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壁垒拖累京津冀协同发展“三界碑”居民生活苦乐不均
云雾攒动、光影交错，海拔800多米山顶的长城烽火台旧址之上，一座高约1米的正三棱体界碑静静地伫立着。碑体三个立面分别刻着“北京”、“天津”、“河北”以及共同的“111213 I、国务院、1996年”字样。在此接壤的是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天津市蓟县下营镇、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作为京津冀三省市的交界之处，这座界碑被当地居民形象地称为“三界碑”。对于游客来说，三界碑是一个景点，但对于生活在三界碑下的三省市居民而言，他们的生活却被碑座上的鹅卵石及其延长线划分得形同天壤。
“我们爱长城也怨长城，同处一个山沟，以长城为界，我们的生活和北京差别太大了。”在采访中，两道长城之间夹着的河北省陡子峪乡多位居民对记者如是说。天津下营镇的居民也表示，他们的生活虽比河北强，但也与山那边的北京人“不可同日而语”。
长城两边差别大
“有人问我兼了这么多职，能挣不少钱吧，我告诉他们，我挣年薪，3000多块钱。”蔡金莲说着笑了起来，又叹了口气道：“太少了”。虽然住在一个只有几间平房的小院子里，但身兼四个职务的蔡金莲的家境在沥水沟村已算是中等偏上，除了每月318元的固定工资，去年种的核桃卖了700元，栗子卖了200元，家里收入的大头是靠今年48岁的老公张永付在北京打零工所得，大概一年2万元。
兴隆县陡子峪乡是三界碑下河北省的地界，也是河北省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下辖7个村，共7000多口人，沥水沟村在当地算得上相对富裕。今年47岁的蔡金莲从小在沥水沟村长大，现兼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村妇女主任以及村会计。
蔡金莲和丈夫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已在北京成家，打工能够养活自己，女儿在河北三河市上高中，一星期吃喝用得200元，学费一年2000多，一年需要1万元。“所以现在我周六日还去北京的农家院打工，在后厨配菜。周一到周五不敢走，怕村里有事。”蔡金莲说，“孩子还没长大，不打工怎么办？”
“去北京打工”在沥水沟村是一种时尚，但与一般印象中的长途跋涉奔赴京城不同，沥水沟村的人只要沿着村边的主干道一直往南走不到1公里就来到了北京平谷将军关村。今年50岁的蔡金荣是将军关村的妇女主任助理、计划生育协调员，她还有一个身份——蔡金莲的四姐，作为亲姐妹，嫁到北京的蔡金荣与妹妹的生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蔡金荣家住在将军关村二期别墅内，而驱车进村时，记者看到村里北部的三期别墅也已落成，整个村庄显得整齐而又大气。蔡金荣的爱人张立中是村里的水电工，他告诉记者，2011年，他们搬进来别墅，当时用老房子抵了10万元，自己掏了20万元。别墅共上下两层，214平方米，还带一个挺大的院子。
张立中说，去年核桃栗子一共卖了1000多元，自己作为村里水电工，工资一个月1900多元，蔡金荣工资虽然不高，但每年都有免费的妇女体检，全家共5口人，儿子还在北京市里上班，每年都能结余不少钱。
“现在村里面农家院兴盛，很多村民都富了起来，一年甚至能挣几十万。”张立中说。听着四姐夫说着家里的境况，蔡金莲说：“我们姐妹几个有时候开玩笑说，当年咋不像老四一样嫁个将军关的人呢？”
陡子峪乡党委书记司海涛告诉记者，自己每月工资2700多元，而北京平谷同样的科级干部每月工资为4000多元，大家干的活差不多甚至河北这边基层工作更难做一些，生活用品价格更高一些，可收入的差距就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他说，2013年，全乡人均年收入4400多元，实际上前干涧、水塔、龙门三个村人均收入也就1900多元。
乡长贾国告诉记者，陡子峪乡有4个村在乡政府附近，而去水厂、龙门和前干涧三个村则需要走很长的盘山路，水厂、龙门两个村连电话区号都和北京一样，但村民生活很苦，他们都骂长城，同在一个大沟，长城两边差别太大了。
三界碑下有两个村庄挨着，都叫前干涧，一个属于陡子峪乡，而另一个则属于天津下营镇。记者一行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天津的前干涧村，又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前干涧村委会主任张雪松告诉记者，全村共162户，500口人，2013年实际人均收入也就6000到7000元，28户农家院，其余130多户都主要靠务农打工。
据他介绍，天津村干部工资标准为每人每年9000元，但每村标准为4人。“有时忙不过来还需要雇会计什么的，工资都从总账里走，我去年拿到手共6300元。”他说，农家院在村里不断兴起，规模好的一年能挣20万左右，差点的一年几万元。
虽然与河北省相比，天津前干涧的村民收入相对较高，但从三地农村职业护林员的收入看，京津冀三地居民的确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北京将军关村有山场护林员、防火员几十个，每人每年能拿五六千元；天津前干涧村有4个护林员，夏季防汛一个月200多元，冬季防火一个月1000元，一年四五千元；河北沥水沟村护林员只有1个，年薪不到4000元。
虹吸效应下资源流向北京
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如果以150公里的直线距离计算，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
三界碑坐落在古长城的烽火台之上，虽然古代在此修筑长城是为了巩固边防，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三界碑附近并没有行政区划而是同属一家。在1928年前的清朝及民国年间，现今北京郊县、河北、天津等地同属于“直隶”，即便后来分成河北省及天津、北京两个直辖市之后，三界碑附近的平谷、蓟县也都曾隶属河北省。1958年，河北省所属怀柔、密云、平谷、延庆4县划入北京市；1973年，河北省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5个县划归天津。从那以后，平谷、蓟县、承德才分属于三个不同省市，在不同马力的发展引擎带动下，三界碑附近的三地居民生活逐渐进入三个不同的世界，与生活差距拉大相伴的是“京津冀一体化”一轮又一轮的推进。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包括北京、保定、张家口等地的环京津经济协作区和囊括京、津、冀、晋、内蒙古五省市（区）的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相继成立；1982年的《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首次提出了“首都圈”的概念；1986年，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成立；90年代以来，冀京、冀津之间高层次互访不断，就全面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达成共识；2000年至2002年，著名城乡规划专家吴良镛教授领衔，百位科学家共同完成了“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课题；2004年，国家发改委召开了首次京津冀规划座谈会，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规划以5年（2006－2010）为基本规划期，纳入京津冀三地“十一五”规划中。
吴良镛2000年在《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一期报告中，将京津冀描绘成是“发达的中心城市，落后的腹地”。从“首都圈”、“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到“京津冀都市圈”，“京津冀一体化”虽然在规划层面不断推进，甚至进入博鳌等各种高端论坛，但这一状态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扩大的趋势。
目前，河北省与北京和天津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根据公开数据计算，2005年河北省GDP占京津冀比重约为50％，而2013年，这一比重仅为约45％。宏观层面的距离在百姓生活中同样明显。听了十多年“京津冀一体化”的蔡金莲一脸疑惑地对记者说：“我就不明白，既然一体化，差距为何这么大？”
以最简单的用水为例，贾国告诉记者，三界碑附近地下为页岩结构，存不住水，如果打井对技术和深度要求都很高，成本也高。“河北省打井每个人头只补贴300元，根本不够打井，前干涧村民还只能把房檐接水弄到水窖里，沉淀后饮用。”贾国说，天津的前干涧补贴高，所以能打出水来。
天津前干涧村主任张雪松告诉记者，村里的吃水目前不成问题，但全村只有一口井，把地下280米的深水打上来用水窖存起来，然后用自来水管通到每户。张雪松和贾国都谈到一件有意思的事，虽然两个村名都叫前干涧，但由于天津有水、河北没水，为了加以区别，天津方面正在申请将他们的村子改名为“前甘涧”。
据贾国介绍，陡子峪全乡现在有2600多户人家使用2800多个水窖，像前干涧村那样吃雨水的是少数，大部分人的水窖里存的是山泉水。90年代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小孩不小心掉下水窖淹死了，但由于缺水，村民捞上孩子尸体后只能继续饮用那个窖里的水。
现在，在沥水沟等地质结构情况稍好的村子，不少村民像蔡金莲一样，自费10000多元在自家院子里打口井，但由于距厕所太近等问题，水质也难以保证，蔡金莲她们非常希望能够喝上统一供应的自来水。
而在隔壁的北京将军关村，蔡金莲的四姐夫张立中告诉记者，村里通上自来水已有20多年，水质非常好。
“地下水有限，河北打不上来自然就被北京和天津使用了”，兴隆县委宣传部李呈祥说，“流走的不仅仅是水资源，当年亚洲开发银行来调查‘环首都贫困带’，我介绍情况时就说过，与六七十年代知青上山下乡相反，现在北京对周边造成了虹吸效应，很多优秀的教师和医生都因为待遇差异太大去了北京，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作为人才被引进平谷后，工资翻了一倍。”
行政壁垒加剧分化
连接将军关村和沥水沟村的是一条南北向的公路，在分界处一块蓝色的路标一面写着北京界，一面写着河北界。沥水沟村在外上学的孩子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坐车回家时不用看车窗外，一颠簸就知道回河北了”。的确，站在界牌向河北境内看去，柏油马路与水泥砖块拼接的路路况差距明显。
“从将军关村过来，人家的路是北京市的市级路，相当于我们的省道，而我们的路是县道，现在我们希望把这条县道升级成省道，但这得向省里面申请项目资金。”司海涛说，北京与河北公路对接都存在这个问题，不对接，从北京密云到河北六道河的连乡公路修了八年都没修通。
采访中，基层干部表示，平谷、密云路好，可以搞“农家乐”，路通不到河北，河北就没法搞旅游。司海涛说：“实际上我们全乡森林覆盖率70％，负氧离子含量比北京天津很多地方都好。”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河北与京津对接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共存在“断头路”里程达2300公里。司海涛等河北省的干部接受采访时表示，“断头路”不是工程上的问题，前几年有领导人从北京来河北参加教师节，两省之间的路一夜之间就铺好了，但几天就压坏了，因为只是薄薄铺了一层柏油，“修不好都是人为造成的。”
司海涛还告诉记者，兴隆县在泃河上游，这条河汇入天津杨庄水库，在下游是北京金海湖，前几年天津曾在上游杨庄水库卡水，使得下游北京金海湖不得不从天津买水。“有时候我想，我们泃河上游是不是也应该卡一下水，收点钱？但是我们管不了，因为整个流域都归天津的海河管理委员会管，我们没有这个权限。”司海涛苦笑着说。
京津冀三地只看自家一亩三分地无序竞争的例子还有很多，而种种行政壁垒看似保护了各自的利益，但事实上受害的还是老百姓。以通信为例，三界碑附近三地信号存在交叉覆盖的情况，居民经常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漫游状态。
“我经常从村委会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都得加拨区号，有时候想不明白，跨省交界处统一不收漫游费技术上有那么困难吗？”蔡金莲说。
据贾国介绍，关于电话通信，陡子峪乡还有个有趣的事，乡政府附近四个村用的区号是0314，水厂、龙门两个村用010，而前干涧村用022，“一个乡用三个不同省市的区号，在全国可能也是独一无二的了，乡里联系那三个村都得打长途。”贾国说。
医疗、养老、教育等政策方面的差异更让三地居民的生活拉开档次。张立中告诉记者，北京将军关村6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有养老金350元，到了90岁以上，每个月还会增加高龄补贴100元。而1公里外河北沥水沟村的情况则相去甚远，蔡金莲说，他们村6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养老金55元，90岁以上高龄补贴每年600元。三界碑另一侧，据张雪松介绍，天津前干涧村60岁以上老人每月养老金80元，70岁以上每月养老金90元，80岁及以上每月100元。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北京将军关村90岁老人一年可得补贴共5400元，而河北沥水沟村90岁老人一年仅得1260元。“都是中国人，稍差点可以，这个差距也太大了，我虽然是北京的，也觉得这样不太公平。”张立中说。
而说起教育，沥水沟村党支部副书记高海峰感叹道，“我们村一个孩子今年高考考了625分，只能上一个普通重点大学，但如果是北京的学生，这个分数什么学校都能上，都是中国的孩子，境遇怎么能比邻村的孩子差这么多？”高海峰说，“我们也不希望和北京市一样，只是希望差距别太大。”
汇聚能量协同发展
站在三界碑往河北方向看去，一条盘山公路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司海涛告诉记者，那条是从龙门村通到前干涧村的公路，现在从陡子峪乡政府去前干涧村得先穿过北京金海湖镇，再取道天津下营镇，然后才能到，“有了这条路就不用绕天津了”。交通一体化先行的京津冀新一轮合作大戏刚刚启幕。
经历了三地差异的日趋拉大和多轮朝向“京津冀一体化”的推动后，京津冀协同发展在2014年2月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中央领导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包括着力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等7点要求。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说，以前三地合作正式使用的以及现在民间所说的“一体化”一词更多是经济学概念，而这次国家战略使用的词是“协同发展”，这是个管理学名词，相比“一体化”，“协同”一词更强调“协而不同”，充分考虑了三地存在的差异，强调三地的错位发展。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三地的定位和职能分工日趋明确，北京建设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对外交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打造北方经济中心、国际港口城市和生态城市；河北省则在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以保定、廊坊为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与京津形成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区；将石家庄建成京津冀城市群南部副中心城市，唐山建成东北部副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张家口、承德的生态优势和秦皇岛的滨海资源优势，等等，各个设区市都有明确的城市定位和规划。
单打独斗、无序竞争几十年，京津冀在各自为战中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矛盾、差异凸显。此番，在中央的感召之下，三地终于回归向心运动。矗立于山顶的三界碑，除了划分三省市之外，它更是三地能量汇聚于一点的标志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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