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经济之外日本有更大野心
日本的樱花
日本人的野心是由来已久的，没有一个战略家真正读懂了日本人的野心。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日本除了经济以外，还有更大野心。
据媒体报道，在亚洲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当中，日本最早、最果断地对西方的进击做出了反应。
日本是群岛国家，与亚洲大陆最近的距离也有大约100英里，所以它长期以来一直孤处一隅，孕育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和文化。它的民族和语言高度单一，它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日本人是神的后裔，结果日本人自觉与众不同的意识变为了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而这种意识也使日本能够非常灵活地调整政策以适应它认定的国家战略需要。
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从完全闭关锁国转变为广泛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最现代化的做法（向德国学习军事，向英国学习议会制度和海军事务）；从悍然企图建立帝国转变为奉行和平主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崛起为新型大国；从封建主义转变为类似西方专制主义的政体，继而接受了民主制度；从一个世界秩序转到另一个世界秩序（先是西方，然后是亚洲，最后是全球秩序）。
在此过程中，它自始至终坚信它的民族使命绝不会因采纳其他社会的技术和制度而淡化，而只会因对外部世界的成功适应而得到加强。
日本注重细节，在敏锐地分析了物质和心理力量均势后，开始加入以西方的主权、自由贸易、国际法、技术和军力这些概念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过它这样做是为了摆脱外国统治。
1868年，日本掌权派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他们宣布，达到此一目的的手法是掌握夷人的思想和技术，作为平等的成员加入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
自那以后，日本开始有计划、系统地修建铁路，建设现代工业、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现代军队。面对这些变化，日本靠文化和社会的独特性维持了其特质。
短短几十年内，日本的宏大变革就使它跃居世界强国之列。1886年，中国水手和长崎的警察发生了一场斗殴，中国当即派遣一艘德国制造的现代军舰驶往日本，强迫日本尽快解决争端。
到了19世纪90年代，日本通过大量建造军舰和加紧训练水兵占据了优势。日本和中国一直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这种角力在1894年爆发为战争——甲午战争，日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战后媾和的条件包括结束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结果导致了日本和俄国的竞争）和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做殖民地。
二战”惨败后，日本采用的办法与它对佩里准将的回应相类似，它依靠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表现出了顽强的韧性，而日本民族精神的基础就是日本特有的民族文化。
为重整国家，战后日本的领导人宣布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宣布坚持宪政民主的原则，并作为美国的盟友再次加入到国际体系中，尽管这次比较低调，重点显然是经济复苏，而非参与大战略的实施。
近70年来，日本这个新导向构成了亚洲稳定和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基石。日本战后的姿态经常被描述为一种新的和平主义，而实情却复杂得多。首先它反映出日本对美国统治地位的默认，以及对战略形势和日本生存及长期成功的必要条件的审慎评估。
他们请求美国继续在日本大量驻军，通过签署共同安全条约来保障自己的国防安全，借此来威慑潜在的敌国（包括在太平洋扩张势力的苏联）不要把日本当作其战略行动的目标。同时重点集中于大力促进经济发展上。
日本在法律上加入了发达国家的民主阵营，但它以国家的和平主义导向和世界大同的理想为由，置身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外。
这一巧妙的战略使日本经济在战后时期得以全面增长，只有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景象可与这一时期媲美。在被战火摧毁20年后，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很快，日本“奇迹”被说成是对美国经济龙头老大地位的潜在挑战，虽然在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间，日本经济走势开始趋缓。
2013年，安倍政府发表白皮书，提出要强化独立防卫力量，显示其亚洲战略正在变化。日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希望拥有自己的军队，并推行积极结盟政策。在又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日本想重新定义自己在全球秩序中的新角色，无疑会对亚洲产生重要影响。
日本在冷静地评估中、韩对其安全的影响。它将审视与美国盟国关系的得失，以及这一同盟关系为推动双方广泛的共同利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也将考虑美国从三场军事冲突中抽身退步的事实。是继续依赖与美国的盟国关系？适应中国的崛起？还是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
三个选项中日本最终会选哪一个，抑或会把三者相结合，取决于日本对全球力量均势的估计，而不是美国向它做出的形式上的保证，也取决于日本对事态发展的基本趋势的看法。
对日本而言，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方向依然充满变数，而日方选择的结果也将给亚洲和世界秩序带来一种新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