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双一：台湾文坛“人间派”思想创作初探

台湾文学“人间派”（亦称“左翼乡土文学”）萌发于20世纪60年代的《笔汇》、《文学季刊》，成型于70年代的《文季》、《夏潮》等，得名于80年代中、后期的《人间》杂志，至1998年出刊《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以来极具战斗性。全面梳理堪称真正“台湾文学精神”代表“人间派”的发展脉络，深入总结其思想成果和创作经验，对丰富中国文学宝库实为必要。

思想与创作：

“人间派”领军人物陈映真

左翼统派作家陈映真，是“人间派”当之无愧的旗帜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特定语境中，其出手不凡的早期创作呈现出“孤独的反抗”，对台湾文坛模仿西方、逃避现实、缺乏思考力和批判性的现代主义文学持检省和批判的态度。60年代中期后，他所撰写的《将军族》、《六月里的玫瑰》等小说，触及了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思潮中的许多敏感问题。1975年后，他投入乡土文学论战，并撰写了《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揭露西方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在台湾地区的新殖民主义行径。80年代初、中期，撰写的《山路》、《铃铛花》、《赵南栋》等小说，涉笔50年代台湾地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2000年前后创作的《归乡》、《夜雾》、《忠孝公园》等小说更以悲悯情怀呈现特定时代人物的复杂人生和人性。

无疑，陈映真站立于中国台湾最优秀小说家之列。他不仅具备小说创作才情，更拥有丰厚的思想。在他看来，缺乏思想视野而创作，是不可思议的。陈映真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思想上的敏锐批判性，这从他在台湾文坛创造的多个“第一”就可见一斑：1965年，“第一个”撰文明确批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脱离现实、盲目模仿西方的“亚流”性格和“思考上和知性上的贫弱症”；1968年，在《文学季刊》发表《日本军阀的阴魂未散——评〈日本最长的一日〉》，“第一个”揭示了战后日本篡改历史、掩盖战争罪责、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思想动向；1977年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第一个”将“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概念引入台湾文坛，对叶石涛的某些观点和概念中的暧昧含义发出疑问，警惕其中隐藏的分离主义倾向和苗头；1981年，在《苦闷的台湾文学》一文中，针对张良泽为了建构“台湾人”不同于“中国人”的独特性，并以所谓“三脚仔”精神解说整个台湾文学的谬论加以严厉驳斥，打响了台湾文坛正式批判“文化台独”思潮的“第一枪”……这种建立在对现实密切关注下的敏锐性，触动陈映真总能很快、甚至超前地感应台湾社会变动的现实脉搏，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端，道人之所未道，引领台湾社会话题，批判台湾地区出现的错误思想和倾向。这无疑是陈映真对台湾文学和台湾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人间派”的炼成：

陈映真的前辈、战友和后继者

当然，陈映真并非文坛“孤鸟”。从前辈作家杨逵、钟理和、姚一苇那里，陈映真吮吸了丰富的精神和艺术滋养。杨逵的抗日小说以“民族”和“阶级”双重视角书写台湾，而在台湾光复初期又汲取鲁迅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批判腐败官僚统治，写出《和平宣言》呼吁两岸文化人的率先团结，其精神品格、思想创作都成为陈映真效法的楷模。钟理和虽然仅是“素朴”的写实主义者，但其充满“美的愉悦”的台湾乡土作品，曾让甫入文坛的陈映真心仪不已，并对比出当时充斥文坛的“文界官僚”和“富有贵族阶级”文学之“丑”。姚一苇则在“寒冷、恐惧和令人窒息的苦闷”年代，以无法畅所欲言的方式，向陈映真传送着“谆谆然、蔼蔼然的安慰和鼓励”，被陈映真深情地称为“暗夜中的掌灯者”。

黄春明、白先勇、刘大任、唐文标等是与陈映真同时代作家，也是陈映真的文友乃至战友，有的大体上与陈映真志同道合，如黄春明、唐文标；有的与陈映真在文学观念上有所区别，却能“不同而和”，如白先勇；有的与陈映真关系曾有曲折起伏，后来却因共同的左翼理念而再度趋和，如刘大任。黄春明早期小说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稍后致力于描写社会转型时期的台湾乡土世界，70年代转向民族主义立场的反“新殖民”叙事，表达台湾人民由于美日新殖民主义入侵而经济受益、精神受虐的主题，80年代后则走向历史文化视角的乡土书写，其创作显示了与大陆现代乡土文学传统的密切关联。陈映真视“为谁而写”、“写什么”最重要，白先勇却将“怎么写”摆在首位，但文学观念上的差异并不影响这两位当代台湾最优秀小说家的相互尊重和肯定。“保钓”大将刘大任从早期的现代主义创作到“保钓”前后的思想左转，再到80年代的倾向“新自由主义”，新世纪以来则重新向左翼回旋，其思想曲折和文学发言均极具意义。唐文标早年热衷于现代诗创作，受“保钓运动”洗礼，70年代初对台湾现代派诗展开猛烈批评，成为“现代诗论战”的主角。上述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亦代表着当代台湾文学的厚重部分。

年轻一代的继起显示了“人间派”的生命力。文学评论家吕正惠借鉴卢卡契现实主义理论而将“现实主义”在台湾具体化。报导文学作家蓝博洲挖掘和书写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史，塑造怀抱理想，勇于为民众福祉奋斗、献身的左翼进步人士形象。农民诗人詹澈的诗艺从“叙情”到“感悟”的演变具有丰厚的中华文化传统底蕴；《人间》报导文学作家关晓荣、钟乔较好传承了始自杨逵的台湾左翼报导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经验；“台社”知识群体近年来通过阅读陈映真使西方“新左派”理论得以连接台湾地区的社会现实，从而推动左翼思潮上升。年轻世代的接续努力是台湾左翼乡土文学永葆其介入社会、介入现实能力的关键。

“人间派”与“台独”思潮的斗争

近些年来，“台独”言论泛滥于台湾高校讲台、传媒。“人间派”在台湾文坛毅然扛起“反台独”大旗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其中有几个大回合的斗争：一是有关“台湾民族论”和“本土化”问题的论争，包括以“第三世界文学论”对抗“台湾本土文学论”；批判“台湾民族”论，指出陈芳明等建构“台湾民族主义”以对抗“中华民族主义”的荒谬；以及1995年由陈昭瑛发起，得到陈映真、王晓波等支持，批判“独派”学者将“本土化”从以“中国”对抗“日本”、“西方”扭曲为以“台湾”对抗“中国”的异化行径。二是对于“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驳，针对张良泽、叶石涛等美化、正当化“皇民文学”的言说，陈映真、吕正惠、曾健民等纷纷撰文，揭示皇民文学“精神的荒废”本质，并指出其作为战后未经认真清理的日本殖民统治的精神遗毒，仍对当今产生影响。三是对陈芳明、藤井省三等的“台湾新文学史观”的深入批判，并鲜明地指出陈芳明的“战后再殖民”论，实际上是将战后中国政府合情、合理、合法收复台湾的行为，视为对台湾进行再殖民的“台独”史观的文学翻版。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人间派”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创作成果和经验，作为台湾文学最有价值的部分，以其审读台湾社会、文化、思想变迁的独特视角，涵纳于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洪流之中。经过对它的梳理和研究，不仅可以丰富中国文学的整体经验，还将延展整个中国文学的思想边界。“人间派”高举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旗帜，坚持革命理想，其创作成果和精神风骨，对于海峡两岸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具有教育意义。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台湾文学‘人间派’研究”负责人、厦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