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海：中国哲学的时代使命——从多元现代化的视角看

现代化是当今世界普遍的发展潮流。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基于自身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精神特质，中国哲学将在成就更为合理的现代化方面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多元现代化是时代发展要求

　　现代化始于16世纪的欧洲，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运动。西方现代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凝聚成现代性。现代化最直观的后果，就是使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在西方文化主导下的现代化运动也导致了人性异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贫富悬殊、核武器威胁等严重问题乃至危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进行了系统批判，一些西方有识之士也有明确认识与反思。运用多民族的智慧解决现代以来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即发展多元现代化，就成为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此背景下，包括不少西方人士在内的国际友人均把目光投向中国哲学，关注中国哲学在成就多元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哲学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进入“世界历史”时期，中国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吸收西方哲学优长，内在生命力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升华。在打通古今中西的基础上，中国哲学必将为克服西方现代化弊端、成就更为合理的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

　　以仁者情怀解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理性被绝对化为上帝的替代物。西方把自己视为理性的化身，而其他各种文化则被贴上迷信、原始、愚昧、落后的标签。由此，西方现代化以一种“消灭自己的敌人就是消灭上帝的敌人”的态度对待“他者”，把强制性力量当作处理自身与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别的社会、别的宗教关系的基础。这就难免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使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支配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项规则。它不仅加剧了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冲突与战争，而且迫使许多后起的现代化国家为了生存而走上以破坏环境和生态为代价的不良发展道路，使得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与对立。

　　在中国哲学中，情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儒家哲学的基本范畴，“仁”在本源上就是一种道德情感。在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中，“仁”居于首位。立足于同情怜悯与推己及人基础上的仁者情怀，成为中华文明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基本立场。由此，反求诸己、以德服人成为处理族群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此原则的主导下，中国哲学不仅不认为强大者有资格、有权利欺凌和压榨弱小者，而且要求强大者同情弱小者、帮助弱小者；不会无条件地认同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更不会认同“国强必霸、弱肉强食”。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没有对外侵略、穷兵黩武的文化基因。坚持以德服人，是中国哲学与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中虽历尽艰难曲折却“可大、可久”的重要原因。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哲学秉持“天下情怀”，主张以自己的德慧之行“表正万邦”，不仅做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而且能够“亲仁善邻”“卫弱禁暴”“以大事小”，以达到“协和万邦”、“合和万国”、“万国咸宁”、天下太平的理想境地。面向未来，如果人类需要继续提升自己的文明程度，就不能任凭“丛林法则”通行。这从一个侧面凸显了中国哲学在成就更为合理的现代化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以整体取向补救极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西方现代化的基石之一。由于其中包含原子主义的倾向，个人主义否认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从而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同时，个人主义泛滥使得人们沉溺于当下欲望的满足，走向无度的享乐主义，为西方社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有人甚至担心，个人主义的极端化会使西方社会面临解体的危险。

　　尽管个人主义的成熟形态是在现代西方才出现的，但其价值取向不仅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种下根芽，而且堪称西方哲学精神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哲学更强调整体取向，强调人与其他事物有内在联系的一面。在中国哲学看来，人就是在与天地宇宙的关系中得到定位的。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其最高使命是在“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想境界中，充分体现天地宇宙的生命精神。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哲学强调的不是人向自然的索取，而是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强调一种义务型的伦理规范。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就注重凸显个体权利，在现代更是把个人自由、个体权利放在价值取向的首要位置。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则在相互关系的链条中，强调一方对另一方应承担的义务，而非强调各方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所具有的各种权利。由此来看，中国哲学主张的是一种义务伦理，坚持的是以整体为本位的价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生发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整体取向的伦理规范，并不是存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古玩”，而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依然发挥着作用。立足于对被称为“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观察与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就曾提出，更为注重社会和团体而非将个人放在首位的东亚，可能在西方现代性之外展示了一种“非个人主义类型”的现代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个体本位和整体本位是人类社会两种基本的伦理规范类型。通过这两种伦理规范的良性互动，以舒缓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间的紧张与对立，并建立和谐而充满生机的新型社会关系、国际关系，显然对成就更为合理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大有用武之地。

　　以和谐追求扭转冲突对抗

　　与理性主义的绝对化相联系，西方现代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不断增强。这必然导致人类社会与其依存的生态环境之间以及人类社会内部族群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甚至爆发冲突对抗，危及人类社会甚至整个生态环境的存在和发展。

　　正如人们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中早就注意到的，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对包括人的身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普遍和谐的追求，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鲜明特质。在中国哲学看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宇宙并不因事物之间存在差异与矛盾就充满冲突对抗，而是趋向事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调节、相互成就的普遍和谐状态。追求这种普遍和谐，不是不承认现实的差异与矛盾，而是把现实的差异与矛盾看作事物通过自我调节而达到圆满、和谐的必要条件。人作为天地间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因而最为珍贵的存在者，其重要使命就是促成和谐、消除不和谐，以充分体现天道之“仁”。对包括人、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在内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太和”之境的追求，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理想。

　　面对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局部冲突对抗加剧的严峻形势，西方现代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必须得到进一步反思和矫正。在这方面，中国哲学以其对和谐与平衡的深入思考和不懈追求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从谨慎乐观主义的立场上看，如果和谐与平衡理念能为更多的国家和民族尤其是西方社会所认同与践行，人类社会的明天就可能变得更加美好。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