个论点并未过时，至今仍然有现实的教化意义。
（作者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清明黄帝文化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15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