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建立“现代型熟人社会”

      深刻变化和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虽然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人情冷漠、相互猜忌与城市社会联系在一起，但是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使人们习惯了规则，讲起了法治。然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尤其在小城镇出现了某种变异——“村庄化”的熟人社会特征，有人把某某城市干脆就叫“某某大村”。这种看法当然不够严谨，但作为城市化进程的某种警示，还是很有意义的。

　　熟人社会有不同类别，不妨把熟人社会大略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两种。

　　传统型熟人社会的纽带复杂，其中既有宗法血统关系，又有宗教纽带，还有经济依附。村里的领袖不仅是族长，也是神权的代表，还披了道德的伪装，又掌控了别人的生存命脉。一般而论，这种熟人社会是可怕的。呼吸过城市或市场的自由空气的人，对这种社会会感到恐怖，避之唯恐不及。这种熟人社会类型，在眼下中国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一些山区村落。中国的有些知识界人士不去认真研究这类社会，一味强调保护文化的多元性，对这类熟人社会宠爱有加，实在远离了人本主义的底线。农民用自己的两条腿表达了自己的好恶。特别是女孩子一旦进城市务工，宁死也不会再回家乡；男孩子也自然会跟着去了。学者心中的多元文化，在他们心里没有地位。

　　如果基本结构不变化，这类熟人社会被放大为如“城关镇”一类的小城市，其实还是一个大村庄，传统熟人社会的弊端照样存在。这类小城市的最大弊端是沉重的人情负担；没有人情关系，办不成事情。在这里，宗法关系、官场网络与利益往来交织在一起，人们会用很大精力培育势力圈子，瓜分公共财政支撑的利益流。这些现象对于青年人追求发展的心理要求，无疑属于负面因素。这个可以被看做一些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后又再度返回的重要原因。

　　传统熟人社会成功转型的最根本条件，是实现物质利益关系与宗法关系或其变形之间的切割，将物质利益关系交由市场支配。

　　在经济发达的社会，只要是稍有规模的人口聚集点，哪怕是几万人的小城市，其劳动者必然纵深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一些数万人的小城市，往往由一两个大型企业支撑，或由类似大学这样的公共机构支撑；一些更小的聚集点，如村庄，也会存在，但同样具有专业化水准，或是度假旅游点，或是特种农产品集散地。在这样的居民点，熟人社会不再和基本经济利益直接关联，人们的超经济往来不会约束基本自由。至于专业农民，由于高度分散居住，传统村庄的那种综合性熟人圈子的压力自然荡然无存；他们的每一斤农产品都可能远销他处，近距离的交往圈不必与物质利益扭在一起。

　　就这样，在社会现代化以后，熟人社会本身也出现了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熟人社会有了相对清楚的边界，不再交织在一起，也不会让一个或几个领袖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无疑是一个社会进步。

　　熟人社会一旦与基本生存资料的分配切割开来，其维系会依靠其他几种基本要素，如家族关系、共同兴趣、同学关系以及邻里关系等，由此变得相对简单。固然熟人圈会成为个人在职场拼搏的资源，但熟人圈本身不会形成依附关系。在熟人圈内建立的信任关系，有可能移植到职场，会提高合作效率。

　　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熟人社会圈的转型，这个转型在理论界似乎没有引起重视，而我们认为，这个转型的成功与否，与社会稳定及其百姓的社会生活品质的提高有密切关系。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党国英  2014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