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国柱老人与国宝《羯摩经》
侯国柱捐献的敦煌经卷
“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这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写给慈禧太后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的“佛洞”就是著名的敦煌藏经洞。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使得世界人文学科领域兴起了一门专门以藏经洞出土文献和莫高窟石窟内容及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显学———敦煌学。”也恰恰因为这样，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成了学者和古董商们苦心追寻的对象。我省博物馆珍藏的敦煌藏经洞《羯摩经》手抄本经卷，不仅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国宝，而且它曲折离奇的身世，更诠释了一位青海老人的爱国情怀。
敦煌经卷现身西宁
年逾古稀的青海省人民政府参事、学者谢佐先生依旧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侯国柱老人时的情景。那是1982年的春天，侯国柱老人敲开了谢佐办公室的门。
“那是一位身材魁梧，精神矍铄的老人，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见到我后，他打开了随身携带的一只人造革皮包，皮包里放着一卷经卷，展开经卷的刹那，我惊呆了。”谢佐说,“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敦煌经卷呀！”
收藏背后的故事
“经卷有十几米长，它质地坚韧，字迹秀丽，一看就是上了年头的东西。”谢佐回忆说。
经卷名为《羯摩经》，这是一部有关佛教戒律和忏悔内容的经典。
“尤其是经卷的用纸，是被学者们俗称为染黄纸的宫廷用纸，这一切都说明经卷来历不凡。”谢佐说。
一年后，在专家的帮助下，谢佐对这卷《羯摩经》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卷《羯摩经》系隋或唐初写就，它是用34张宽25.2厘米至26.6厘米，长49.3厘米至49.5厘米的染黄纸相互连缀而成，全长17米，共16790字，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看到经卷后，谢佐连忙搀扶着侯国柱老人，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一段尘封的往事随着老人的讲述，徐徐展开。
没过多久，侯国柱就被调到西藏工作。因为受到西藏亲英反动势力的排挤，1949年7月，侯国柱转道印度返回内地。
在印度加尔各答，侯国柱下榻在一对中国夫妇经营的旅馆中。
侯国柱告诉谢佐，那家旅馆的男主人名叫王春生，是一个浪迹印度多年的湖北人。有一天，王春生告诉侯国柱，有个从香港来的中国人，想把随身携带的敦煌经卷卖给英国人。侯国柱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他想，敦煌经卷是国宝，怎么能流落到国外？他急忙叫王春生去找那个带经卷的香港人。
经卷的主人叫王仁，因为急于用钱，见到侯国柱后十分客气。经王春生斡旋，王仁终于答应以5000美金卖给侯国柱。
为了稳妥起见，侯国柱没有立刻付钱，而是携带经卷找到了当地的一位华侨。那位华侨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他看到侯国柱携带的经卷后，肯定地说：“这就是敦煌经卷。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着好多这样的经卷，我是亲眼见过的。外国人把这经卷称为东方明珠。”侯国柱放心了，回到旅店后，他迅速给王仁付了钱。为酬谢王春生，侯国柱还将随身携带的两条西藏江孜毛毯和一台美式收音机送给了他。
谢佐先生为国宝查阅相关资料
经卷终被验明真身
侯国柱老人的祖籍是青海乐都。
侯国柱老人说，抗战时，蒋介石将陕、甘、新、宁、青等地划为第八战区，第八战区的司令部就设在兰州五泉山，那时的侯国柱就在第八战区调查室工作。
有一次，我国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从敦煌写生返回四川的途中，在兰州小住，热爱文艺的侯国柱便通过小学同学、我省画家郭世清的介绍，和张大千有了一面之缘。
张大千健谈，当天中午，在为他接风的酒席上，张大千兴致勃勃地与两位年轻人攀谈起来，不知怎的，他话锋一转，就谈到了敦煌壁画和经卷。
张大千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经卷大多被英、法、美、俄等国窃去，我国现在留存不多，那些都是国宝呀。张大千的感慨给侯国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久后，造物之神便给了侯国柱一个目睹敦煌经卷的机会。
这年夏天，侯国柱得到情报，有个国民党大员从敦煌搜集了一些经卷，准备走私出境，侯国柱就将那个国民党大员扣了下来，在那人随身携带的《辞源》中，侯国柱搜出了几张敦煌经卷。那是侯国柱第一次见到敦煌经卷，虽然只是匆匆一瞥，可是敦煌经卷散发出的古旧沧桑的气息，还是一下子吸引了他。
令侯国柱没想到的是，另一段与敦煌经卷相关的奇缘，正在不远处等着他。
回国后，侯国柱的心里一直惦念着一件事，就是找个合适的机会，将敦煌经卷捐献给国家，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侯国柱一直没能如愿。
上世纪80年代，侯国柱无意间看到《兰州报》上刊登着一篇题为《吃先人的饭，砸后人的锅》的文章，文章说甘肃某大队集体盗卖文物活动十分猖獗。作者在文章中激愤地写道：“如果长此以往，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明存在哪里？古老，拿啥证明？这不是揣起祖先的饭碗砸了后人的锅吗？”文章还呼吁有关方面对此予以重视。看过这篇文章后，侯国柱心有所动，联想起这几年社会的变化，他觉得捐献经卷的机会到了。
侯国柱很快就找到了谢佐的父亲。谢佐的父亲是侯国柱的同学，在老人的指引下，侯国柱又辗转找到了谢佐。年轻的谢佐被侯国柱老人的曲折身世和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了。
出于对谢佐的信任，那天离开的时候，侯国柱老人便将敦煌经卷留给了谢佐。谢佐深知敦煌经卷的价值，为了稳妥，他一直寻找机会，想找权威部门对敦煌经卷作出鉴定。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拿到敦煌经卷后，我一直没有声张。老伴也害怕敦煌经卷出现闪失，她拿塑料布将经卷裹了一层又一层，不是藏在面柜里，就是藏在床底下，一家人提心吊胆了一年多。”谢佐说。
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年春天，在一次会议上，谢佐结识了中央民委的一位领导，她将谢佐写的一封信，转呈给了国家文物局，并恳求有关部门能尽早为敦煌经卷作出鉴定。
谢佐的努力很快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回应，没过多久，敦煌艺术研究院的两位专家就从敦煌赶赴青海，为侯国柱收藏的敦煌经卷作了鉴定，被侯国柱收藏了三十多年的敦煌经卷终于被验明真身。
“专家们告诉我，侯老先生收藏的敦煌经卷，在抄写的过程中，没有避讳李世民的名字，同时使用的又是隋末唐初的宫廷用纸，所以专家很快就为敦煌经卷断了代。”谢佐说，“同时，敦煌经卷的一端还曾装有红柳枝做成的卷轴，这更为这卷《羯摩经》出自敦煌，提供了实物的证据。”
敦煌经卷价值连城
那么，侯国柱先生捐献的敦煌经卷的价值究竟有多大？
通过谢佐的引荐，我们拨通了著名学者、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柴剑虹的电话，他告诉我们，侯国柱先生捐献的敦煌经卷，就艺术特质而言品相完整，字迹工整，堪称一件难得的艺术佳作。其次，侯国柱捐献的这卷手抄本《羯摩经》，对研究佛教传入中国以及敦煌的历史变迁，意义重大。
“可以说，侯国柱捐献的敦煌经卷价值连城。”柴剑虹说。
侯国柱捐献的敦煌经卷，共书写着28行经文，每行17字至18字，但是卷首残缺二三百字，兰州大学历史系佛学讲师杜斗城告诉侯国柱，该经上卷现存于日本，被许多日本学者奉为拱璧。
“我曾经陪不少日本学者参观过这卷经卷，他们表示，品相如此完整的经卷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谢佐说。
谢佐回忆，1984年10月5日，有关部门在西宁宾馆召开了侯国柱先生捐献文物颁奖大会，参加会议的领导都是中国人。”这句话令谢佐记忆犹新，谢佐说，敦煌经卷虽然珍贵，可是比这更珍贵的是侯国柱老人的爱国情怀。高度赞扬了侯国柱的捐献义举，面对这样的褒奖，侯国柱老人十分坦然，他淡淡地说道：“这没有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这句话令谢佐记忆犹新，谢佐说，敦煌经卷虽然珍贵，可是比这更珍贵的是侯国柱老人的爱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