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月红：历史观、世界观决定学问观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做学问的一个根本问题。人类社会纷繁复杂而又有规律可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而又相互联系，人们的思想认识丰富多样而又彼此争鸣激荡。做学问，既指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规律性，又关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与兴衰成败，以至于个体人生，并具体到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社会现象与问题之中，因而形成综合性、专题性或交叉性的学科门类。

　　无论何种学科门类，都具有基础研究内涵和社会应用功能。我国近代学术大家蔡元培将“学术”分为“学”与“术”两个方面，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这一概念性阐释表明，做学问，不仅要探究学理，而且要加以应用。学理从何而来，应用到哪里去，是做学问者始终面对并需要认识和回答的。其中，学理有一个反映什么人的利益与意志，以及“对谁有利”的问题，应用则有一个为什么人服务和为谁所需所用的问题。二者归结到一点，就是做学问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做学问的根本立场、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模糊不清、游移不定，就会使做学问陷入混沌和迷茫；反之，如果意识性强、思想明确，则会激发做学问的动力，并使做学问有的放矢。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类社会。世界观则是人们对人类社会总的看法与根本观点。为什么人的问题，既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本质问题，又是世界观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世界观问题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总开关”，是认识和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思想源泉。从世界观问题上解决做学问为什么人的问题，有利于找寻做学问的思想认识根源，确定做学问的目的与方向，形成以世界观为基础的学问观。做学问者信奉和坚持的世界观不同，势必导致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不同，也势必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形成不同甚至迥异的学问观。

　　解决做学问为什么人的问题，存在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为大多数人；二是为少数人甚至为个人。这两种可能性，反映的不只是数量上的差别，而是对社会关系及其本质的认识不同，其根本点在于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处于什么地位的问题。是否正确解决了做学问为什么人的问题，不是抽象的，不是以主观意志强弱为判断标准的，而是以客观世界为依据，以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相统一为衡量尺度的，即做学问者对于做学问的态度、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是否正确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不仅如此，欲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必先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历史观是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具有基础性地位。历史观需要回答和揭示社会历史的客观基础和社会历史运动，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以及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必然性与偶然性、连续性与阶段性、主体与动力等问题。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学问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揭示并阐明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这是其他形形色色的历史观所不可能达到的科学境界。唯物史观为正确解决做学问为什么人的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

无论古今中外，做学问的本质区别在于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差异或对立。就史学来说，与以往的历史观不同的是，唯物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导致了中国史学划时代的发展，并为人民做学问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做学问，就要依靠社会、深入社会、服务社会。做学问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进行，并相应地受到这些社会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同时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在思想、方法与手段上发生变化甚至变革。做学问一刻也离不开社会并需要参与到社会中去。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做学问，就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研究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实践，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意志。相应地，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做学问，就要树立人民利益至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自觉为人民做学问。为人民做学问，需要把做什么样的学问和怎样做学问，统一到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思想意志和利益要求之中，做为了人民群众和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学问。

　　坚定理想信念，是为人民做学问的强大精神动力。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并在中国集中体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因此，它从根本意义上反映了人民意志、符合人民利益、适应人民要求。坚定这一理想信念，一方面要筑牢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要增强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并以此动员、组织和引导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

　　学术话语体系科学化、大众化，是为人民做学问的重要保障。为人民做学问，需要贴近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将学理用人民群众喜爱听、听得懂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传播出去。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在反思自己的文风中存在的“故作高深”问题时说：“我的文章作风，尤其是表现形式，是很特别的，特别到有时所谓‘孤芳自赏’的程度”，“以为大众化通俗化可以不由我来负担”。他指出：“这想法是错了的，主要错在脱离群众。”文风问题虽然是做学问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问题，但它实际反映的是做学问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问题。处理不好这一问题，同样会使做学问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当然也就不可能达到为人民做学问的目的。